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依赖”与中国古代的重农抑商制度

"路径依赖"在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制度的形成、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战国时期,重农、抑商思想开始有机结合并有所发展,与其有关的制度建设在秦国取得成功;秦朝继承、发展了重农抑商制度;在西汉,这项制度得到了充分检验,并形成了制度选择到制度确立的制度变迁模型。由于"路径依赖"的存在,这一模型在中国经济制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管子·轻重》重农抑商思想特色

《管子·轻重》从商贾控制市场盘剥农民与君主争利及其带来的政治后果出发 ,全面论述了商贾与君主的矛盾 ,从而提出了系统的重农抑商思想 ,比如 ,不征徭役保证农时 ,保证农业成本 ,排斥商贾对粮食市场操纵 ,控制农民的生产过程以打击商贾的高利贷盘剥 ,使用政治强权直接剥夺商贾的财富等。

聚民思想对中国古代抑商政策的影响

学界在研究中国古代抑商的原因时,往往将抑商和重农对立起来,因而难以揭示其真正原因。聚民是古代早期国家产生的重要条件,而商人经商积累财富亦能聚民,对统治者构成威胁,这是日益走向专制集权的统治者无法容忍的,因此商人受到政府的抑制也就在所难免。

秦地文化中“抑商”“重商”因素及其积极作用

我国经济史学者大多认为,汉代以后的中国古代,均以"抑商"政策为本,没有大搞商品经济的王朝,其实,唐代曾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大搞商品经济。盛唐的国强民富是通过各种办法发展商品经济而获得的。在汉、唐繁荣背后,经济发展轨迹不同,但均与秦地文化中的抑商、重商因素有关。汉代及其之前,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抑制商品经济时,秦地文化中的"抑商因素"充分地发挥了作用;在唐代,当社会生产力的进步需要发展商品经济时,秦地文化的"重商因素"又充分地发挥作用,促进了盛唐经济的繁荣。因此,把秦地文化简单地理解为抑商文化或重商文化都是片面的。秦地文化中潜在并存着"抑商"和"重商"的文化因素,它们会因时、因势而被激活并发挥其巨大文化力。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成因探析

本文结合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地主阶层的形成过程与“抑商”思想的形成过程进行分析,认为在中国古代社会商业的发展会破坏地主阶层的利益基础——小农自然经济,在以通过租佃土地收取地租的方式获取本集团利益的方式下,封建社会中最大的利益集团--地主阶层--为了自己集团的利益,必然会采取抑商思想和政策,抑制商业的发展,进而抑制商人阶层的壮大。

试析邓小平理论与中国传统历史之关系

尽管中国共产党人把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之一,但是我们就邓小平理论的内容而言,它完全是从中国传统历史中抽绎而来。邓小平理论中有关农村改革的内容,如包产到户,家庭联产承包制,是对中国历代"重农"思想的继承;城市改革中,如,市场经济理论,是对中国传统"抑商"政策下重义轻利思想的改造。邓小平理论,不是对中国传统的割裂,而体现了对中国传统的尊重。

重农抑商与中国商人的地位

中国的商人自产生之日起 ,就始终处于受贬抑的地位 ,为追求秩序稳定的封建王朝 ,“重农抑商”一直作为基本政策沿袭下来 ,造成了中国商人社会地位的低下 ,恶劣的成长环境是“奸商”大量产生的土壤 ,商人最终追求“官商”结合 ,严重地影响商品经济的发展。

试论我国电子商务发展的物流瓶颈问题

电子商务近年来在世界范围内迅猛发展,而我国电子商务仍处在较为困难的成长阶段,究其原因,物流瓶颈问题不可忽视。本文通过对物流重要性的分析,明确电子商务发展对物流的要求,进而分析我国现有物流水平对电子商务的制约情况,并针对性地阐述了解决措施,以期促进电子商务的健康发展。

中国古代抑商传统形成及伦理审视

中国古代抑商传统滥觞于战国时期的秦国,在汉武帝时期成熟定型,之后看似相对的儒家和法家的经济伦理思想在围绕服务权力意志的基础上,却得到进一步整合,最大限度地从身份序位、创富途径、财富分配等方面夯实了中国古代抑商传统的政商伦理基础和利益协调原则。今天,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的前提恰恰在于对这一基础和原则的反思和扬弃。

西方轻商思想的历史演变及其与中国的比较

古希腊罗马的哲学家认为商业是一种卑贱的职业,不能创造新的财富,应由最下等的人来从事。他们的轻商观念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中世纪西欧社会在宗教神学的笼罩下,将商人的逐利行为斥为罪孽。商业由那些被认为下等的外来人或失去土地的流浪人来从事。但中世纪松散的社会结构又为商业留下了发展空间。商业经济的发展瓦解了西欧的封建制度,民族国家随之兴起,并迎来了重商主义时代。开展海外贸易的商人赢得了尊敬,但国内贸易依然受歧视,因为重商主义并不"重商",认为贸易是零和游戏。重商主义之后,轻商观念逐渐被消除,但西方形成的经济学研究传统并未使商业成为重要的研究对象。与西欧相比,中国的轻商思想更加根深蒂固,因为森严的封建等级制度没有给商业的壮大留足空间。轻商思想与抑商政策合二为一限制了商业的发展,因而中国没有形成如同西欧那样强大的商人阶层。

浅析明清法律的抑商色彩

中国在16世纪中叶,从封建社会母体内诞生了资本主义萌芽。而明清统治者推行的"抑商"政策及其派生的相关法律制度,却严重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摧残了资本主义萌芽,造成中国社会发展的长期停滞。

贤良文学与魁奈的重农抑商论

贤良文学与魁奈是中西方重农抑商论的典型代表,他们的经济思想存在许多相似之处又各具特色。对二者的比较研究,不仅可以把握和印证中西方重农思想的异同,在某种程度上也能够揭示思想所产生的特定文化传统和时代精神。

简论西汉前期重农抑商思想的提出

重农抑商思想在西汉前期得到整合,并通过各思想家宣传与统治者政策推行两方面实现,体现了"重农"的阶段性特征。主要从重农抑商概念规范入手,对西汉前期重农与抑商思想的提出进行论述。

中日“重农抑商”传统的差异

中日两国封建社会都存在着"重农抑商"的传统,然而由于两国封建社会在本质上并不一致,因而其"重农抑商"传统的根源、出发点和手段也不相同。另外,与中国封建社会地主阶级"重农抑商"不同,日本封建社会推行"重农抑商"的是幕府封建主阶级,并不是新兴地主阶级。

中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上自先秦下迄明清,中国古代理财家不可胜计,卓越的理财思想灿若星汉,文章以中国古代重要理财人物为经,以其政策事功为纬,紧密结合理财家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总结其理财经验和教训,萃取其理财思想精华,并总结出我国古代政府理财思想演进的基本规律,以期对当前政府制定理财政策,对国内市场经济建设和构建和谐社会有所裨益,对人类应对金融危机有所启迪。

从业本到人本——“重农”新解

自古四业以农为本。但历代王朝"重农"而农民负担益重。以重农为名抑商,不只是打击民间工商业,而且窒碍农业发展。为了避免"重农而农益轻",王夫之等曾力主"轻自耕之赋"甚至"有田者必自耕,……不为农则无田",对于借口重农而抑商,叶适也曾提出尖锐批评。今日中国仍需重农。维护家庭农民的各项合法权益并积极扶持务农人走向富裕,是在农业和农村落实"以人为本"的不二选择。

西汉前期抑商政策原因新探

从西汉前期几位主要思想家的抑商主张可以看出,当时西汉政府采取抑商政策的实质并不是要完全地抑制商业,而是对一些僭越礼制、进行政治投机或与一些不老实的诸侯勾结、或进行行贿危害官僚系统纯洁性、或与中央争夺经济优势特权的一些不仁、不义、不安分的私商大贾进行严厉的压制。可以说,西汉前期政府采取抑商政策的根本目的在于巩固中央集权的统治。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政策再析——以西汉为例

对我国古代的"重农抑商"政策不能简单地概而论之为重商或抑商,对于古代商业政策的研究,应将其置于其所产生的时代,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此外,需要明确的是:我国古代的商业依其性质有官营商业和私营商业两部分,"抑商"究竟是抑制官营商业还是抑制私营商业这才是讨论的焦点。西汉王朝对其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采取了不同的商业政策。因此,对"重农抑商"政策的研究绝不能脱离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况,惟此才能对"重农抑商"政策有一个比较客观和全面的认识。

重农抑商制度:实质与影响

重农抑商制度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中国在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处于世界经济发展的一流水平,然而却在二百年间迅速落伍与其有密切关系。本文通过对重农抑商制度的深刻分析,指出该制度的实质是为了获取垄断经济利益,"抑商"的结果并没有起到"重农"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农业落后的制度和意识形态原因之一。

浅谈重农抑商政策及对三农的影响

重农抑商是贯穿我国封建社会的重要政策,对封建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主要分析了重农抑商政策、其实施原因以及对我国古代农村、农业与农民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