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约定解除权行使限制说

司法实践中的主流观点认为,法官有权以违约方违约程度显著轻微为由限制守约方行使约定解除权。此种观点值得商榷。守约方依约行使约定解除权的行为是单方法律行为;法官对已实施的解约行为予以限制,本质上是确认解约行为无效。基于此,合同目的、公平、诚实信用、禁止滥用权利等均不足以成为限制解约的充分理由,法官也不享有依违约程度限制解约的自由裁量权。约定解除权限制说将戕害契约自由精神、侵蚀法律行为效力原理、鼓励合同当事人失信等。

住房租赁市场法律治理的演进、反思与完善——以租金稳定和合同解除领域的公共政策为视角

公共政策是住房租赁市场法律治理的主要形式。我国治理住房租赁市场的公共政策以租金稳定和合同解除权限制为核心。租金稳定政策经历了租金管制、租金指导、租金调控等不同阶段,目前以调控为核心的政策缺乏系统性和精准性,削弱了租金稳定及调控的实际效果。合同解除权限制政策演进的重心是限定出租人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正当理由,目前在正当理由的规则模式和规则适用上存在疏漏和模糊,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为完善我国住房租赁市场的法律治理,应强化公共政策介入住房租赁市场的合理性,以推动租金水平的信息公开、限定租金年度涨幅标准、保留紧急干预权为核心完善租金稳定政策;细化出租人行使单方解除权的正当理由,对于承租人未按照约定或房屋性质使用并损坏房屋、承租人无正当理由未按期支付租金并在出租人催告后仍未履行、承租人未经出租人同意转租等引发出租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情形,应针对当前住房租赁交易的实际予以明确;加强调解机制在住房租赁交易纠纷中的应用。

利他保险合同下投保人任意解除权再检视

在利他保险合同中,投保人较强的任意解除易造成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期待利益落空,与“利他”的缔约目的相悖。司法解释但书部分虽规定了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享有“介入权”以维持保险合同存续的稳定性,却存在实施上的阻碍。为化解投保人与被保险人或受益人间的利益冲突,投保人行使合同解除权前应当履行通知义务,以此有效保障被保险人或受益人的知情权和介入权的及时行使。

破产管理人合同解除权限制问题研究

我国《企业破产法》第18条赋予了破产管理人解除待履行合同的权利,但却并未对该条款可适用的合同范围进行限制,导致在某些情况下破产管理人合同解除权的行使将有违社会公共政策,不当损害合同相对人的利益,且与我国其他民事单行法的规定相冲突。建议在涉及公共利益的不动产租赁合同和公共事业服务合同中,限制破产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权,以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在所有权保留买卖合同、融资租赁合同和已预告登记的合同中,限制破产管理人的合同解除权,以平衡合同各方当事人的利益。

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直接实现行政的目的或单纯为行政事务与他方订立的合同。在行政主体合同权利的限制、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特权、合同的瑕疵与救济方面 ,行政合同均存在有别于普通合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意味着行政合同具备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合同解除效力的比较研究

基于合同法的基本理念,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尽可能地使之有效。然而,合同缔结之后实际履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方当事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违反合同义务或不可预见的情形,当合同业已成为当事人的沉疴时,若不允许其逃逸合同的束缚,对当事人要求难免过于苛刻,因此有必要赋予当事人以合同解除权。解除权行使的效力既是合同解除制度中的核心问题,也是世界合同法理论中一直成为极富争议的问题。

解除权制度的法哲学分析

基于合同法的基本理念,一个合法有效的合同,应当尽可能地使之有效。然而合同缔结之后实际履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一方当事人基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违反合同义务和出现不可预见的情形,当此种义务违反和不能预见的情形对合同目的产生严重性或根本性影响,有必要赋予当事人以合同解除权。然而,合同解除权制度的理论基础是什么,其正当性何在,这是合同法理论研究必须解决的问题。本文认为,合同自由原则是约定解除权的效力渊源;法定解除权是法律基于合同正义的要求,给予当事人摆脱已被破坏的合同关系的一种救济手段;基于维护交易安全的考量,解除权制度的构建以诚实信用原则为基础。

体育参赛协议限制责任条款的法律效力

体育赛事协议常常设定限制责任条款,以此减轻或免除赛事组织者的责任。在参赛运动员受到人身伤害时,他(她)可以选择以侵权责任或违约责任为由提出救济。如果提起侵权责任诉讼,则对方当事人可以用合同约定的限制责任条款内容抗辩,由此导致违约责任和侵权责任的竞合。对于用合同内容抗辩侵权责任的效力,我国立法没有明确规定。借鉴各国的立法和司法实践,我国应当允许当事人以合同条款的内容对侵权责任提出抗辩,以有利于民事纠纷的解决,体现法律的公平原则,但应当根据体育赛事的具体情况和法律原则对限制责任条款的法律效力做出正确判断,维护运动员的合法权益。

论行政合同的基本特性

行政合同是行政主体为直接实现行政的目的或单纯为行政事务与他方订立的合同。在行政主体合同权利的限制、行政主体在合同中的特权、合同的瑕疵与救济方面,行政合同均存在有别于普通合同的特性。这些特性意味着行政合同具备自身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价值。

三口分流河道整治原则的探讨

为探讨对三口分流河道的治理原则，根据对三口分流河道特性及演变规律的分析研究［１］，提出了分流河道的治理原则：无调洪效果的两汊间的横河应予堵塞；对主要河道在可能的条件下将其断面导向窄深；适当的堵塞归并一些支汊，以便束水攻沙、减缓淤积和水位抬高，减缓堤防加高的速度，特别是减少堤防长度，改变荆南防洪线长面广的被动局面。

技术进口合同中限制性条款与滥用知识产权条款之辨析

限制性条款与滥用知识产权是两个相互区别且又有密切联系的法律概念。有学者将法律规定的限制性条款等同于滥用知识产权的具体表现,将限制性条款当作滥用知识产权的子概念。然而,限制性条款的规制是出于技术发展战略对技术转让合同干预的需要,滥用知识产权的防止是知识产权战略平衡保护布局的结果,两者不能混用。澄清两者之间的区别,特别是同为技术进口合同条款时的区别,有助于我们对技术发展与知识产权战略间互动关系的准确理解。

基于违约形态的合同解除之法定解除权的比较研究

由于合同自治原则的建立及认同,当双方当事人未在合同中约定导致合同解除的条件时,法定解除权是当事人利益、及时止损的一道重要保障。但我国合同法对法定解除权的规定存在诸多冲突及不完善之处,如引进大陆法系的不安抗辩权与英美法系的预期违约,且两者在解除权的规定中相互冲突,催告程序的适用范围适用及"合理期限"时间的不确定等。本文以各种违约行为所导致的合同法定解除权为视角,通过对违约形态的中外比较研究分析,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适宜我国具体国情的本土化方案。

《旅行契约国际公约》评介

1970年世界旅游组织(WTO)在布鲁塞尔制定的《旅行契约国际公约》,比较全面地规范了旅游契约的主要内容。根据该公约的规定,旅行契约包括有组织的旅行契约和中间人承办的旅行契约两类;旅游契约的主体有三类:旅行业者、旅行业中间人和旅行者。而且公约中也详细规定了旅客与旅游营业人的权利与义务以及旅游营业人责任的限制与免除等。这对我国的相关立法有较高的借鉴意义。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供给制约因素研究--以宁夏同心县、平罗县、陕西高陵区、杨凌示范区和山东寿光市试点地区为例

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融资试点是在农村土地"三权分置"条件下农地金融制度的重要创新。通过对比宁夏同心和平罗、陕西高陵和杨凌示范区、山东寿光等五个试点地区的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业务发展状况,发现:试点地区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的供给模式和供给水平存在差异,形成了以同心为代表的市场主导型模式与以其他试点地区为代表的政府主导型模式;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供给制约因素主要是:(1)土地经营权抵押交易成本较高;(2)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偏低;(3)土地经营权交易市场不健全;(4)土地管理体制和机制制约;(5)农村金融机构面临较大风险。本文据此提出了构建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法律体系、健全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供给机制、制定科学合理的土地经营权价值评估标准和评估方法、强化政府公共财政支持、优化土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外部环境等政策建议与对策。

以权利制约权力:卢梭社会契约思想中的权力制约思想

近代社会契约理论是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在现代国家生成过程中,用来解释政府或国家起源及其权力合法性的理论学说。作为近代社会契约理论代表人物的霍布斯、洛克和卢梭,他们虽然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分歧,但是权力制约却始终是他们探讨的核心主题。对于卢梭而言,他视稳定的社会模式为理所当然,所以他的社会契约理论不是稳定社会的方法,而是要创造一种新的社会环境以使人性回归,使人们获得完全自由、社会归于正义。他提出以公意作为国家的最高指导,公意代表人民以及人民的公共意志,政府只是公意命令的执行者,政府权力来自于公意,所以政府就必然就要受到人民权利的制约。可见,权力制约思想不仅是近代社会契约论所蕴含的基本理论旨趣,实际上也构成现代西方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

论对出租人解除住房租赁合同的限制

出租人解除权行使方式的不同是我国和世界主流住房租赁模式的重要区别之一。鉴于出租人和承租人在住房租赁合同中的不平等地位,对此种合同不能完全以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为依据,法律应当适当介入。在可能的介入手段中,除了对租金进行适当管制之外,更应当注重对出租人的解约权进行限制,即除非存在"正当理由",否则出租人不得解除租赁关系。相对于直接对租金进行管制,此种限制更注重保护住房租赁关系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保证承租人在租赁关系中也拥有相当的主导性,对私有财产的干预也较为合理。我国法律法规中迄今也未规定对出租人解约权的限制,这对于在住房租赁领域保护承租人的基本权益十分不利,也不利于改变民众对住房租赁的偏见和推动住房租赁产业的发展。

租赁合同的任意解除权探析

罗马法的契约必守原则在整个契约关系的发展进程中始终发挥着积极的指导作用。我国《合同法》第232条规定了不定期租赁合同可以随时解除。为实现该制度与契约必守原则的平衡,有必要对任意解除权的行使做出一定限制,为避免权利滥用,宜参照德国法,对该权利的行使附加一定的条件;关于解约人的提前通知义务,我国仅规定"合理期限",而日本民法典采用经过申告一定期间后终止合同的模式,从而避免突袭非解约人的生活安宁状态,值得借鉴。最后,关于租赁合同解除中应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应明确强调"毋害他人"的标准。

在权利与权力之间:古典社会契约论中的权力制约思想探究

古典社会契约论是关于现代国家起源的一种理论学说。这种理论以自然状态为前提假设,预设了在此状态下的人类基于自然法而先天享有的自然权利。人类之所以最终选择创设政府,进入政治社会,根本原因在于相对于自然状态而言,政治社会能为他们权利的拥有和实现提供更为可靠的制度性保障。依此来看,权利保护实际上构成古典社会契约论的立足点和理论旨归,政府及其公共权力也只是因其对权利的保护才获得其存在的合法性。问题在于,公权力一旦形成,反过来又会构成对民众基本权利的潜在或直接威胁,换句话说,在公共权力与民众的基本权利之间天然地存在一种紧张关系。因此,如何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制约以保障民众的基本权利就成为古典契约论思想家们无法回避的论题。

约定优先购买权的类型化与规则构建

我国《民法典》未对约定优先购买权规则进行明确规定,但当事人按照意思自治原则而约定的先买权应具有效力。在当事人约定不明时,我国《民法典》第726条以下的法定先买权规范有准用空间。形成权视野下的约定先买合同具有双重独立性,既独立于租赁合同等前合同,又独立于买卖合同即后合同。根据先买合同中是否存在对后合同价款的明确约定,可以进一步将先买权进行限制性与非限制性的类型化区分,该类型化在通知义务内容和同等条件的认定上具有意义。限制性先买合同与预约合同存在重大区别。独立的先买合同本身不产生具有牵连性的主给付义务,而仅为权利人设立附条件的形成权。在先买情形出现时,负担人应当及时履行通知义务,权利人凭借单方意思表示在其与负担人之间成立买卖合同。约定先买合同不具有对抗第三人的效力,负担人可以选择履行后合同或第三人合同并承担“一物二卖”的责任。

竞业限制在我国商业秘密保护中的困境及解决路径

随着《中美贸易协定》的签订以及新中国首部《民法典》中将商业秘密规定为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之一,商业秘密的法律保护问题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竞业限制制度作为保护商业秘密的主要手段,对于当下我国加强商业秘密保护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全面梳理该制度的发展沿革及其与商业秘密保护的关系,提出我国竞业限制制度在商业秘密保护中存在的困境及其解决路径,以期进一步提高我国商业秘密保护的强度和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