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居民消费结构转型驱动力:收入效应还是相对价格效应

本文基于结构转型框架,以居民消费在各部门的分配份额度量居民消费结构转型,利用1992—2017年中国居民消费支出及投入产出表等数据,通过对偏好进行非线性估计并结合反事实分析方法,实证探讨了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驱动力。研究发现:消费的不同定义和测度方式会使结论出现差异。在最终消费支出定义下,收入效应是驱动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导力量;在消费增加值定义下,若利用支出法GDP方法构造消费,则相对价格效应对2002年之后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贡献大大增强。本文在理论层面为结构转型相关研究提供了需求侧视角,在应用层面有助于明确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主要动力,进而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下消费提质升级提供有益的借鉴及参考。

粮食安全问题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

粮食与国民经济密切相关,粮食安全问题影响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保障粮食安全,是维护城乡居民生活稳定的基础。近年来,经济的迅速兴起,粮食安全问题加剧,对城乡居民收入产生影响,而影响城乡居民的日常消费。相反,城乡居民逐渐转变的消费观念,对粮食安全问题更加关注。本文总结我国粮食安全问题现状,分析其对城乡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并提出应对措施,为改善居民消费行为,带动社会发展提供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农村居民消费与农村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20年我国31个省域的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农村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和影响机制。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全国层面上显著,且在数字普惠金融覆盖范围、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三个子维度均能够显著促进农村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在区域层面上对农村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的作用效果更明显;利用中介效应检验机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通过农村居民消费渠道来促进农村经济增长。

流通业智能化与城乡均衡发展——基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视角

新发展格局背景下,促进流通业智能化转型是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体系、破解城乡发展不均衡难题的关键。从城乡居民消费差距视角切入,依托马克思社会资本再生产框架,梳理流通业智能化发展在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四个环节影响城乡均衡发展的理论逻辑,并基于2002—2022年我国285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分析流通业智能化对城乡居民消费差距的影响效果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与流通业智能化程度均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征;流通业智能化在面对负向宏观冲击时具有增长韧性,面对正向宏观冲击时表现出发展潜力;流通业智能化发展通过促进区域产业结构升级、降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和推动电子商务发展等渠道有效缩小城乡居民消费差距,且对西部地区的影响最大。因此,驱动产业智能化转型、弥合区域数字鸿沟、规范平台经济发展可为提振居民消费、促进城乡均衡发展提供强力支撑。

财税政策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以海南省为例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对经济工作的部署中提出“明年要坚持稳中求进、以进促稳、先立后破”。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必须将坚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着力扩大有效需求相结合。海南省近年来致力于建设国际旅游消费中心,文章以海南省为例,首先对海南省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测算,分析其消费潜力,其次对财税政策与城乡居民消费的关系进行研究,最后提出扩大海南省城乡居民需求的建议。

我国居民消费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与测度

消费环境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因素,其在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和扩大居民消费中的作用日益凸显。在界定居民消费环境内涵的基础上,本文构建包含5个二级指标在内的居民消费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同时综合运用多种赋权模型确定16个三级指标的权重,进而计算1998—2020年我国居民消费环境评价指数以及2008—2020年31个省份的居民消费环境评价指数。研究表明:我国居民消费环境总体呈现逐步改善的趋势,消费经济环境、消费政策和制度环境、消费基础设施环境、消费供给环境、消费文化环境均得到明显优化。但是,各省份居民消费环境差异仍较为明显,东部地区的居民消费环境相对较好。未来优化我国居民消费环境应重点从优化消费政策和制度环境、消费供给环境入手。

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

基于2018—2020年我国1721个县的县级面板数据,运用面板模型实证探究了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且该结论能够通过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县域数字物流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大于中西部地区,对高经济发展水平区的影响大于低经济发展水平区,对具有高消费升级水平的农村居民影响作用更大;作用机制分析表明,县域数字物流会借助提高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进而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实现。因此,为实现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应该加强数字化建设,提高数字物流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距,重点关注中西部地区;发挥收入的中介作用,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城镇化进程能促进居民消费吗?——基于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模型的研究

基于我国2008-2020年省际面板数据,文章探究了城镇化进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城镇化进程与居民消费水平整体呈“N型”关系,但表现出明显的地区异质性。其中,未进入城镇化高级阶段的地区,其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呈“倒U型”;已进入城镇化高级阶段的地区,其城镇化与居民消费呈“正U型”。进一步研究发现,城镇化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协调性的提升会有助于促进居民消费,但现阶段的城镇化扭曲了两者的协调性,从而不利于提升居民消费。对此,应进一步深化新型城镇化理念,因地制宜地制定各地区新型城镇化的推行政策,逐步形成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以全面提升我国居民消费水平。

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我国扩大内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本文基于2011—2019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互联网发展和数字普惠金融两个维度构建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测评体系,对我国各省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基于测度结果实证研究数字经济对我国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效应,运用面板空间杜宾模型检验数字经济影响农村居民消费升级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对农村居民消费升级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影响了本地农村居民消费升级,还对周边地区有溢出效应。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与异质性研究——基于安徽省的实证检验

数字普惠金融对提高居民收入、刺激城乡居民消费具有重要意义。文章探讨安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影响的作用机理,运用2011—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安徽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具有显著正向作用,可通过增加居民收入、缓解流动性约束和提供便利支付条件等中介效应提高居民消费水平,但存在区域异质性和城乡异质性。要进一步加强安徽省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加大金融人才投资、大力宣传推广、加强监管,以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建立长期有效促进城乡居民消费的体制机制。

城镇居民不同收入群体消费习惯的差异研究——基于具有习惯效应的面板ELES模型

有效融合ELES模型、效用函数和外部习惯理论,可以构建具有外部习惯效应的面板ELES模型,实证分析现阶段高、中收入群体对低收入群体在各类消费支出的外部习惯效应及在不同收入地区的主动需求和被动需求大小。研究结果表明:第一,高、中收入群体在食品、居住、交通和文教的外部习惯效应较强,在衣着、医疗和家庭设备的外部习惯效应较弱,且中等收入群体的外部习惯效应要都强于高收入群体的外部习惯效应。第二,当收入差距处于较低水平时,外部习惯效应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较大,可支配收入影响较小;当收入差距持续拉大时,可支配收入对城镇居民消费影响也会随之增强,此时外部习惯效应的影响强度会相应减弱。第三,就主动需求和被动需求而言,总体上存在主动需求大于被动需求;就不同收入群体而言,高收入群体对各类消费支出的需求影响(包含主动需求和被动需求)大于中等收入群体;就地区整体需求而言,高收入地区需求最大,中等收入地区次之,低收入地区需求最小。

“共同富裕”视阈下人口老龄化与居民消费升级的非线性关系

从供需双侧来看,人口老龄化和消费低迷是中国经济中长期增长的两大短板,更为严峻的是人口老龄化还会抑制居民消费升级,但在共同富裕方向的推进过程中这种抑制作用或许会发生逆转。基于我国内地31个省份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本文通过构建调节效应模型和门槛效应模型,分析了共同富裕视阈下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调节效应模型表明:推进共同富裕能够削弱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抑制作用。门槛效应模型显示:当共同富裕指数低于63.41%这一门槛值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当共同富裕指数跨越63.41%这一门槛值时,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升级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呈现为先降后升的U型非线性关系。为此,可加快推进共同富裕来应对人口老龄化对居民消费升级带来的挑战,从而提升消费对中国经济增长的持久拉动作用。

职工养老保险征缴对我国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

提升征缴水平是我国降低名义缴费率、增强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可持续性的基础,同时征缴率变化也会影响居民消费。在国内人口老龄化不断加深、扩内需促消费的背景下,征缴水平和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暂时性收入冲击的异质性主体不完全市场模型,通过政策模拟考察了名义缴费率和征缴力度的不同组合情形对工作期和退休期居民消费的影响,并尝试分析名义缴费率可能的降低空间。结果表明,在降低名义缴费率的情形下,随着征缴力度逐步提高,全社会的征缴率水平会得到提升。在一定范围内降低名义缴费率、提升征缴率的政策将有助于提高居民消费,尤其能够促进老年群体消费,释放“银发经济”活力,同时还将有利于调节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据此,建议通过持续推进税务机关征收改革、提高政策扶持的精准度,进一步提升职工养老保险的征缴水平。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的农村居民消费力提升路径研究——以江苏为例

农村居民消费力是指农村居民所具备的关于如何消费以及使用消费对象的知识和能力。农村居民消费力的提升不仅关系到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而且关系到“十四五”规划中“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经济发展格局,关系到我国经济的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本文基于江苏省1136户农村居民家庭消费的问卷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消费主体、消费客体和消费环境对农村居民消费力的影响。结果表明:消费主体、消费客体、消费环境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农村居民消费力的提升和释放。因此,要提高农村居民消费力水平,必须增加农村居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的科学文化水平;促进农村地区产品和服务供给的不断升级;治理农村环境污染、整治假冒伪劣市场乱象并严厉打击黄赌毒违法犯罪行为。

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

近年来,农村金融不断深化改革,为金融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奠定了基础。本文选取2011—2020年29个省域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中介效应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建设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城镇化建设与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在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的影响过程中具有显著的中介效应,并且我国农村金融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具有地区异质性,具体表现为中西部农村地区金融高质量发展对乡村振兴建设的促进作用显著,东部农村地区不显著。因此,应不断深化农村金融改革,提高金融服务水平,瞄准乡村振兴突破口,加快推进城镇化建设,促使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优化,推动共同富裕的实现。

海南省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及对策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21年国际旅游岛政策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海南城镇居民消费结构数据进行分析,得出海南居民消费结构的现状及特征:生存型消费比重下降,食品内部消费结构发生积极转变;发展享受型消费比重上升,尤其是房价上涨快,带动居住消费支出增长快,教育文化娱乐服务和医疗保健类支出呈平稳持续上升态势等。另外,本文还提出顺应海南城镇居民消费趋势,促进居民消费升级的对策,为海南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调整产业结构和优化居民消费结构提供科学的决策依据,以期助力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

我国居民消费特征及促消费政策分析——以成都市为例

消费是最终需求,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最终体现,是牵引供给优化升级、畅通国内大循环、支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和重要引擎。但近年来,受新冠疫情频发的反复冲击影响,消费增速呈现放缓态势,尤其是在面临需求收缩、预期转弱压力的国内大环境下,消费趋弱的迹象更加明显。为此,全国各地纷纷出台了促进消费持续恢复的政策措施。本文以成都为例,在剖析当前消费特征的基础上,梳理国内其他城市消费政策,总结政策出台的理论和现实逻辑,结合成都实际提出促消费的建议,以期为成都乃至全国各地制定更加精准有效的消费政策提供支撑。

深圳市南山区促进居民消费,打造粤港澳大湾区消费中心城区的研究

深圳是我国工业第一城,深圳市南山区是工业大区,2022年实现工业总产值7 415亿元;另一方面,2022年南山区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只有1 374亿元,潜力巨大。当前工业增速放缓,传统工业城市或城区增加居民消费,扩大内需,多元化经济增长动能显得尤为重要。该文以深圳市南山区为例,阐述了传统工业大区促进居民消费存在的困境,并从滨海经济、夜间经济、工业旅游、高科技产品、体育文化、特定人群、消费模式和场景等七个方面,阐述提升南山区居民消费的建议,值得经济规模和结构与南山区类似的其他城区或城市参考和借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百年居民消费:进程回顾、思想变迁与民生实践

中国共产党领导居民消费发展的历史逻辑是伴随经济发展的自发式升级与自觉式消费调控相交融;理论逻辑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时代发展命题相呼应;现实逻辑是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与消费现实问题相结合。这为促进居民消费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坚持以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依据,推动居民消费持续稳定发展;遵循生产与消费的辩证关系,推动居民消费动态平衡发展;秉承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使命,推动居民共享消费发展成果。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中,迈向共同富裕的居民消费发展,其着力点在于:破除“共同”阻碍,推进居民消费均衡发展;增加“富裕”广度,加速居民消费增量扩容;提升“富裕”深度,着力居民消费提质增效。

中国消费升级的特征、度量与发展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消费升级的趋势日益明显,消费升级可从特征、度量、问题和发展4个方面进行分析。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差距缩小,服务型和品质型消费需求快速增长,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明显提升。在使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ELES)进行分析时,可获得收入需求弹性,将居民消费结构中支出项目划分为一般商品和高层次商品,并以高层次商品支出占比的变动情况作为居民消费升级的度量指标。经测算,2016年中国居民高层次消费支出占比较2013年提高近3个百分点。中国消费升级过程中存在着消费率偏低、服务型消费供给不足、居民负债率上升过快等问题,应进一步深化市场化改革,填补服务型供给缺口,促进中高端消费回流,同时改革收入分配机制,管控居民负债,稳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