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黄河法律文化及其时代价值研究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中国古人在黄河流域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创造出了灿烂的黄河法律文化。夏商西周时期作为中国王朝产生和发展的重要阶段,为中国黄河传统法律文化的形成与繁荣奠定了基本方向,成为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经久不衰的法律文化基石。此一时期在黄河治理和黄河利用的法律实践中,创建的以“宗族制度”为核心的组织形式和官职设置成为中华文明延续的政治基础,以“礼法合治”为原则的法律规则和制度安排成为中华文明存续的制度支撑,以“敬天保民”为取向的治水理念和用水思想成为中华文明赓续的文化底蕴。以史为鉴,研究中国夏商西周时期的黄河法律文化及其时代价值,能够为黄河文化融入新时代法治现代化建设提供创新路径,从而为新时代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提供法理支撑。

巫文化与夏初史事新解

夏初正处于巫文化盛行时期,人们的思维指向与行事方式必定受到巫文化的影响。然而古今学者研究夏初史事,极少关注到这个向度,这个盲区的存在势必影响我们对夏初史事的理解。自颛顼至周初,中国远古史上存在一段相当长的“君巫政治”模式时期,通天大巫为“帝”“王”获取天意,提供政治上的指导,同时也是“帝”“王”合法化的最大表征。不能得重黎—羲和氏族为大巫,就没有为“帝”、为“王”的资格。我们用这一视角观察后羿代夏、少康复国过程中的一些历史事件,会得出一些新的认识:羿“自鉏迁于穷石”,是为了接近羲和氏族,试图获得这个通天大巫的支持;“胤征”是羿寻求支持失败后对羲和氏族的报复性征伐;羿“以寒浞为相”实为以寒浞为大巫;羿“以嫦娥为妻”的性质与“以寒浞为相”是近似的,后羿在大巫不够“正宗”的情况下,娶嫦娥为妻,在巫文化思维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帝伃征王寿与得“九尾狐”在巫文化系统中是一种“王征”,是夏人再得“天命”的瑞兆。

中原文化视野下徐旭生学术路向的考察

徐旭生是中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他早年在处于中原文化腹地的郑州地区系统接受传统教育,青年时期留学法国选修哲学,归国后从事哲学研究和教学。他长期关注中国文化遗产境遇及参与保护、考察,最终确立了考古学、古史研究的学术方向。徐旭生由哲学到考古学的学术转型,是近代学人为应对社会变局而调整和发挥专业所长的典型之一。深层次地系统考察这一转型过程,则不难发现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原文化底蕴潜移默化的影响是重要的动因。

汉唐文脉下的“古代和田艺术模式”考析

大夏美术造型样式沿丝绸之路进入塔里木盆地后形成古代和田派艺术模式,这种艺术样式在尼雅、达玛沟、约特干等遗址中都有着生动的体现。丝绸之路使得汉唐文脉下的造型艺术体系得以确立,中原文化对西域的影响从视觉图式扩展至风俗礼仪的各个环节之中。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和田的布扎克彩棺,棺上面绘制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反映出西域与中原地区密切的文化交流。和田木雕在装饰范围、表现形式及雕刻技艺等方面都有了很大发展,镂雕、平雕等技法被广泛应用,作品中渗透了现实气息,造型上趋向真实,并在二维平面的基础上强化装饰风格,体现出鲜明的汉风风格。

基于中华文化共同体语境下的元代“双陆”考释

运用文献资料法,以元代“双陆”为考察对象,以呈现元代“双陆”历史原貌为目的,研究表明:元代“双陆”兴起于中华文化共同体形成的历史时期,是中华各族棋类文化相交、相融的结晶;元代“双陆”开展范围广、扎根社会程度深,既完整、规范地传承了“双陆”棋艺,也为明清“双陆”的可持续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元代“双陆”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对中国古代“双陆”的进一步发展作出了重要历史贡献。

试论二里头文化为夏文化的主要探索对象

在探寻中华早期文明的过程中,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所开创的广域王权国家的治理和运行模式,为后续绵延不绝的中华文明发展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特征显示了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发展高度,显示了夏王朝时期的文明样态,也奠定了此后中华文明的发展基调和发展高度。二里头文化作为中国早期青铜文明的重要代表,具有重要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价值,它是夏文化的主要探索对象。该文旨在通过梳理二里头文化的主要特征、社会组织、经济形态,以及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探讨其在中国古代文明发展中的独特地位和作用。

分立与整体:辽宋夏金时期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发展轨迹

辽宋夏金王朝是原唐朝统辖的民族在原唐疆域内建立的政权,各王朝统辖的各族人口中以汉人占多数。辽夏金王朝从国情出发,程度不同地继承中原王朝典章制度的同时,兼容了统治民族的传统制度和文化特点,体现了中国历史整体性的内在机制与发展轨迹。南北民族大迁徙使民族杂居状况更为普遍,客观上加速了民族融合,分布于内地与边疆、北族王朝与两宋王朝的同一民族内部割不断的亲缘关系,强化了古代中国社会底层的整体关系。各王朝统治者皆自称“正统”,将重建大一统王朝作为最高目标。儒家文化成为各王朝的主体文化,北族王朝积极吸纳汉文化精华发展本族文化,在客观上促进了不同民族在以儒学为主的整体文化层面上,实现了由浅入深的文化认同。

论《楚辞》神话对夏商神话的接受与重构

《楚辞》神话是镶嵌于楚文化苍穹中的一颗璀璨明星,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和价值取向,它不仅保存着楚人最初的民族记忆和文化特质,还呈现出南北文化同构相拟和彼此交融的特征。从《楚辞》中保存的具有神话学意义的六十余位神灵形象来看,这些神话故事大都取材于上古时期的黄河流域诸国,尤其是夏商时期广泛流传的神话传说或灵怪故事,为《楚辞》神话提供了最为原始的材料。从民族志视阈而言,楚地主流文化与夏商文化密不可分,楚文化创造性地保存了儒家思想洗礼前的夏商原始巫文化,《楚辞》神话所记录、书写或改造过的夏商神话传说,便以原始神话、活态神话以及变形神话等多种形式烙印于楚人的心灵深处,并在楚地巫风淫祀的浸润下进一步发扬光大。因此,《楚辞》神话接受并重构了夏商神话传说。

探析明代凤冠霞帔的等级制度与文化价值

明代的凤冠霞帔是社会地位和身份的象征,受礼法限制,佩戴时有严格规制。本文主要探讨明代时期凤冠霞帔的等级划分标准、不同等级间的差异以及该服饰在社会文化层面的重要文化价值,正确对明代服饰文化的理解,也为研究凤冠霞帔作为一种持久文化符号的现代价值提供新的观测角度。

隐然论道与史册昭垂:清儒陆世仪名位流变及从祀考

或承尊朱黜王等门户之见,清理学家陆陇其等对陆世仪人物及儒家义理观褒贬交杂。陆氏身故后,太仓州士绅尊其为乡贤,并陪祀书院,又经《思辨录》等刊著流播,全祖望、唐受祺作传宣弘,陆氏声名更为显扬。光绪元年(1875),应地方州奏疏题请,清廷准将其从祀孔庙,陆世仪以乡贤之身得以增祀,由一介地方生员跃居成为儒家主流。清末世乱时危,清廷多以理学名儒从祀,以延揽程朱学从众,而陆氏持论中允,治学驳杂,“不废陆王”,后得《国朝学案小识》为之构建理学道统谱系,塑其为清道统正宗。学术、政治互通纠葛中,陆世仪人物形象渐跃升为清国家正统,成为清廷权力与江南地域性力量共同构塑的孔门圣贤。

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文献综述——基于CNKI检索出的相关文献的分析与反思

通过对与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利用相关关键词的检索,在中国知网(CNKI)上共检索出171篇相关期刊文献并对其进行甄别与归纳工作。对文献所涉及到的不同学科进行分类归纳,并从文献的作者、来源以及相关机构等方面对文献前期的写作方向以及写作背景进行分析整理。在此基础上,通过对关键词出现频率的统计,以及相关文献中共词的提取分析,分别从价值阐释、传承体系、更新利用等方面分析“中轴线遗产保护”及“利用”的研究现状。并从历史文化发展、学科交叉研究、政策完善体系、人居环境改善等方面进行反思总结,以便为北京中轴线相关领域的后续发展提供更为详尽的资料总结。

夏年新证

夏年的确定对于研究我国国家与文明的起源和印证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具有重大学术意义 ,因而我国于 1 996年正式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 ,并提出建立夏年基本框架的构想。本文以此为出发点 ,借鉴以往研究成果 ,运用数学概率统计方法 ,对有关夏商周三代的文献记载及相关标本的碳十四年代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 ,并将所得结果与夏文化分期相参照 。

中国古代文明及其研究

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结合与融会是世界科学发展的趋势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这一趋势下产生的一个项目 ,旨在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来研究夏、商、西周的年代学问题。其目的有二 :一是做一个有现代科学根据的三代年表 ;二是为进一步用多学科相结合的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问题打下一个基础。现在 ,“夏商周断代工程”已经告一段落 ,下一步就要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问题。

海岱文化与中原文化

海岱文化（亦称东夷文化）在考古文化特征上与中原文化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它们之间有着频繁的交流。在古史传说中，传说所称出自东夷的顼──帝喾──帝舜一系实代表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主体，海岱文化是中原文化的基层文化。夏商周时期，东夷文化逐渐融入中原文化区的大范畴中，并丰富和充实了中原文化。

北宋西夏间贡赐交往中的开封与兴庆(银川)

北宋对外交往活动中，与西夏王朝维持着一种特殊的政治经济关系。双方官方的贡赐 交往，在宋都开封与夏都兴庆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两个城市之间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使夏文化 得以长足发展，同时也使朱文化广为传播。开封、兴庆之间的影响是相互的，而开封对兴庆的影响 则是主要的。

夏商周断代工程与古代文明研究

中国古代文明是人类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起源问题是整个的科学领域里的重大课题之一。中国古代文明不仅是独立起源的文明 ,而且是唯一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文明 ,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来研究。夏商周断代工程就是运用现代前沿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结合的方法 。

关于晓匣影喻演变的研究

《韵镜》的喉音包括晓匣影喻四个,其中喻母和匣母的演变最为复杂。其演变按时代可分先秦、两汉、魏晋、南北朝和晋、初唐一中唐、宋金、元明清等几个阶段。在历代各个阶段,众多学者对此做了大量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初“夏”观念与王族文化圈意识

西周初年文献中第一次出现"夏"名,夏名的来历至今不详,可能非夏王国本名,是夏以后的人以汉字拟音。周初称周邦为夏,是以夏为所有王国的荣誉性共名。此种共名用法,以周初形成的三代类同关系意识为基础。周初的宗教观,以公共性的神"天"取代殷人特殊主义的神"帝",也以三代王国类同意识为基础。周初产生公共性天神信仰的主因,是周人继承商代礼仪从而形成特别的商周关系意识,在此基础上形成三代王国类同意识,也即王族文化圈意识。周初的宗教信仰以王族文化圈意识为基础,这一事实可以支持夏为荣誉性共名的判断,也使我们把周初宗教观念变革放到华夏族群漫长演进过程之中考察,重新理解这一观念变革的思想史意义。

从华夏民族形成于中原论“何以中国”

中国文明的起源与"最早中国"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命题。所谓"中国文明的起源"或"中国国家的起源"探讨的是在现在的中国大地上,与现在的中国有渊源关系的"文明社会的起源"或"国家的起源"。所谓"最初的中国"探讨的是"中国"这个概念最初指的是什么,它如何出现的,它是如何演变为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等问题。通过考证,我们发现,"中国"这一概念最初的出现与"多元一体的复合制王朝国家结构"是密不可分的;《说文解字》所说的"夏,中国之人也",就是把中国一词与夏王朝国家的出现和华夏民族的形成关联在了一起。也就是说,在复合制国家结构中,王朝与"天下"才具有了同一性;王朝的政治中心即国都,与所谓"土中"和"国中"具有同一性。由此,我们说,"中国"一词的概念经历了这样一个演变过程:位于洛邑的国中—中原王朝—历代封建王朝—统一的多民族国家。

商汤灭夏战争的军事战略思想探析

汤革夏命,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关于这一战争及其军事战略思想,史学界向有涉及,但多以文献材料证之。从豫西地区的考古新发现,特别是二里头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发现的反映这一战争的考古实物,帮助廓清历史迷雾。以历史文献整合考古资料,从四个方面论证了商汤灭夏战争胜利的军事战略思想。从天下大势看,商汤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利;从战略战术上看,伐夏战争措施得当,采取的是远交近攻,各个击破的方针;从战前动员的效果来看,统一思想,赏罚严明,使得将士用命,上下一心;在实际的军事行动上,东联东夷,联合对夏战争。最后商汤一战而胜,夏灭商立,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