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天统君,以儒治国——《汉书》思想史价值发覆

《汉书》是班固记载西汉帝王诸侯贵族事迹和制度典章的断代史。它取法《春秋》,在历史叙事中寄托褒贬之意,“综其行事”的同时“旁贯《五经》”,不仅是西汉思想史的实证记录,也是东汉前期史家的思想反映。《汉书》体现的史家主体思想,是“天授”与“人力”两顾,“准天地,统阴阳”而“穷人理”“缀道纲”,进而以儒道为天道治天下,达到长治久安。这在《叙传》和《艺文志》中有明确表述。《帝纪》所载西汉十二帝王行迹,均贯穿着敬天保民、以儒治国的政治思想。在具体论述中,《郊祀志》《天文志》《五行志》主“天授”,侧重记叙祭神典礼及尊天敬神的迷信思想,《食货志》《艺文志》《刑法志》及诸《表》主“人力”,侧重记录西汉保障民生、发展经济、德主刑辅、封王建侯的制度演变和思想实践。其中,《表》《序》对西汉封建制恢复与改良的完整记载与系统析论,是我们全面、准确理解封建制对于维护中央皇权利弊得失的重要依据。

执政为民:《周易·临卦》的管理之道

《周易》作为百经之首,包含着丰富的管理哲学,其中尤以《临卦》“君子以教思无穷,容保民无疆”最能体现中国哲人的政治理想。深入分析《周易•临卦》下卦“兑”诸爻的两个“咸临”和“甘临”,上卦“坤”之“至临”“知临”“敦临”,可得出“仁爱”“兼爱”“诚恳”“理性”“敦厚”为中正的管理之道,巧言令色不可取。《临卦》体现的管理目标、原则和艺术对当代管理有重要的启示作用,其核心强调“执政为民”。

以商周时期祈雨舞蹈的演变传承观周代民本思想的萌生

我国古代的祈雨舞蹈大量存在于祭祀求雨活动中,它不仅给祈雨活动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也使舞蹈内容更加丰富多彩,丰富了华夏文明的宝库。从商周时期的史料中考察了这一时期的雩舞、皇舞、万舞、奏舞、商羊舞、龙舞等,发现以上祈雨舞蹈基本内涵和部分形制基本滥觞于商代,正式形成于周代。殷商时代只是祈雨事象初步形成的时期;而周代包括祈雨仪式在内的祭祀民俗开始正规化、制度化,并且开始有了敬德保民、民为邦本的民本思想的萌生,为儒家思想奠定了基础,成为当今中国治国理政的精神之源。

《尚书》“民主”学说新探

作为一部由夏商周君主的典诰誓命构成的王道之书,"民主"学说实际上是《尚书》王道思想的典型学说。不仅"民主"概念在《尚书》中出现过四次,而且《尚书》中其他思想也直接聚焦"民主"概念。敬天贵人是"民主"概念的思想基础,对人心二重性的认识尤其是对民众劣根性和君主高明性的认识是"民主"产生的现实依据,为民做出正确决定是"民主"的权利与责任,敬德内省、保民慎罚是"民主"的德治要求,也是充当"民主"的资格与条件,而反道失德、虐民害民的暴君则不配"民主"的称号,理当被臣民的"革命"推翻。本文从"民主"学说的角度对《尚书》作了全新解读,对重新认识《尚书》的思想意义具有重要价值。

中国上古统治思想演变略述 (一)--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由于流行“万物有灵”观,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存在过一个“巫主民”的发展阶段。直到殷、周,随着王权政治的确立,“巫主民”才为“帝主民”或“天主民”所代替。西周王室一边“假威鬼神”,一边“阻兵保威”,通过让人“畏天”来维持人与人“相畏”的等级秩序,并将劳役和贡纳强制性地固定在周族下层劳动群众和被征服者身上。然而,进入春秋战国后,以强迫某族专服某役和专贡某物为内容的指定服役制度崩坏了,各国通过改革,推行履亩而税和按乘丘出兵赋,使剥削有了比例的规定,使人身第一次有了一定的自由。于是,人自身的价值被认识,人的独立性开始增强,人对天的看法得到校正,在儒家的引导下,人们通过“明于天人之分”逐步走出“神道设教”。不过,完全抛开天命鬼神,难以得到传统社会广泛认可。源自儒家,又突破了儒家的法术之士以农战为“一务”,虽有助于实现统一,却有悖于普通人热爱和平、期盼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因此,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的汉代,董仲舒便建议汉武帝“变秦”“更化”,用“灾异见天意”和“天人感应”的办法重新接续天人关系,并将天道、阴阳、五行、自然都当作支撑“王道三纲”的基石。以“三纲”为核心的皇权专制理论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向封建迷信和封建道统倒退。

论中国古代德性主义经济伦理思想的萌芽

周代的“敬德保民”思想中包括了三个方面的经济伦理思想内涵:一、“无逸”的劳动伦理观和 “孝养父母”的生产观;二、反对“独专于利”,主张利益分配的公正性;三、在生活方式上,主张“恭俭惟德”的消 费观。这些思想具有德性主义的性质。

试论西周初期的“德”观念——以今文《周书》为中心的考察

周初之"德"是一个较为宽泛的观念,它可以分为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任德尚贤四个重要组成部分,其价值与意义主要体现在政治领域,"德"是周人为论证政权的合法性及谋求政权的持久性而提出的。从内涵上来看,"德"字在周初尽管有了道德的意义,但"德"观念在人自身内在心灵的领域尚未达到深入的程度,"德"的外在意义在周初占有主导地位,它与后世具有普遍意义的个体心性道德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不等同于我们今天所说的"道德"。

论西周的荒政理论

西周是荒政制度的形成时期,在《周礼》中已经把“荒政十有二纪”作为“聚万民”的手段,提高到“政令”之首的重要地位。“敬天保民”是荒政的理论基础。《周礼》中的“以荒政十有二聚万民”奠定了后世荒政的基本格局。

论周公的礼教思想

我国素称“礼仪之邦”。如果说西周以前的“礼”过多地体现了它的伦理功能,而西周以降则使“礼”更多地体现了它的政治功能。周公礼教思想的形成与实施则完成了礼的伦理化向礼的政治化的转变。因此,周公礼教思想之于中国后天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

中国上古统治思想演变略述(二)——以天人关系为中心

由于流行“万物有灵”观,中国与世界其他民族一样,也存在过一个“巫主民”的发展阶段。直到殷、周,随着王权政治的确立,“巫主民”才为“帝主民”或“天主民”所代替。西周王室一边“假威鬼神”,一边“阻兵保威”,通过让人“畏天”来维持人与人“相畏”的等级秩序,并将劳役和贡纳强制性地固定在周族下层劳动群众和被征服者身上。然而,进入春秋战国后,以强迫某族专服某役和专贡某物为内容的指定服役制度崩坏了,各国通过改革,推行履亩而税和按乘丘出兵赋,使剥削有了比例的规定,使人身第一次有了一定的自由。于是,人自身的价值被认识,人的独立性开始增强,人对天的看法得到校正,在儒家的引导下,人们通过“明于天人之分”逐步走出神道设教。不过,完全抛开天命鬼神,难以得到传统社会广泛认可。源自儒家,又突破了儒家的法术之士以农战为“一务”,虽有助于实现统一,却有悖于普通人热爱和平、期盼过正常生活的愿望。因此,在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经结束的汉代,董仲舒便建议汉武帝“变秦”“更化”,用“灾异见天意”和“天人感应”的办法重新接续天人关系,并将天道、阴阳、五行、自然都当作支撑“王道三纲”的基石。以“三纲”为核心的皇权专制理论是历史的产物,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与现代化格格不入。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必须防止向封建迷信和封建道统倒退。

《尚书·周书》中的周公德治思想研究

西周档案流传于后世的,主要有两种:一是今文《尚书》中的《周书》部分,一是西周铜器铭文。《尚书·周书》记载了西周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史实。西周诰命共12篇,其中7篇与周公有关。从“德”的本义出发,总结了周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重要功绩。体现在周公德治思想方面,即在上位者要自省修德、敬天保民、天民合一、用刑有度、法德结合,如此国祚才能长久,人民才能康宁。

《诗经》战争诗的独特文学风貌及其成因

《诗经》中战争诗不多,且大都正面描写的是朝廷军队磅礴的气势、显赫的威仪,没有战斗场面的具体描绘。形成这种独特文学风貌的原因很多,主要有周礼的影响,周统治者敬德、保民、惠民的思想,周人威仪外显的特点以及诗歌作者文武兼备之因素。

富民:齐国治国思想的基石

富民是齐国治国思想的基石。它源出于西周初期的“敬德保民”思想,伴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呈现出愈益丰富的内容。齐国的富民思想和举措是齐国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基石,是齐国称霸诸侯、争雄天下的前提,同时也奠定了百家争鸣的物质基础。

论《孙子兵法》的民本思想

《孙子兵法》反对鬼神星占而注重人为因素,倡言君主将帅通过发挥因变之主观能动性,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实施德政法治,即尽力做到与民"同意","与众相得","令素行以教其民","合之以文,齐之以武",以社稷存亡、百姓祸福、士卒生死为考量之本,以期实现保民而王、练卒制胜之目的。而孙子选将练卒的"治心""治气"说,与克劳塞维茨的"武德"论,既有相通之处,亦有所不同,表现出中西文化各自的特色。这些对于今天的国家建设与社会管理都有重要的启迪。

论召公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

学术界充分肯定了周公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地位,而召公则被忽视。其实,召公对我国思想史发展的深远影响,是可与周公媲美的。这表现在召公:就如何对待"天"及发展西周王朝,提出了"天不可信",振兴西周王朝这决定于我——"时我",推进了从神本走向人本的历史进程;提出了处在共同体中的"休(美好)"、"恤(忧患)"矛盾的对立统一,强调防止"休"向"恤"转化,此实为和谐哲学的雏形;提出了"弥性"的性善说和"节性"的性恶说,开启了我国人性论的先导;提出了"敬德保民",以德治国的新思想;提出了要以夏、殷"不敬德"而亡国为鉴。其"不敬德"的内涵集中到一点就是"贪婪腐败"。故以夏、殷为鉴,就是要以其"贪婪腐败"而亡国的教训为鉴,从而揭示了一个国家政治清廉则兴,贪婪腐败则亡的历史规律;召公为政清廉,为民不扰民,以利民便民为务,这既是"敬德保民"思想的身体力行,又是其平民化思想的标志。总之,召公对上述六个方面的论述的深刻性超越了周公,对思想史的发展做出了独特的杰出贡献,应充分肯定其在我国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从周公“制礼作乐”看西周礼乐文明的高度与深度

周公"制礼作乐"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件极为重要的大事,融合了夏、商和先周时期礼乐文明的精髓,呈现了西周礼乐制度的高度与深度。从传世和出土文献的记载来看,周公"制礼作乐"并非皆是其原创或者是独创,与此前文化应是一种"因革""损益"的关系。周公的贡献则是以先周传统的"德治"为主线,参照殷商、先夏时期礼制的基本框架进行整合与创造,最终形成"新"的周代礼乐文明。"积德行义""敬德保民"是周公"制礼作乐"的根本和总纲,是中华传统礼乐文明活的灵魂。

论西周“敬德保民”朴素民本思想与和谐社会构建

西周时期逐步形成的"敬德保民"朴素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社会传统治国理念的核心,其思想中所蕴含的"德"、"民"观,"德教"、"民本"、"修德"及为政以德的理念,对于古代君王将相治国平天下、赢得民心提供了很好的理论依据。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敬德保民"思想对于消除不诚信、不道德、不公正等不和谐因素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有利于诚信道德建设,有利于和谐社会构建。

德礼教刑——《尚书》的治理体系

《尚书》中蕴涵着丰富的治理思想,本文概括为德为政本、敬德保民;明德慎罚、刑以弼教;以刑辅礼、先教后罚。由《尚书》可以看出,礼制的内在精神是道德,德治、礼治为刑罚之本,德治、礼治、礼制与刑法形成一种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孔子在《尚书》的基础上形成了德礼政刑四位一体的儒家治道总体构架,为今天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

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发展道路

不久前,刚刚闭幕的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关于历史问题的第三个决议,明确地提到了要“推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相对于前两个历史问题的决议来说,这是人权二字首次进入历史决议,表明了在我们党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中,人权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地位。人权概念最早是通过1991年国务院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进入社会公众视野的,其后,人权事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逐渐进入了政策和发展规划的层面,并于2004年“入宪”。人权概念最早进入五年计划/规划是“十五”规划纲要。从“十五”规划到“十四五”规划,人权事业在五年规划中都得到了充分肯定,并且主要以加强人权司法保护为重点,同时,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事业发展提出了“全面”的政策要求。“十四五”规划实施期间,不仅要突出全面加强人权司法保护工作的“重点”要求,而且还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权理论的重要论述为指导,通过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权保障制度、强化国家在尊重和保障人权方面的职责来提升人权保障的水平,适应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不断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敬德”“保民”关系新论——基于周初思想史的考察

“敬德”与“保民”是西周政治思想的核心要义,在两者关系上,以往研究普遍认为“保民”由“敬德”孕育。从最初的文献来看,“保民”是武王时期(乃至先周时期)已有的思想,“敬德”是周公摄政后形成的思想。周公将早期先王特别是先周时期先王们的惠民、利民、爱民的“保民”作为提炼为“德”后,“敬德”思想才得以完整呈现。因此,从思想史角度讲,“保民”思想先于“敬德”思想,后者是周公对“保民”思想的进一步推进和深化。“敬德”的提出为“保民”建构了道德的、超越性的约束力量,进而深刻改变了中国早期文化的发展重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