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Strategy of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between Governme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the government can realize the streamlining policy through the mode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By building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s sharing, the government breaks the inter-departmental data island. The government realize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trend of “Internet government”. This paper also takes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as the game proces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management department and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body, and analyzes the policy and suggestion of the information resource sharing in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by constructing the sharing model of the government information resource in the perspective of game theory.

创新驱动、政府规制与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研究——基于Super-SBM模型的实证分析

转型升级是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现实选择。本文构建了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Super-SBM模型对30个典型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进行实证测算,阐释了创新驱动和政府规制推动资源型城市转型的联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30个资源型城市的转型效率和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其动态演化可以分为不同情况:黑色金属及加工城市的创新驱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基本上呈现稳定状态,大部分石油和煤炭开采城市的创新驱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分别呈现逐年递增趋势和递减态势,少部分资源型城市的创新驱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变动呈波动状态或者变动方向不一。从长期发展趋势来看,30个资源型城市的创新驱动水平与转型效率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因此,需要通过创新驱动促进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升级和内生发展,通过政府规制为城市转型进行长期规划,着力消除城市转型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阻滞因素。

政府干预视角下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及影响因素分析

科技创新资源优化配置是贯彻落实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必然要求。长三角城市群作为我国经济社会运行和科技事业发展的先行区,明确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及影响因素,对于打造创新型国家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以政府干预为研究视角,运用超效率DEA模型和DEA-Malmquist模型对2011—2020年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以政府干预为核心解释变量实证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整体呈现递增趋势,上海、宁波、苏州、杭州、南京的效率值排在前5位,但是城市群内部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效率差异悬殊,区域空间格局极不平衡,其中政府干预、产业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水平均对提高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建议长三角各地政府围绕从科技创新资源投入至产出的各个环节制定相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科技创新资源配置方式,并加强城市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乡村新内生发展何以提升治理效能?——基于关中G村的调查

基于新内生发展理论和陕西省G村的治村实践,构建“供需对接-资源转化-效能提升”分析框架,通过对乡村新内生发展路径的总结与提炼,探究新内生发展与乡村治理之间的关系以及其中的逻辑。研究发现,在国家资源与村民利益实现供需对接的前提下,乡村外生发展受到注意力竞争与外部关系网络的影响,村内关系网络中的特定节点在实现本土资源有效整合中发挥关键作用。乡村内外生发展以及集体经济的壮大,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促进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机制包括找回村民主体性,激发村内治理活力;强化社会认同,形塑乡村秩序;重构乡村关系网络,培育村民公共精神。

党组织“双向进入”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提高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源泉,而党组织参与治理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独有策略。本文以2012—2023年我国非金融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党组织“双向进入”对我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党组织“双向进入”能够显著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其机理是能促进资产利用效率、提升员工劳动生产效率以及缓解融资约束。深入研究“双向进入”的路径可发现: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中,党组织参与董事会、监事会和管理层均能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但其在国有企业中发挥的作用更大。而党中央的政策引导显著促进了企业党组织“双向进入”制度的有效性。本研究为党的“双向进入”政策实施效果提供了大样本经验证据,为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建立中国自主的公司治理理论提供了研究启示。

我国新质生产力的赋能逻辑——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

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方兴未艾,大国竞争不断升级,发达经济体纷纷加大了产业政策实施力度,旨在促进前沿科技创新和未来产业发展,抢占制高点。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建与之相匹配的新型生产关系,进一步推动制度、体制、机制系统集成式改革,在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政府和市场赋能新质生产力不可能是简单的线性关系。如何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种力量不断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赋能亟须系统性研究。鉴于此,本文从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3个方面来阐释市场有效与政府有为共同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的内在逻辑,并提出相应的建议。

税收分成、地方政府行为与企业资源配置效率

税收分成作为分税制财政体制的核心内容,为地方政府提供了更广阔的财政自主权限,不仅深刻影响着地方政府的政策制定和行为选择,还会进一步对企业的资源配置过程产生影响,能在一定程度上引导资源的流动方向。本文使用2010—2021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深入探讨了税收分成如何影响企业资源配置效率这一问题。结果表明,随着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提高,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显著提升。异质性分析发现,对于承担的事权较多、政府经济干预较大地区的企业以及国有企业,税收分成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更明显。从机制分析看,地方政府税收分成比例的提高会降低企业的税收负担、优化营商环境和帮助企业获取信贷资金,最终使企业的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税收分成经济效应的评估视角,对优化政府行为以及提升企业资源配置效率提供了参考。

政府属研究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测度与提升路径——基于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的研究

政府属研究机构是强化国家科技战略的重要载体,明晰其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因素及路径选择可有效提升其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有效支撑国家科技创新发展,但目前关于由多种因素联合触发其高(非高)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内在运作机制仍不清晰,同时已有相关研究所采用的方法受决策单元所处外部环境及随机扰动因素影响较大,无法反映决策单元真实效率水平。为此,考虑采取三阶段数据包络分析(DEA)与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相结合的方法,并采取组态视角进一步拓展现有相关研究。根据国家有关统计年鉴和区域科技创新评价报告,基于三阶段DEA模型构建包括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和环境指标的政府属研究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测度指标体系,并基于fs QCA方法选取影响政府属研究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6类因素,对中国31个省份的政府属研究机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进行测度分析,探讨构成解释高水平和非高水平科技资源配置效率的必要条件。结果发现:政府属研究机构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受环境影响,剔除环境因素后西部地区机构的科技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明显,表明环境因素对西部地区政府属研究机构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东部地区;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是多个条件复杂作用的结果,高水平配置效率的驱动路径有3种,包括人才-环境并驱发展型、配置规模驱动型、基础研究导向型,且三者存在一定的共性,而非高水平配置效率的驱动路径中,除缺乏必要的环境条件支持外,过高的政府资金投入反而是制约科技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关键。因此,处于科技资源配置效率较低地区的政府属研究机构不能过度依赖政府财政资金,要不断增加自身的产学研合作深度和广度;同时各地应因地制宜,建立适合本地区政府属研究机构的科技资源配置体系。

政府管理视角下绿色发展的空间效应

以2004—2022年中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样本,利用熵权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模型构建绿色发展和政府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政府效率对绿色发展的影响,并进行稳健性检验;从资源有效配置和产业结构优化的角度分析政府效率对绿色发展的作用路径。研究发现:绿色发展具有虹吸效应,本地区政府效率对绿色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而邻近地区政府效率对本地绿色发展具有倒U型空间溢出效应;产业结构优化与资源配置具有中介作用和空间溢出效应;本地区政府效率对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通过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实现,而邻近地区政府效率对本地区绿色发展的倒U型非线性作用通过绿色消费与绿色环境实现。

数字金融能助力企业降低审计风险吗?——基于异常审计费用的分析

基于2011—2021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以异常审计费用衡量审计风险,从代理视角出发,实证考察数字金融对企业异常审计费用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有效缓解了代理问题,显著降低了异常审计费用,对正向异常审计费用的抑制作用更为突出,降低企业代理成本、抑制管理层真实盈余管理行为成为其中的主要渠道。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使用程度越深、数字化程度越高,异常审计费用越低。在传统金融发展基础较好地区以及公司治理效能较高的企业,数字金融更有利于减少异常审计费用。从经济后果来看,数字金融能够通过降低异常审计费用进一步提升审计质量,发挥了降本提质的积极作用。

经济增长压力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

基于2001-2021年省级政府工作报告,本研究分析了经济增长目标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研究表明,经济增长目标的设定会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产生负效应。研究还发现,地方政府在经济增长压力下,一方面,会因为“地方保护主义”限制要素流动,导致金融资源难以在产业间自由流动;另一方面,为完成设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各级政府因财政资金难以维持经济建设产生强烈的举债动机,促使金融资源逐渐财政化,从而降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

政府补助与公司投资效率——基于中国制度背景的实证分析

政府补助作为政府通过资源再分配进行经济干预的方式之一,在弥补市场缺陷、刺激经济发展、贯彻产业政策等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国内现有文献对政府补助的研究主要从资源配置的影响因素以及补助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等角度展开。鉴于投资在公司经营和价值创造中的重要意义,以投资为切入点,探讨中国制度环境下政府补助与投资效率的关系,我们的研究发现,对于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国有企业而言,政府补助有助于缓解投资不足;而对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的民营企业而言,政府补助会加剧投资过度。本文丰富了政府补助与投资效率关系的文献,也为财政资源分配提供政策启示。

政府主导、市场分割与资源诅咒——中国自然资源禀赋对经济增长作用研究

资源诅咒现象形成的主要机制是,优良的自然资源禀赋通过降低市场制度效率、扭曲经济正常结构和提升市场信息成本三个渠道降低经济系统的投入-产出效率,最终影响长期经济发展水平。这三个机制顺利实现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行为支配着资源流动结构,而这一条件在我国仍需要检验,政府主导是我国经济增长中的显著特征,因此资源禀赋影响经济增长的性质需要在考虑政府作用条件下进行解释。地方政府影响经济具有严格的区域性,因此资源诅咒性质的区域内外是否一致是政府主导经济是否显著的重要表现,基于此本文区分行政区域和经济区域,利用劳动生产率和资源禀赋之间的统计关系来判定我国"资源诅咒"的存在性及其性质,并从经济制度角度对其进行解释。首先,利用Malmquist指数方法对我国2000-2010年省际经济增长的经济效率分解并作为经济增长的质量指标,同时为避免变量的"内生性问题"而采用采矿业就业人数占总人口比例度量各省的资源丰裕度。控制经济区位后的计量回归结果表明:各省份自然资源对各种经济效率均有正向作用,但是各省份相邻区域的自然资源禀赋对于具体省份经济效率并无影响,经济区位对于各省份技术进步和整体经济效率的影响显著,但对于各省份技术使用效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各省份自身制度效率受资源丰裕度、相邻地区资源丰裕度、经济区位的影响不显著。制度分析表明:政府主导和区域市场分割构成我国经济增长体制环境的典型特征,这种体制中地方政府的效率是决定区域经济增长效率的重要因素。在这种制度环境中,自然资源通过影响地方政府对经济干预力度来影响经济增长效率形成"资源福祉"现象,并且由于地方政府主导经济的区域性和政府之间经济角色的竞争关系性质,这种"资源福祉"被严格限定在行政区域内。

市场化能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吗？

当前我国正在推行的市场化改革必然会带来政策环境和市场竞争环境的变化及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选取2000-2012年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DEA方法测算了我国省际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并结合市场化改革所面临的政策环境,实证研究了市场化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发现,市场化以及金融发展水平对金融资源配置效率的正向影响仅当其所处的地区财政压力较大时才显著,而在财政压力较小时则不显著。财政压力加大了市场化程度与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之间关系的敏感性。因此,要提高地区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既需要提高地区市场化程度和金融发展水平,也要充分考虑地区的经济政策环境因素。

家族企业资源约束、外部投资者与合同剩余

本文以2004-2008年我国A股家族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了家族企业引进外部投资者的动因,并分析了外部投资者的进入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国内家族企业由于资源约束而引进外部投资者,但是在引进的时候会根据家族自身偏好对不同投资者而有所选择。进一步研究发现,战略投资者的引进能够长期有效地提升家族企业的治理效率,而财务投资者的引进对家族企业治理效率的影响并不显著。

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损失: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中国经济转轨的成功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自改革开放初期就推行的分权式改革。然而下放权利造就了既得利益者,地方政府为了保护既得利益,便会制造更多的资源扭曲。中国就是在这种资源分配充满扭曲的情况下推进渐进的改革。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构建地方政府的效用函数,以此展开地方政府行为分析。在分析金融制度漏洞和地方政府的行为激励与约束机制的基础上,讨论地方政府对信贷资源的干预手段和方式,构建了一个基于地方政府行为的信贷资源配置效率损失的理论分析框架。

国有资源产业兼并重组政策的所有权安排与整合效率研究

论文通过构建国有资源产业兼并重组模型,讨论了三种兼并重组政策的所有权安排及其整合效率问题。研究表明:国有资源产业兼并重组并不存在最优企业所有权安排,关键是要构建并完善有效的治理结构和治理机制;要使兼并重组富有效率,兼并主体的选择原则应以项目效用评价、主体专用性投资和主体权力收益为关键维度,对各兼并主体的项目客体条件、产权主体条件和治理机制的有效构建之间进行择优匹配。应用这一框架,论文对山西省煤改中的"国进民退"现象进行了新的解释,并对煤炭资源产业兼并重组效率的决定因素进行评判和分析。最后,论文提出推进我国资源产业兼并重组和山西煤炭产业改革的政策含义。

新疆资源环境绩效研究

提高资源环境绩效是我国生态恢复与重建的核心和关键。利用资源环境绩效指数(REPI)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区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资源环境绩效进行了系统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仍然为我国资源环境绩效水平最为落后的地区之一。综合绩效指数由2000年的212.8逐步下降为2006年的148.1,资源综合绩效虽有提高,但仍然处于全国(西藏除外)第27位。建设用地占用强度明显下降,COD排放强度逐步下降,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强度和能源消耗强度有所增加,用水强度降幅明显,能源消耗总量显著提高,用水总量略有上升。建设用地总量先降后升。SO2总体绩效均高于西部平均水平,SO2排放绩效指数呈现"S"型曲线。COD排放绩效指数下降不够明显,基本保持88.44的均值水平。绩效高于2000-2006年西部平均水平和2000-2003年中部平均水平,但远低于东部和全国平均水平。提高新疆资源环境综合绩效任重而道远。资源环境指数与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密切相关,而且成为影响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新疆建设节约型社会不能超越现有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区情,但是通过加大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力度以及采用综合配套措施完全有可能缩短目前能源、资源密集型的发展阶段,提升新疆在我国西部地区的综合竞争力,进而实现可持续发展。

政府补贴和技术扩散对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基于产学研协同创新视角

分析了产学研协同创新视角下政府补贴和技术扩散对资源配置效率的作用机制。利用2017年237家中国高技术企业协同创新的投入与产出截面数据,构建了联立方程组,并借助三阶段最小二乘法估计参数,检验了政府补贴调节下技术扩散对产学研协同创新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机理。研究发现:技术扩散与政府补贴互为内生变量,政府补贴显著促进协同创新中的技术扩散,反之,技术扩散也增大了企业获取政府补贴的机会;政府补贴提升了技术扩散强度,进而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