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0到1”的基础研究内涵、过程与关键问题

加强“从0到1”的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必然要求,然而,科学共同体和实践领域对其概念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以范式转移为切入点,引入科学知识网络,系统阐释“从0到1”的基础研究内涵,指出范式转移、开拓性、非共识性是其区别于其它基础研究的重要特征。研究表明:①范式转移程度和科学价值水平是判断基础研究原创性的两个重要维度,通过二维四象限法可将“从0到1”的基础研究划分为重大型、价值型、转变型和微创型4类;②在科学知识网络中,“从0到1”的基础研究过程分为潜在核心节点探索和核心节点形成两个阶段,核心节点的出现兼具规律性和偶然性,核心节点存在差异且会发展变化。明确“从0到1”的基础研究概念和特征对于有效发挥科研评价的筛选与导向功能、优化基础研究资助模式以及构建促进原创的科学建制具有关键作用。

数字人文的理论沿革和范式转向:从“人文研究的数字方法”到“后数字时代的人文研究”

对数字人文和包括语言学、文学、历史学、艺术学等在内的传统人文学科来说,元宇宙和新一代AI技术正在成为库恩所谓“范式革命”的潜在驱动力。本文通过对国内外数字人文发展脉络的梳理,基于范式转向的视角分别提出国内外数字人文发展的分期,并从人文研究的数字方法、方法论的形成和嬗变两个层面分析了国外数字人文发展的理论沿革及从人文计算向数字人文的话语转变和范式转向的生发机理,以考察中国数字人文从传统人文到人文计算、从人文计算到数字人文、从数据驱动到AI驱动的范式转向情况,试图回答以元宇宙和生成式人工智能(GenAI)技术的广泛应用为标识的后数字时代需要怎样的人文研究,并初步规划出后数字时代数字人文的领域蓝图和研究框架。研究得出如下结论:一是国外数字人文范式转向的本质和共性表现在人文研究的数字方法从以数据建模为主转向以界面批判为主,方法论从以计算思维为主转向计算思维和批判思维同时运用且以批判思维为主;二是中国数字人文并未完全完成人文计算向数字人文的转向,大量实践工作仍然围绕数据建模,方法论仍以计算思维为主、批判思维运用不够;三是GenAI可能引发的科学研究范式革命有望解决以数据驱动的第四范式为主导的数字人文领域现存的困境,但还需满足一定的条件;四是后数字时代的数字人文研究应重视批判思维的运用,将技术产生的新的人文问题纳入研究范畴,重新认识人文与技术的关系,将技术不仅作为方法还要作为研究对象。图1。表3。参考文献48。

人工智能治理范式变革——基于政策分析与主题建模的研究

人工智能治理范式是在人工智能技术治理中面对责任分配、资源配置、规则制定及挑战应对等问题时逐步形成的具有指导性、规范性及系统性的范例。文章通过引入范式变革理论,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过程中不断产生的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治理导向、主体、内容的持续修正和调节需求是人工智能治理范式具有进步性和动态性的理论根源。基于此,对全球主要国家和国际组织发布的人工智能政策进行量化分析,通过量化政策发布机构、文件类型的时序变化,以及采用BERTopic主题建模归纳总结不同阶段人工智能治理内容的侧重点,解构人工智能治理范式的变革趋势,洞察人工智能治理复杂性。

人工智能驱动科研的哲学审视

当前人工智能与各学科之间的汇聚、耦合特征日趋明显,成为驱动科学研究变革的重要力量,人工智能驱动的科研正在推动新一次的科研范式革命,科研活动将走向数据化、自动化和智能化。从认识论视角,人工智能驱动科研将带来智能涌现、暗知识等新的知识类型,并实现一种基于高维度计算的认知模式;从方法论视角,人工智能驱动科研拥抱不确定性,解决复杂性问题,通过概率模型提供有价值的知识成果,并将开创一种融合人类科学家和人工智能科学家的科学研究模式。

范式转换与方法革新:文学伦理学批评二十年

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大创获,在文学研究领域具有范式转换与方法革新的重大意义。在范式上,文学伦理学批评重置了文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域,对文学的起源、本质、功能与价值做出了别具新意的原创性解释,将从宏观角度全方位全过程把握文学活动的总体规律与从微观角度细致深入地研究具体文本的内在意蕴结合起来,融历史主义的研究理念、现实主义的伦理关怀和面向未来的发展指向于一体,连通了文学研究的本来、外来和未来。在方法上,文学伦理学批评立足扎实细致的文本分析,以客观科学的态度分析文本的伦理意蕴和伦理意蕴产生的原因及其实际效力,探查深埋于故事情节之中的伦理线和伦理结,分析人物伦理行为与伦理身份的互动关系,并在此基础上对人物命运做出具有伦理意味的阐释,促进了学术研究成果的推陈出新。在发展前景上,文学伦理学批评应与读者反应研究相结合,考察文本之于读者的伦理效力及读者在阅读接受中的实际所得,将对文本包含的伦理潜能的研究转变为读者受到的伦理教益的研究。文学伦理学批评既是研究方法又是价值范导,开放而有原则、包容而有底线,必将为建构具有当代性、世界性、民族性和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作出更大贡献。

中国城市地下空间研究范式的转移与扩张

研究目的:梳理城市地下空间研究与实践的进展,构建城市地下空间研究范式框架及其演进路径。研究方法:文献研究法、比较研究法、演绎归纳法。研究结果:(1)地下空间研究范式已经从建筑附属物范式转移到资源利用范式,并将进一步扩张到时空发展范式;(2)地下空间研究范式演进既有不同学科之间的范式转移,也有同一学科体系下循序渐进的范式扩张;(3)新的研究范式没有完全推翻原有范式,而是体现了与原有范式的包含、继承与交叉。研究结论:地下空间研究范式符合土地科学学科的演进规律,受土地科学学科范式的指导和约束,可以采用土地科学学科理论来加以研究。

企业人类学:“老字号”研究的四个阶段和范式转变

"老字号研究五年记"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其间"老字号"的研究实践始终与企业人类学的学科建设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一个阶段是试探性研究时期,第二个阶段处于边干边学的摸索时期,第三阶段的研究深度、广度和高度得到不断扩展,第四个阶段引入"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形成了一套自成一体的创新研究视角,实现了企业人类学的范式转变,引领人类学民族学走出困境,使其学科地位从配角变成主角。

从研究到创业——大学职能的演变

研究型大学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并且其职能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演变。本文对于研究型大学的出现及其向创业范式的转变进行了分析,并对于未来的全球大学进行了展望。

城市治理研究范式转移与一般分析框架创新

我国存在城市治理的两种研究范式:实践研究范式和理论研究范式。前者强调问题导向,重部门利益,轻城市公共利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后者强调公共利益导向,重城市治理主体及其相互关系的研究,对现实重大问题缺乏系统关注和回应,“仰望星空”却难“脚踏实地”。这两类研究范式相互脱节,均难以满足我国新时代城市高水平治理的需要。论文建构“4W”城市治理一般分析框架,促进实践研究范式转移,使其由部门利益导向转向公共利益导向;完善理论研究范式,使其直面城市治理重大现实问题,强化其对实践研究的引领和指导;最终形成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的新研究范式,希望以此引领新时代中国城市治理研究范式转移。

新时代以来新闻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以新闻传播学四大刊为中心

新闻史研究对新闻学发展和学术水准提升、构建中国特色新闻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使新闻史研究更好回应时代要求与使命和媒介融合、学科互鉴之趋势,对新时代以来新闻史研究进行回顾与反思十分必要。通过对新闻传播学四大刊——《新闻与传播研究》《国际新闻界》《新闻大学》《现代传播》——刊载的新闻史论文(2012-2022)的考察发现,新时代以来新闻史研究在研究议题与聚焦点、研究路径、史料挖掘、理论运用、研究范式、研究视角等方面取得明显成绩,但也存在成果数量总体偏低且不均衡,史料挖掘和使用仍显不足,理论使用存在简单套用,整体视野仍存在较大不足,部分研究本体意识模糊甚或迷失,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研究有待加强等问题。未来新闻史研究可从加强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强化新闻史整体视阈,强化问题意识,深化理论与方法运用,既提倡范式转换、创新,又坚持多元范式,加强中国共产党新闻宣传事业研究等方面谋求进一步提升。

计算社会科学促进社会科学研究转型

作为一门典型的交叉学科,计算社会科学是连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桥梁,其充分利用现有信息技术对社会以及相关现象展开研究。当技术模式进入后大数据时代,当万物互联技术涌现,当中国社会呈现城市化、国际化、工业化、市场化和扁平化等发展趋势,传统的计算社会科学只有进行变革才能与时俱进,因而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从大数据时代迈向后大数据时代,计算社会科学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也面临新的挑战,主要表现在大数据融合、大数据治理、大数据隐私、数据透明和人机悖论等方面。要充分结合时代背景,将上述挑战转换为机遇,从而真正完成计算社会科学变革,就必须实现科学研究范式转移。在“技术推动社会发展,社会丰富技术内涵”的相辅相成机制中,以社会学家为代表的学者将可能提出根植于社会科学的第五研究范式。

论民间美术研究范式的当代转向

长期以来,民艺学界对于民间美术的研究,其主导性研究范式是对民间美术文本的研究。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越来越多的学者转向在语境中研究民间美术。民族志、传承人、文化生态、变迁、日常生活等成为关键词,从而表明这些学者具有共同的问题意识和学术取向,也意味着民间美术的研究范式发生转向。

从理据性阐释看“词义聚合”研究范式的转向

"词义聚合"又称多义聚合或一词多义,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传统语义学仅从结构主义视角考量语言系统的内部结构,忽视语言系统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使其对"词义聚合"的解释力明显不足。认知语义学突破传统研究范式,用"原型范畴理论"、"隐喻理论"和"转喻理论"为"词义聚合"的研究搭建一种新的理论框架,实现"词义聚合"研究的范式转向,使"词义聚合"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式内得到较为新颖和合理的阐释。

灾害政治学:研究视角与范式变迁

灾害政治学是灾害学与政治学互相交融产生的新兴学科,尽管其研究成果并不丰富,且仍在为学科范畴的划定和研究框架的定型而努力,但其研究意义和重要性随着世界范围内灾害事件的增加和加剧而日益凸显。本文在探寻政治与灾害内在联系的基础上,对现有灾害政治学研究的视角作出宏观、中观和微观的划分,并且对其研究范式的演进进行了历史梳理,以期对灾害政治学能够获得广泛认可、具有独立性的学科身份做出一定理论贡献。

大数据时代以信息为中心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范式转换

面对大量非结构数据的产生,如何充分利用它们创造价值成为一个难题,Mike Thelwall提出了针对新信息源的以信息为中心研究的方法论。本文介绍了该方法论及其与现有的图书情报学理论的异同,探讨了基于以信息为中心研究的图书情报学研究范式转换。

语境与诠释:论中国教育学的研究范式

范式在中国教育学界的理论旅行,生成了三种不同的语境。本文基于文本阐释学的“过度诠释”概念,指出了解读教育研究范式的合法性理路,分析了库恩意义上的范式和胡森意义上的范式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从而揭示出教育研究范式的理论内涵。笔者指出,在我国当前的教育研究语境下,库恩意义上的范式转换是不存在的,而胡森意义上的范式转换则是可能的,这有助于“教育研究范式”的意义理解和研究深化。

从本质主义走向非本质主义:中国高教研究30年回顾

中国高教研究在近30年的发展中已逐步形成了一种多元研究格局,这种多元性集中体现在多种研究范式纷纷登场并展现出从本质主义向非本质主义转变的趋向。在这一转变中,本质主义研究范式仍扮演着主导角色,其惯常采用的研究范式为思辨研究和实证研究。而非本质主义势力在迅速扩大,其标志是多学科研究范式被广泛认同和院校研究范式兴起及质性研究被接纳。多元研究范式代表了不同的学科发展理念和研究思路,是高教研究走向繁荣的重要标志。在其中,学术大师发挥了示范作用。可以预期,多元研究格局将长期存在下去,这也是高等教育学走向成熟的必经之路。

中西同声传译理论研究回顾与展望

同声传译理论研究一直是中国翻译界理论研究的薄弱环节。本文首先全面梳理了当代西方同声传译理论研究的六种范式和四种主要的研究方法,指出了其特点、局限性及其嬗变过程的成因;然后分析了当代中国同声传译理论研究的现状及其与西方同声传译理论研究存在的差距。最后,本文指出了未来西方同声传译理论研究会出现认知/语言/定性转向及中国同声传译理论研究的当务之急。

体育教育信息化研究范式的转换

该文采用文献资料、比较分析和逻辑分析等研究方法,运用范式理论对国内外体育教育信息化的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分析,以期为体育教育信息化的后续研究提供参考与启示。研究认为:实现信息技术在体育教育领域的全面运用的前提是关注在信息环境下体育教育主体的思想适应、行为变化以及体育教育对信息化的应对。因此,"教学工具"范式向"教育场域"范式的转换将有力地推动体育教育信息化研究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作为一种新的质性研究方法的层创方法

层创方法是一种新的质性研究方法,目的在于用非常规的方法来解决跨学科研究中出现的复杂性问题。层创方法是指事先没有确切的想法,通过人际互动、沟通、冲突和协调而形成的一种方法。它是对社会经济变化、技术创新和研究范式转换所做的一种回应,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有助于增进对整个研究过程的权力和权威问题的认识。层创方法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过程,不同的质性方法有不同的层创程度,层创设计对质性研究方法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