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建构

当前,我国前科制度呈现出类型日益多样、适用主体广泛、存续时间较长的特征。伴随着轻罪时代的到来,既有轻罪前科制度不可避免地面临违反责任主义原则、比例原则以及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的困境。基于此,我国刑法应当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在立法模式上,应采取统一刑法典立法模式;在逻辑基础上,以轻罪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为核心,调和防卫社会与促使犯罪人复归社会之间的紧张关系;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以面向全体犯罪人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为适用前提,并在域外立法经验与我国学界既有方案的基础上,从基本条件、范围、程序和法律后果四个方面建构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此外,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应兼顾如下配套措施:规范前科制度的立法层级,调整前科制度的具体内容,修改我国刑法的有关规定。

轻罪治理图景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本土建构

随着社会转型时期刑法立法上的犯罪化加速,轻微罪名数量开始快速扩张。轻罪化的立法主张存在其合理性,但受制于现存的前科制度,出现了轻罪轻刑但不轻罚的现象,甚至存在“株连”的情形。这种“只做加法,不做减法”的犯罪记录长期存在将会衍生诸多问题。对此,我国轻罪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具有相当的紧迫性,但为充分回应社会公共安全保障之诉求,应当根据犯罪类型、刑罚期限以及行为人类型等条件判断能否适用前科消灭制度。在规范层面,不仅需要对既有的前科报告制度作出调整,以明确前科范围、前科消灭的影响范围以及启动程序,还需及时对其他部门法作出调整,以形成逻辑严谨、结构协调的前科消灭体系。

轻罪立法背景下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轻罪立法符合我国当下法治体系建设的趋势,完成劳教制度废除遗留下的历史任务的同时,在积极的刑法立法观的指导下,通过设立轻罪解决部分罪名“口袋化”的司法困境,适应我国犯罪结构的变化,以促进我国刑法朝着“严而不厉”的方向发展。轻型犯罪的迅速扩张带来了不利后果,在轻罪立法的背景下,前科报告制度给犯罪人打上标签,不利于其重回社会、再就业,轻罪犯罪人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轻罪记录封存制度符合平等的价值需求和保障机能的要求,是提升我国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有力保障。具体构建上,可学习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经验,明确轻罪记录封存的对象、程序以及监督救济机制。

微罪扩张背景下犯罪附随后果的规范与限缩

近些年,我国刑事立法逐渐趋向积极,微罪立法呈现扩张趋势。微罪立法为我国严密法网、促使刑法结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正向作用。但是我国犯罪附随后果制度并未能跟上微罪立法的步伐,泛化、不规范的犯罪附随后果与微罪相互作用,有违反比例原则、侵犯公民自由、导致犯罪标签泛化从而阻碍罪犯再社会化的风险。对此,应当规范犯罪附随后果的立法层级,避免出现上位法规范与下位法规范各行其是的问题。明确犯罪附随后果的适用条件与适用期限,进行针对性、分层次的附随后果设定。为了使犯罪人能够更好地回归社会,避免泛化附随后果的负面影响,应逐步建立分层次的前科封存制度。

刑事一体化视野下少年法治体系的本土化构建

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已逐渐在实体与程序双重互动、犯罪控制与司法体系及刑事政策与社会治理的交叠视野下实现完善与优化,但仍存在系统发展与复杂交错个体问题难以融合的瓶颈。以刑事一体化视野来梳理少年法治体系的整体架构是实现各个环节彼此联动形成合力应对个体化难题的重要抓手,通过将少年法治体系梳理为犯罪控制与预防、少年犯司法体系、少年犯附随后果三个层次,并且按照刑事一体化思路对三个层次以顺位的形式对各自的个体化难题——罪错未成年人的行为分级干预难题、不起诉程序的适用混乱、前科消灭制度尚待完善等问题进行分析,以寻求更切实有利的由点到面的完善少年法治体系的通路,从而使我国少年法治体系得以在现有的基础上构建更为完善且合理的本土化少年法治模型。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困境、成因与建构

随着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日益严重,如何兼顾未成年人的惩罚与教育是解决未成年人群体犯罪现象的必修课,而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帮助未成年人重返社会、接受社会再教育的重要途径。通过分析发现,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制度构建以及与其他法律法规衔接上均存在缺陷,其成因主要来源于立法、实践、以及未成年人合法权益与公共利益的价值权衡三个方面。因此,要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可以从扩大适用范围、明确法律规定以及强化与其他制度的衔接等方面入手。

轻罪立法背景下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构建

无差别的前科报告终身制使得罪犯在重返社会后依然被贴上“犯罪标签”,影响回归社会。在当前我国刑事立法活动着力于增设“轻罪”的政策背景下,现有的前科报告容易导致犯罪标签泛化,有悖于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应当及时构建轻罪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当前,应当界定犯罪记录封存范围、明确适用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明确犯罪记录封存的法律效力,建立以司法机关和当事人为主体的二元启动程序,调适其与社区矫正执行中存在的矛盾,从而实现保障社会公共利益和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平衡。

数字技术下涉罪未成年人社区矫正的去标签化

标签理论为社区矫正机构的干预作用提供了有力证明。按照该理论,我国《社区矫正法》中的保密条款,意在通过去标签化的方式,防止未成年人犯罪身份的不当“关联”与“扩散”。传统矫正模式下,基于执行的“接触性”弊端,保密条款在监督管理、教育矫正及帮困扶助三项任务中无法有效开展。虽然数字技术的应用补了这一缺陷,但又显露出新的隐忧——“智慧矫正”平台中的信息安全问题。为更好帮扶涉罪未成年人重返社会,在标签生成阶段,应以场景化公正理论为基准,采集平台中未成年社区矫正对象的信息;在标签流动阶段,需以个案请求与常态传输两种类型作为考量基础,选择性适用去身份标识;在标签封存阶段,坚持遗忘优先,兼顾再犯预防规则,以达到数据信息标签“遗忘”与“保留”的平衡。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与反思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建立已有十余年,全国各级司法机关一直在积极推行实施该项制度,笔者通过调研发现,尽管取得一定成效,对保护未成年犯罪人的升学、就业等方面权利起到积极作用,但由于客观现实,特别是制度本身存在的诸多问题,基于现行未成年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实践状况来看,封存效果并不够令人满意。因此,基于实践效果加强反思,完善现行封存制度,建立健全相关配套措施或制度,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这也是建设法治中国,为未成年犯罪人的合法权利提供法治保障的应有之义。

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多维思考——兼对《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的解读和评价

《关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实施办法》进一步细化和提升了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但仍存在以下不足:语言文字不规范,法条设计不严谨,查询规定有漏洞,责任细化有缺陷,具体实施有障碍。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需做到:修改现行法,制定特别法;增加救济途径,补充责任承担;正确适用“双重保护原则”,建立犯罪记录“区分封存制度”;做好与前科消灭的衔接与过渡,实现犯罪未成年人利益保护最大化。

“去标签化”背景下附条件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初探

前科制度的存在及互联网时代信息快速传播的特点,使得犯罪记录所带来的标签化效应伴随犯罪人终生,“社会排斥”功能如影随形,出现“犯罪标签泛化”“轻罪不轻”现象,与惩戒犯罪和保障人权并重的原则相悖。建议从适用范围、行使方式、适用条件等方面探索建立轻罪微罪的附条件前科记录封存制度,并逐步探索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以“去标签化”降低轻微犯罪刑事处罚的溢出效应。

反思与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立法探讨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历经孕育萌芽、试点先行、正式确立和深入推行四个阶段,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体系。其立法具有以下特点:顶层设计、多类结合、部委协同,确立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应封尽封”原则,坚持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兼具实体法与程序法性质。该制度经过三十年实践,已获得良好社会效果,但仍存在以下不足:尚未完全与国际立法接轨,借鉴他国立法经验不够,我国立法自身存在缺陷。推进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科学立法,必须尊重客观规律,开阔国际视野,经受实践检验,提高立法的针对性、及时性、系统性和可操作性。

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安排与实施机制

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司法改革的产物,是限制未成年人犯罪信息公开的措施之一。为保障制度的顺畅运行,我们应当消除刑事法律与民事、行政法律法规的冲突,由终审法官依职权启动封存程序,同时严格限制犯罪记录的查询主体并构建以民事责任为主、以刑事责任为辅的责任体系。

论微罪体系的构建--以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研究为切入点

近年来,我国活跃的刑事立法中呈现出法定最高刑为一年有期徒刑以下(含拘役)的微罪类型,这在我国刑罚结构明显趋重的刑法体系中显得尤为特殊。我国刑罚附随后果的严重性和广泛性,使微罪在司法适用中受到了质疑,其中最为明显的当属醉酒驾驶型危险驾驶罪。微罪的正当性建立在法益保护原则以及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在立法设计方面,微罪入刑应当严守“非实害犯”的界定,并以故意这一主观要件对刑事可罚性予以限制;同时应配置轻缓化的处遇措施,注重与行政处罚的衔接。在司法适用方面,微罪一律起诉、一律判刑的思维不可取。为实现个案公正,应当充分发挥现有刑事诉讼制度框架内的相对不起诉制度功能,并激活我国《刑法》第37条定罪免刑条款,以达到微罪的轻缓化处罚效果。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之反思与完善

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顺应了世界保护未成年人的历史潮流,同时也体现了立法者对公共安全的关注。但是,关于该制度的研究,在理念指导层面,存在无条件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最大化的错误倾向和对犯罪记录封存本身寄予过多希望的问题;在制度具体设计上,不仅存在规定过于粗糙、配套措施尚未跟上的弊端,而且对公共安全与未成年罪犯利益权衡不够科学,对未成年罪犯康复与犯罪记录封存之间的联系亦缺乏必要的关照。未来在完善我国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时,应当避免错误理念的不当指导,克服制度设计上的缺陷,以最大可能实现既保护未成年罪犯利益,又保障公共安全的双重目的。

犯罪记录报告制度的批判性解读及其完善——以有利于犯罪人回归社会为视角

前科制度作为对前罪刑罚效果的配套评估体系,其本质在于制裁和防止再次犯罪,保护社会利益。我国刑法在没有公开设置前科及其消灭制度的情况下,先行设置了犯罪记录报告制度,其目的在于,通过限制或者剥夺有前科者的特定行业的资格或权利,保护社会公共利益,实现特殊预防。但该制度仍存在诸多不完善的地方,有待改进,因此,基于保护犯罪人权益、促进犯罪人顺利、早日的回归社会的视角,在保留犯罪记录报告制度的情况下,应当对之进行重大完善,而更为可行的方式,是构建中国的犯罪记录查询制度。

美国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探析

自少年法院创设伊始,美国少年司法长期秉承保密性原则而对未成年人前科记录予以封存,以避免给未成年人带来污名化后果。然而,随着各州未成年人前科记录封存呈松动趋势,部分原先严格保密并限制公布于众的前科记录,除了可向执法及司法部门开放外,亦可在一定条件下向被害人、学校及媒体开放。与此同时,依移送法律而从少年法院移送至刑事(成人)法院的未成年人,其先前少年法院记录亦可作为后者加重刑罚的考量因素之一。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与消灭制度国际经验之借鉴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首次规定了犯罪记录封存制度,具有值得肯定的进步意义。通过对相关国际经验的分析归纳及我国与相关国家在制度启动主体、启动条件及例外情况考量等方面的综合比较,指出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75条存在的缺陷,提出完善我国犯罪记录封存制度的立法建议。

试论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是《刑事诉讼法》再修改的一大亮点,它是《刑法》修正案(八)关于免除犯罪的时候不满18周岁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未成年人犯罪记录报告义务规定的程序性配套措施,可以有效地遏制未成年人犯罪记录的负面"标签效应",有利于上述特定的未成年犯罪人重新回归社会及其再社会化。但是,《刑事诉讼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记录封存的规定较为原则,因而有必要对其适用条件、法律效力、适用程序及其进一步完善加以探讨。

犯罪记录封存的制度规范与功能延伸

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设立的犯罪记录封存制度,有利于弱化罪错少年的罪犯标签,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基于保护未成年犯和保护社会的综合考虑,犯罪记录封存制度与《北京规则》的要求存在差异,尚未达到前科消灭的程度。在实践中,应当将保护未成年人的视野予以拓展,将这项制度的功能进一步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