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型绩效管理在公立医院“接诉即办”考核中的应用

以政府热线“12345”为载体的“接诉即办”工作机制,为提升医院对患者诉求的解决力度提出了新要求。医疗机构肩负着民生“七有”中至关重要的“病有所医”职责。为系统解决“接诉即办”中的难点、痛点问题,医院探索将驱动型绩效管理理念应用到“接诉即办”管理中。通过驱动型绩效管理在“接诉即办”考核中的实践应用,建立医院内部“接诉即办”绩效考核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对医院各部门高质高效响应患者诉求、努力提高医疗质量、优化工作流程、强化医务人员人文关怀意识以及沟通能力等方面起到促进作用,以“接诉即办”绩效管理改革驱动医院主动治理能力的提升,实现接诉即办向未诉先办转变。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现状及完善研究

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作为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自产生以来在维护司法权威、解决行政争议和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但通过搜集整理各地的规范性文件并进行分析之后,可以发现该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的案件范围划分模糊,现有规范对负责人不出庭应诉的责任制约性弱,出庭负责人级别不统一以及各地普遍追求高应诉率的问题,需要通过完善出庭应诉范围、统一出庭应诉负责人级别、强化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考核监督、增强负责人的应诉能力等方式进一步规范具体的实践做法,最后还应当改变单一追求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率的做法,正确引导新闻媒体作正面宣传,以此激发该项制度所蕴含的功能,推进行政审判的进步。

成本会计信息质量问题研究——应诉反倾销视角

应诉反倾销是反倾销法律框架下的会计数据之战。基于应对反倾销视角,对应诉反倾销的成本会计信息质量特征及当前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层次剖析,指出产品核算制度已不是影响涉诉成本信息质量的重要因素,企业成本信息的质量和转换为涉诉成本信息的保真率抑或就是影响企业应诉反倾销信息质量的真正障碍;并提出建立应对反倾销导向的成本核算体系,强化对企业会计人员的反倾销会计培训,效仿欧美设立专职的反倾销会计师等相应解决对策。

试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责任倒置

刑事诉讼中一般由控方承担证明责任 ,但是在某些特定情况下 ,控方只需证明初步事实的存在 ,其他与被指控犯罪相关的事实的证明责任则转由被告方承担 ,如果被告方不能证明相关事实 ,则要承担对其不利的推定 ,这就是证明责任的倒置。但并非所有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情形都属“证明责任倒置” ,在一般情况下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实际上是“证明责任正置”。证明责任倒置在形式上是“有罪推定” ,但它对某些刑事案件实体真实的发现极具必要性 ,也符合正当的法律价值取向。我国刑事诉讼法有必要确立证明责任的倒置规则 。

涉诉民意与当前司法应对

处于转型期的我国,社会不公平和司法不公正现象的存在催发了民意对于司法的空前关注。涉诉民意以网络平台为重要载体,以意见领袖为核心,呈现复杂态势。司法应该在坚持审判独立的基础上,采取"回应型"司法理念,建立吸纳整合民意的参与机制,以公开透明的程序,以每一个案件的公正审理赢得司法公信力的提升。

“入世”后中国反倾销问题的若干思考

“入世”以后 ,伴随着我国对外贸易和国内贸易的快速发展 ,中国的反倾销问题有可能渐趋突出并引起关注。因此 ,中国需要对现有的反倾销条例进行修改 ,使其与WTO的规则接轨 ;需要注意有理有节地开拓外贸市场 ,防范可能产生的数量反倾销风险 ;需要认真地规范和指导企业应对反倾销 ,才能最终实现中国对外贸易的稳定和持续发展。

论政府决策的责任追究

当前 ,政府决策尚未建立起有效的责任追究制。政府决策责任追究的前提是对责任的认定 ,责任认定的根本标准是政策决策是否损害了公民的合法权益 ,而责任追究的有效途径是将政府决策行为纳入行政复议、行政诉讼和司法监督制约范围之内。

关于追究日本生化战战争责任的思考

由于政治的原因,美国在东京审判中免除了日本生化战罪责,但从法律形式上看,日本的生化战战争责任无法免除。90年代以来,人们从捍卫人权的角度对日本生化战争犯罪的追究和诉讼,从法理上其实是基于东京审判和纽伦堡审判中“对人道的犯罪”的原理。生化战伤害不是一般的战争伤害:一是它的极端反人道性,二是它的严重违背国际公约性,三是它的战后长期遗害性。战后赔偿诉讼的意义,并不完全表现在诉讼的结果上,而重要的是表现在其过程中,它的确切中了日本战争责任的要害。

医患纠纷若干问题研究

对医患纠纷的体系进行细分,为确定涉及医患民事纠纷的案由提供理论上的支持;讨论了医疗纠纷中医疗侵权责任和医疗服务合同责任的竞合;论述了当事人在责任竞合时的诉因选择;探讨了医疗侵权纠纷的诉讼时效确定和起算,认为应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指导思想,具体案件,具体对待。

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责任——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为考察点

本文以《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有关保险公司的规定为依据,从侵权法的角度论述了《道路交通安全法》所确定的的无过失责任原则与责任保险的关系及保险公司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中的责任性质、范围。本文认为《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6条有关保险公司的责任的规定的具有不合理性,不适当的加大了保险公司在侵权损害赔偿中的责任;《保险法》及《道路交通安全法》赋予了受害人对保险公司的直接赔偿请求权,受害人可以直接以保险公司为被告提起诉讼。

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举证责任

举证责任法律渊源于罗马法民事诉讼中。我国行政诉讼的举证责任的规定及为什么规定行政诉讼中被告负有举证责任?行政机关举证的范围和举证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医疗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引发问题的探讨

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医疗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司法解释出台为背景,分析了该司法解释在实践中的反应与理论上争议,比较系统地对国外医疗事故立法进行了归纳,并根据医疗合同的性质提出了新的观点,即医疗合同应该分成三个阶段门诊诊断治疗合同、急诊诊断治疗合同、入院诊断治疗合同。还据此对政府、社会、医疗行为提供者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建议。

再论专利侵权诉讼证据制度

在专利侵权诉讼中,证据是当事人进行诉讼的前提条件;证据也是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案件的基础和依据;证据还是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重要工具。然而,长期以来,我国立法界、司法界和学术界对于专利侵权诉讼中是否应该引入证据披露制度等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参照国际公约的规定和一些发达国家的经验,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土地行政诉讼中现实难题与司法应对

土地行政诉讼中存在大量的疑难问题,这些问题的产生与现行土地法律规范的缺位和滞后不无关系。如何在法律制度"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合法合理地解决好土地法律争议,关键在于发挥司法能动精神,依托学理解释合理创制规则,弥补法律条文本身的不足,及时有效地回应社会生活的现实需求。本文从土地使用权制度、土地出让制度和安置补助制度三个方面入手,就土地实际使用人原告资格、土地使用权人的债权人原告主体资格、"闲置土地满两年"起算点、开发区管委会土地出让主体资格、征地补偿、安置争议裁决程序和征用土地安置补助费享有主体六个问题展开分析,提出合理的司法应对之策。

环境侵权诉讼中的共同被告问题探讨

环境诉讼中的共同被告的追加与否以及他们承担责任的形式,对原告的举证义务和赔偿救济来说意义重大。旨在对该问题进行简单探讨,为司法实践提供一点建议。

“举证责任倒置”在环境侵权诉讼中的理解和适用

环境污染侵权诉讼作为一种特殊的民事侵权诉讼,考虑到受害人和致害人间基于环境侵权制度所致的信息不对称和地位不对等等因素,在举证责任分配上,诉讼中原告的举证责任将有一部分转移给被告。从举证责任倒置之学理依据及环境侵权诉讼中举证责任倒置原则的具体适用分析环境侵权诉讼中的举证责任倒置问题所涉及的主要方面,可以正确地适用该原则。

行政诉讼中举证责任的承担及其转移

我国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对行政诉讼中原、被告举证责任的承担作了规定.但出于举证的必要,举证责任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在原、被告之间转移。

刑事诉讼效率视野下的“回避”与其法律效力

建立回避制度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追求程序上的公正,但是由于立法上的疏漏,没有对回避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及其回避人员的责任承担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对此提出相关立法建议。

论行政诉讼证据提供规则

行政诉讼证据与一般证据相比具有共性，也具有独特性，其独特性就在于行政诉讼证据的提供规则上，在行政诉讼中如何提供证据、如何按规则要求提供证据是当事人实现其实体权利的保障。本文围绕五个方面阐述行政诉讼证据提供的规则，以便能更好地实现行政诉讼目的，解决行政争议，为维护合法权益提供法律保障。

中美新闻诽谤诉讼理念比较——我国新闻诽谤诉讼中新闻媒体败诉率居高不下原因初探

与美国相比,我国新闻诽谤诉讼中媒体与记者诉讼负担重、败诉率居高不下,其深层次原因是我国法律和司法界的以下问题:理论上对民法名誉权和宪法性言论自由权同等保护,但前者有系统的实体法和程序法的保障,操作性强,后者则无救济程序;混淆证明责任与举证责任的区别,滥用举证责任倒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