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的《国民外交杂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日亟,抗日救亡成为时代的中心议题。1932年3月,以南京国民政府一些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牵头发起成立了"国民外交协会",9月份创刊《国民外交杂志》,以宣传他们的抗日救国主张。这是一批有一定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跻身于统治阶层而又不是决策者的人物。他们的言论,反映了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这一社会群体的态度和立场。他们对抗日救亡的积极呼吁、对当局不抵抗政策的严厉批评,对统治者阶层、对当权者的影响和触动,可能更直接,更起作用,也反映出对日抵抗确已成为当时举国一致的要求,成为中华民族绝大多数人共同的呼声。

上海与抗日战争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上海的民众立即掀起了抗日救国运动和抵制日货运动的高潮。在国民政府顽固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时,上海成立各种抗日救国组织,成为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从工人、帮会到童子军,各界民众广泛地参加了抗日活动,上海的特殊环境,使它成为国共两党走向第二次合作的里程碑式的地点,为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得以实现做出了巨大贡献。“一二八”、“八一三”两次淞沪抗战,给日本法西斯以沉重打击。上海人民与犹太难民、朝鲜的反日志士以及其它一些热爱和平的国外人士一道,生活在同一上海屋檐下,始终斗志昂扬,投身于共同的反法西斯大业中去。上海为抗战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民国佛教徒的抗日救国思想研究

在民国时期形成了一个较为系统、完整的佛教抗日救国的思想体系。从佛教救国的理论基础看,佛教徒从佛教教义中寻找僧尼参加军训和前线杀敌的合理性。从佛教救国的必要性看,认识到僧尼作为国民的一份子,肩负有救国的责任;救国是佛教徒报国恩的需要;只有救国才能救教救僧;救国是今后佛教赖以生存和实践慈悲主义的重要途径。从佛教救国的可能性来看,佛教能帮助中国消除战争,实现和平,进而使中华民族复兴。从佛教救国的路径来看,包括潜心祈祷、宣扬佛法、兴办慈善公益事业等,僧伽应根据不同的年龄段采用不同的救国方式。这些内容是近代慈善公益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在很大程度上唤醒了佛教徒,使他们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潮流。

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与文艺大众化运动

面对20世纪30年代武侠小说盛行的热潮,作为革命家的瞿秋白着眼于特定时代需要和革命发展实际,对侠文化作出阶级分析,不仅揭示了武侠热的深层动因,指出武侠小说的社会危害,从思想倾向上对其进行无情批判和彻底否定,而且认识到新文学与旧文学争夺读者市场问题的严峻性及其任务的艰巨性,注重思想启蒙,唤醒民众起来抗争。同时,作为新文学作家,瞿秋白从文学本体论角度发现并肯定了武侠小说艺术形式上的长处,积极投身于文艺大众化运动,为反对武侠主义找到了一剂良方。在瞿秋白的批判视野中,反对武侠主义是文艺大众化运动的斗争任务之一,文艺大众化则是他审视和反思武侠小说的重要基点。瞿秋白的侠文化批评话语和文艺大众化思想对后世文学思想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对其局限性必须保持清醒认识。

刘澜波对东北军走上抗日道路的历史贡献

九一八事变后,刘澜波便与东北军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帮助东北军爱国将领黄显声组建东北抗日义勇军,在白山黑水之间展开同日军的武装斗争。东北军入关后,他受党组织委派,长期在东北军中秘密开展党的统战工作,促使东北军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刘澜波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领导东北救亡总会继续关注与支持东北军抗战,使东北军成为全国抗日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有效地配合了全国抗战。

民族救亡的历史吼声——抗日战争时期的抗战歌曲

抗战歌曲书写了中国近代音乐史上重要的一页,它记录下在民族危难时刻中华儿女保家卫国的无限深情与坚强意志,以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年代中音乐家们为探索音乐的民族化与大众化所付出的艰苦努力。它不仅成就了中国音乐自身发展进程中最为辉煌的时代,也在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重温历史,对于我们今天的音乐事业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继承先辈的优秀传统,谱写新时代的乐章,以此激励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历史赋予我们的新的使命。

潮汕海外华侨与抗日战争

潮汕海外华侨在抗日战争中,奋起救亡,宣传抗日;捐资献物,支援抗战;抵制日货,投资建设祖国;回国参战,血洒疆场。他们为打败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山东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个先进青年的抗日救亡组织。在抗战初期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的山东,民先队为山东党组织发动民众、举行起义、建立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起了重要的作用。当代青年要继承民先队的光荣传统,在建设祖国的伟大实践中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论《新生》周刊抗日救亡思想的大众性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国民党蒋介石奉行不抵抗政策,在这种背景下,社会各界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新生》周刊作为一份较有影响的抗日救亡进步刊物,通过揭露和批判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东北的侵略罪行,抨击国民政府的妥协政策,号召大众抗日,表现出相当的战斗力。《新生》周刊实际上反映的是在民族资产阶级中间派中,分化出来的进步势力的救国思想和主张。

抗战时期应慈法师的佛教活动述略

抗战时期,应慈法师以救国救教相统一的理念,结合宗教的普世精神,积极开展带有宗教特色的抗日救亡运动。战乱时期的应慈法师潜心佛学研究,奔波筹建华严学院,组织编印会,整理出版佛学著作,促进佛学研究。应慈法师在潜心研究佛学的同时,坚持弘法讲经,足迹遍布江苏、浙江、安徽等省,法缘殊胜,四众受益,充分展现了他的爱国爱教精神。

抗战时期的第三届广西学生军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全国掀起了抗日救国的高潮,第三届广西学生军就是在这种形势下成立的。在差不多三年的时间里,这一届广西学生军开展的工作有着深入群众、作风民主、内部思想斗争激烈的特点。第三届广西学生军的工作配合了正规军作战、动员了不少抗战力量、促进了军民团结、传播了先进文化。

浅析广西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基本特点

抗日救亡宣传活动是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抗日战争中发挥重要作用。其中,广西抗日救亡宣传活动表现得特别突出,广西抗日救亡宣传活动的基本特点包括:1、参加成员特别广泛,具有全民性;2、宣传形式具有灵活多样性;3、宣传内容丰富多彩,具有鲜明的现实性、爱国性和战斗性。

从救亡图存到寻求富强——对近代中国救亡思潮嬗变轨迹的考察

近代中国救亡思潮从守旧派的“尊王攘夷”发展到洋务派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再进一步发展到维新派的“寻求富强”,体现出一种递进的嬗变轨迹。对这一嬗变轨迹作出一个逻辑和历史上的合理阐释,对这三种典型救亡思路的内涵和内在演变作出详细的说明,进而对它们的作用和缺陷作出新的评价。

略论桂林“八办”在抗战中作出的重要贡献

抗战初期,由于敌强我弱,北方大片领土沦陷,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文化名人及许多进步团体纷纷南下进驻桂林。"八路军桂林办事处"(简称"八办")于1938年设于广西桂林。它对内是我党南方局的一个秘密派出机关,对外是我党设在国统区的一个公开合法的通讯联络办事机构。"八办"虽然只有两年多的时间,但它在贯彻执行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策略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在抗战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

论抗战时期晋绥边区的国民教育

抗日战争时期,晋绥边区政府从当地文化教育非常落后、民众思想觉悟低下的实际出发,通过开办冬学、发展小学、进行干部教育、举办各种类型的职工业余教育等方式发展国民教育,提高了民众的文化水平,使抗日救国思想深入人心,为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民众基础。

顾颉刚先生在西北

“七七事变”后,顾颉刚接受管理中英庚子赔款董事会的委托,考察设计西北教育。考察设计工作告一段落后,顾颉刚深入考察了河、湟、洮、岷地区的民族社会,并在发展西北民族教育、民族经济、民族关系等方面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和有益的建议。

华东回族的抗日救亡斗争

回族抗日历史,是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部分,是回族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研究回族抗日史,不仅发扬了回族人民的优良传统,还有现实的政治意义。华东回族为保卫祖国,抗击日本法西斯,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为中国的抗日战争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突出贡献。

抗战初期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推动南昌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文物印证

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是抗战初期我党在东南地区的最高领导机构,为推动南昌的抗日救亡运动做出了巨大贡献,留下了许多有关中共中央东南分局推动当地抗日运动浪潮兴起、高涨的重要历史文物。这些文物的遗存,一方面印证了中共中央东南分局为东南地区特别是南昌抗日运动所作的历史功绩,另一方面,可以从中探析出南昌抗日救亡运动的一些特点。

抗战初期上海救亡演剧队研究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陆续建立了13支救亡演剧队。演剧队的正式建立,是适应局势变化,多种因素综合发展的结果。上海救亡演剧队在全国各地的流动演剧宣传,点燃了抗日烈火,沟通了社会文化,促进了话剧的发展,成为抗战初期重要的舆论动员方式,在中国抗战史和话剧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上海救亡演剧队以戏剧为武器,在组织上、思想上、剧目上、工作方式上都为之后成立的抗敌演剧队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成为全国各地的演剧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