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百年构建:历史演进与原创贡献

构建中国特色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根据执政历史方位、肩负主要任务和面临突出问题的变化,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监察文化结合起来,以纪检监察理论创新推动制度创新和实践创新,构建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的“四梁八柱”,奠定了纪检监察学科发展的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纪检监察话语体系的百年构建作出了原创性贡献,这就是开辟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构建的中国道路,积累了纪检监察学科话语体系构建的中国经验,形成了纪检和监察合署办公的中国方案,赢得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理论竞争的中国优势。

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监管体系构建存在的问题及推进策略

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监管是推进民办高校分类管理的必然要求,是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提高治理体系现代化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需要。当前,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监管存在监督管理制度不完善、内部监督机制不健全、政府监管缺位等问题。构建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监管体系,需要在准确把握民办教育新法新政策的基础上,从完善顶层制度设计、完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内部监督机制、政府加强对非营利性民办高校的监管等方面推进。

审计机关调查权域与处理处罚权域的差异:现实困境与弥合路径

我国审计机关面对的一个客观现实是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文章基于经典审计理论,分析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和调查权域存在差异的原因及后果,并在此基础上探讨审计权域差异的弥合路径。现行审计法律法规确定的审计机关处理处罚权域小于调查权域,这种权域差异产生的主要原因是专门经济监管部门在提出本部门法草案时未将审计机关作为执法主体,以及现实中相关人员对“法定职权范围”存在不同的理解。这种权域差异严重影响了对审计发现问题的处理处罚效率。弥合权域差异的路径是将处理处罚权域扩展到调查权域,虽然这会导致对经济行为的双重监督,但因专业经济监管和审计监督是不同性质的监督,二者在监督目的、监督重点和监督方式上存在一定差异,因而不会造成重复监督。

侦诉审“互相制约”的冲突与调适

侦诉审“互相制约”是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包含了侦诉、侦审、诉审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为侦诉审“互相制约”的重释提供了契机,应摒弃“废除论”“修改论”的观点,从“解释论”的角度为侦诉审“互相制约”注入生机。“互相制约”有其深厚的权力监督理论渊源,需要厘清其与“互相配合”及检察机关“法律监督”之间的关系。当前,侦诉审“互相制约”存在侦诉之间配合程度较高、诉审分离尚未实现、逆向制约机制尚不健全等现实冲突。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语境下形成审判制约起诉、起诉制约侦查的逆向制约格局,改变过去“平行式”的制约模式。侦诉审“互相制约”的调适,应当以统一的证明标准健全审判逆向制约方式,以检察引导侦查协调审前阶段的制约关系,明确辩护权制约公权力的独特地位。

论审判权监督制约体系的再完善

在当前中国的司法实践中,对审判权的监督制约存在责任划分混乱、各类监督体系相对独立、监督制度不健全和监督滞后等问题。针对上述问题,应整合监督力量、强化政法教育和完善配套规章制度,以推进审判权监督制约体系的逐步完善。

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经营者集中执法实践:中国国企如何面对欧盟的挑战

面对中国国家资本的持续涌入,欧盟采取了既欢迎又审慎的态度。欧盟委员会适用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过程存在一定程度的倾向性,而中国国有企业的抗辩理由通常无法阻止欧盟委员会采取“最坏情形假设”,由此面临赴欧投资的最严峻挑战。有必要对单一经济实体规则的问题进行探源,在学理和法理层面对国资委与国有企业之间的独立决策问题进行研究和解释,以期在现有欧盟体制下提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抗辩理由和应对策略,更好维护我国国企域外投资的生存空间和合法权益。

中国民航创新监管的重点路径研究

民航是一个具有密集监管属性的行业,民航发展离不开高水平的监管。目前,中国民航监管体系正处于改革密集期。在有限的机构和编制下,为适应新时代民航发展的需求,民航监管体系必须持续创新。创新监管的总原则是在持续简政放权的基础上,结合民航监管的特点与现实需求,对传统民航监管的理念、手段和方式等进行创新,以提升民航治理水平,解决民航现实问题。在民航创新监管改革的具体路径上,则需要提升监管效能,推进民航精细化、集约化监管水平,加强事中事后监管以及创新民航监管手段等。

论监察权力概念的历史:从霍布斯到马克思

作为政治权力的监察权力概念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与近代社会契约论阐释国家权力的合法性密切相关,契约论创造了平等个体的现代性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制约国家权力的权力分立理论。但是,这种不纯粹的权力分立理论的背后特征是“占有性个人主义”,其以实用性为目的出发仍无法遏制现代化滋生的腐败。为此,卢梭通过“普遍意志”的概念为监察权力奠定了道德基础;经康德政治哲学对卢梭的改造后,先验道德基础与现实制度设计的矛盾仍然没有得到化解,只有到黑格尔那里才为国家主义提供了现实性的存在依据。最终,马克思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建立在国家主义的前提之上,诞生了奠基于伦理共同体的“自我革命式”的监察权力的概念,使其真正地落地。

荷兰情报和安全机构大规模监控监督制约机制研究

[研究目的]2017年荷兰修改后的《情报和安全机构法》架构起了系统的大规模监控监督制约机制,对其基本架构及运行状况进行研究对于我国相关制度的构建有重要参考价值。[研究方法]通过规范分析和实证分析方法可知,《情报和安全机构法》确立了部长事前授权、调查权力委员会或海牙法院法官事前审查、情报和安全机构审查委员会事中监督和事后救济以及议会监督的大规模监控监督制约机制;而且调查权力委员会和情报和安全机构审查委员会在实践中发挥着重要的控权作用。[研究结论]观察2013年以来《情报和安全机构法》的修法、实践和评估过程,不难发现,荷兰形成了良性的大规模监控监督制约型塑机制,但在调查权力委员会或海牙法院法官事前审查、情报和安全机构审查委员会事中监督和事后救济等方面仍存在问题,如何进一步改革完善是荷兰仍需面对的问题。

确权、协同与问责:政府职责体系改革下公安事权配置问题思考

公安机关事权配置是影响公安工作整体效能的重要因素,受行政性分权的制度影响,公安事权交叉重叠,事权结构具有明显的同质性;公安事权配置法治性不足,体现出以全国性“专项行动”为主导的“运动式治理”特征;公安事权下移与财权、编制严重不匹配。应立足于政府职责体系优化的宏观框架,以“确权”思维为导向,实现公安事权合理归位;以“协同”治理为目标,构建权责主体间合作伙伴关系;以“问责”控制为反馈,实现公安事权履责的闭环效应,从而稳步建构“以确权为战略先导、以协同为履职方式、以问责为监督反馈”的公安事权配置整体性格局。

规范权力与自我革命:习近平法治思想中治权理论的阐释及其价值

习近平治权理论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内容,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与价值意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进程中所形成的习近平治权理论,不仅强调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坚持权力为人民所用、权力运行结果令人民满意的权力设定目标的规范以及党的领导、依法治权、体系性优化的权力运行规范,还特别突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和领导党担当起有权必有责、打铁自身硬的责任,并致力于通过民主集中制、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抓住“关键少数”这三条路径实现治权上的自我革命。作为内涵丰富、逻辑严密、观点前瞻的理论体系,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治权理论丰富了权力制约监督理论范式,有力指引了中国治权制度体系的完善、促进了新时代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实践与反腐败斗争的深入开展。

论市场监管权与综合行政执法权之协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要强化多个领域的市场监管,同时将优化政府职责体系与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予以明确。市场监管与综合行政执法作为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后分道重组的两类行政权力,同样需要协调,而其协调首先起步于两类权力所依托的法治保障之间的区别。市场监管权力改革的法治保障呈现系统化趋势,而综合行政执法更多通过“文件”进行权力划转。市场监管与综合行政执法的权力协调首先应考虑进一步组织化、法定化,同时拓展联合监管的适用,并补强市场监管等业务职能部门向综合行政执法部门的权力划转。在此基础上,中央和地方都应进一步通过立法明确各项权力的去留,更深刻关注行政处罚法等新法的内在精神,多层次倒逼各方加强执法保障,实现权力协调在各层面的综合效应。

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问题研究--基于39所高校巡视反馈通报的文本分析

政治巡视是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对于制约与监督高校权力运行,加强高校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全面从严治党具有重要意义。以39所高校巡视反馈通报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质性研究中的扎根理论和文本分析法提炼出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等8个核心要素,发现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过程中既存在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不够、内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欠缺、重点领域风险隐患突出等共性问题,也存在定位不准、特色发展不到位等个性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优化高校权力运行制约与监督的路径,完善权力运行配置机制的科学性,增强内部监督的主动性,发挥外部监督的有效性,强化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的权威性。

论行政比例原则的适用

行政比例原则要求行政机关在实施某种行政行为时,应当使有可能对相对人造成的不利影响限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和限度内.行政权因其较大可裁量性而区别于立法权和司法权,行政主体对相对人作出行政行为时在合理性、适当性及必要性等方面受到行政比例原则的限制,以使其符合行政目的,又不超过行政裁量的合理限度.因此,行政比例原则同行政裁量原则,构成行政行为合理性的两面,对于保障行政行为的合目的性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此,我国的行政比例原则应当更加注重操作程式的构建,使其更好地为行政行为救济提供判断尺度与依据.

我国检察专业体系建设理论与实践研究

近年来,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监察体制改革、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等重大改革举措接续推进、叠加聚合,检察机关以往依托内设机构部门的检察专业体系已经无法一贯到底,难以适应当下实践需要,也给检察权的微观运行造成一定阻碍。将马克思主义社会分工理论作为检察专业体系建设的逻辑起点,按照社会分工发展规律的专业化要求,明确以专业体系建设为基础的检察工作专业化发展方向。同时,借鉴高校学科体系、医疗专业体系的分类规律和运行模式,研究检察专业体系的专业分类依据,确定分类的基本范畴、分类方法、分类导向。由此,结合检察工作实际,从人员分类专业化、业务办理专业化、管理制度专业化方面探索构建检察专业化工作格局,以期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检察权力科学配置运行,提升权力制约与监督效能提供些许借鉴。

论检察权运行监督制约机制的完善

检察权的依法正确运行,离不开监督制约机制的保障,当前检察权运行的内外部监督制约机制均需要进一步完善,以充分发挥内部纵向层级监督与横向部门监督的作用。因此,应当针对性地从加强与派驻纪检监察组的沟通与配合、发挥联席会与检委会的监督制约作用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从完善人民监督制度、构建良性检律互动关系等方面进一步强化外部监督制约机制。

数据权力视角下告知同意规则的实施困境与行政监管路径

数据权力伴随着数据技术的发展在平台上出现,对告知同意规则造成了重大的冲击。现有以私法保护为基础的改进方案仍不能摆脱原有告知同意规则的窠臼,其问题根源在于难以应对数据权力的不对称性、外部性和社会性。因此,应当以宪法规定的个人信息权为基础,引入以行政监管为代表的权力保护模式。行政机关以间接监管与直接监管相结合的方式,通过建立敏感信息处理行为的市场准入、高风险个人信息处理行为的安全审查、第三方监管以及元规制四大制度,促进个人信息保护的实现。

美国49CFR238法规《铁路客运装备安全标准》借鉴建议

美国联邦铁路管理局(FRA)制定的《铁路客运装备安全标准》(49CFR238法规),明晰了联邦政府对铁路客运装备安全监管的底线要求,以技术法规的方式赋予了装备安全标准强制执行的效力。其中该法规规定了运营前运输企业对客运装备进行验收测试的要求、运营中运输企业装备检查、试验、维保等运用安全的自治要求。法规放权运输企业自适应安全管理项点的做法,给我国铁路装备安全监管以借鉴,为我国铁路装备安全监管“放管服”改革提供了思路。

基本安全视角下船员培训“放管服”改革探究

《海事系统“十四五”发展规划》明确指出打造“陆海空天”一体化水上交通运输安全保障体系,为有效处置应对水上突发事件、保障水上交通运输安全、服务交通强国战略实施提供一体化安全装备保障和海事科技创新。以“基本安全”为视角开展海难事故案例研究,以小窥大到船员培训体系和海事监管体系,推动海事监管以“技防”为主到“技防”与“人防”并重,以案为鉴持续关注事故中“人的因素”,深化船员培训中“放管服”改革,为提升中国船员培训质量、打造平安中国贡献海事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