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研究

电子监控证据的开示既触及社会公共利益,又涉及被告人获得公正审判的权利,探究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平衡公共利益和个人基本权利具有重要意义。通过规范分析和比较研究,揭示出电子监控证据的生成机制具有封闭性,公诉机关和审判机关可能会以“公共利益豁免”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同时,因遵循最后使用原则,电子监控证据对被告人定罪量刑具有决定性作用,拒绝开示必然会影响公民的基本权利。从“目的”或“动机”看,以维护公共利益为名,限制公民的基本权利并非不可,但在同等实效下,应当选择不限制基本权利或者限制程度更小的其他手段。直接以保护公共利益为由,拒绝开示电子监控证据违背了必要性原则的要求,因此,有必要探索适当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方式。在我国刑事诉讼中,电子监控证据开示的是纳入监控卷宗,准备作为指控依据的卷宗材料和关联电子数据,开示的方式均为查阅、摘抄和复制。此种制度安排的缺陷在于:一方面,对于纳入监控卷宗的电子监控证据,刑事诉讼法没有区分卷宗材料和电子数据,缺乏精细化规定,进而导致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局限于开示与不开示的二元模式;另一方面,对控诉机关不准备作为证据使用,没有纳入案卷的材料,辩方难以获得查阅、摘抄和复制的机会,因而对其无从知悉,即便知悉后申请司法机关调取,也难以获得支持。事实上,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承载的内容不同,监控卷宗和电子数据的开示方式应当有所区别。而电子监控获取的海量电子数据可能包含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决定性意义的材料,故未入卷材料具有开示的必要。有鉴于此,需按照入卷证据和未入卷证据的二元框架,建构差异化的电子监控证据开示制度。对于入卷证据的开示,可以要求辩方签署保密协议,准许其查阅、摘抄、复制监控卷宗,以及查阅、摘抄监控电子数据。然而,基于保护技术侦查方法的目的,对辩方复制监控电子数据的申请可不予准许。对于未入卷材料的开示,控方应当向辩方提供数据清单和数据选择的标准,同时辩方享有提出异议、申请调取关联数据的权利。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实践困境与立法完善

自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设立以来,其运行模式历经三次变化,目前仍存在诸多理论争议和适用难题,限制了其制度功能的充分发挥。要解决当前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实践中存在的主体中立性不足、审查标准不够科学明晰、审查流程有待完善以及审查效力缺少刚性等问题,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功能定位和审查标准是关键。建议通过修改《刑事诉讼法》,依托听证会制度,明确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兼具“检察监督”与“司法审查”双重功能;修改《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区别规定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立案标准与裁定标准,最大限度减少不必要的羁押;完善审查的主体、程序、效力及救济途径等制度运行模式的具体内容,对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进行立法完善。

论个人信息处理中最小必要原则的审查

最小必要原则实践上的审查结构不完整,学理上的审查内涵有争议,其完整的审查框架尚不明确。为保障《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法的实施效果,应清楚最小必要原则的完整审查框架。基于现行规范的释义,最小必要原则属于比例原则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体现;基于欧盟法上最小化原则的追溯,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对个人数据的处理作了全面、精细的考察,具备坚实的欧盟法实施基础,亦契合中国的实定法依据,有较强的借鉴价值。按比例原则“全位阶”的操作架构,吸收必要性审查与比例性审查,最小必要原则即形成完整的审查框架,且在比例原则“目的—手段”关系下,最小必要原则可展开规范审查,其规范的步骤包括“事实描述”“目的正当性考察”“手段有效性、‘最小’损害性及比例性考察”三大环节。而告知—同意原则可确定最小必要原则的适用与收缩空间。

QCA在中国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问题与改进

基于整体论分析多要素组态效应范式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QCA),可探究政府治理问题中复杂的组态关系。通过系统性文献综述,编码并分析2017—2022年在中国公共管理领域发表的204项QCA研究,以系统识别该方法应用于实践的问题和创新做法。经分析发现,即便QCA应用的操作流程已相对规范和统一,但在各个研究阶段和步骤,不同研究者采用的策略存在显著差异,这表明QCA研究者需要在研究设计、数据分析和解释方面开展更为科学与细致的论证。最后总结了问题集与相关建议,旨在提高中国公共管理领域QCA研究在研究设计、数据报告和应用实践等方面的质量。

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现实困境与改革进路

羁押必要性审查对于全程监督逮捕、防范逮捕筹码化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在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试点实施过程中,存在因法律规范不统一而导致审查主体混乱、审查程序不规范、审查依据缺乏量化标准等问题。为了进一步完善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当前亟待厘清羁押必要性审查相关法律规范的关系、回归逮捕的强制措施功能、健全羁押必要性审查配套制度,并以取保候审条件、逮捕条件为参照设置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量化指标。此外,应当关注依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提出次数以及在羁押状态下进行精神病鉴定的犯罪嫌疑人的人权保障问题。

论少捕慎诉慎押的生成逻辑、理论意蕴与实现路径

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是在新形势下罪刑结构及犯罪结构出现明显变化的条件下,对“捕诉押”制度进行的探索。为有效贯彻落实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需要准确把握“少捕”“慎诉”“慎押”的理论内涵,转变“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深刻理解“社会危险性”对“少捕”“慎押”的决定性意义,依法用好用足“相对不起诉”制度,为社会治理现代化提供有效的司法实践经验。

看守所场域中被羁押者通信的审查标准

建构看守所场域中被羁押者与外界通信的审查标准是推动被羁押者通信权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必要条件。该审查标准建构需要考虑现行规范及对其具有重大影响的内在约束因素,它由实质性标准、操作性标准、形式性标准三部分构成。实质性标准为被羁押者与外界通信的内容应依双方的法律关系确定。操作性标准厘定了审查通信需要把握案件事实,妨碍侦查、起诉、审判,通信对象与通信禁止对象竞合的行动选择,通信的审查频率,看守所安全等内容。形式性标准明确了辩护律师向被羁押者发出的信件采用“拆而不阅”并抖动的方式,被羁押者向辩护律师发出的信件采用拆阅且仅审查是否妨碍看守所安全的内容;被羁押者与一般辩护人、近亲属、有信誉的朋友、一般亲属的通信采用拆阅的审查方式。

关于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几个理论问题

羁押理由与羁押事实的区分是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的逻辑前提,无罪推定原则是其理论基础,无罪推定原则项下之法定原则和比例原则等两项子原则为必要性审查提供了结构性的判断标准,羁押事实之特殊性为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现实基础。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合法性审查,但两者仍有所不同。在法律判断上捕后羁押必要性审查涉及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人权保障价值追求应当成为其价值判断之重要考虑因素。

关于建立我国羁押候审制度的法律构想——从我国的超期羁押清理谈起

我国正在进行的超期羁押清理工作为我国现行羁押体制敲响了警钟。面对目前比较突出的无节制羁押、超期羁押以及羁押过程中人权虚化等现象 ,我国应当按照现代诉讼理念的要求 ,从控制犯罪和保障人权相结合的角度对审前羁押予以规制。制度的构建应当从羁押决定中的司法审查、羁押与逮捕严格分离、保障被羁押者的权利几个基本方面着手 ,具体通过羁押决定、羁押理由。

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的完善

羁押不是独立的刑事强制措施,它是逮捕后的必然结果,具有预支刑罚的性质,而且有悖于无罪推定这一基本原则。长期以来,高羁押率在我国司法实践中备受诟病。为限制羁押适用范围,不仅应当在羁押开始之初设置实体性和程序性障碍条件,在决定采取羁押措施后还应当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定期复查,将其纳入动态考察机制,严防不当羁押、超期羁押。文章以羁押必要性审查为研究对象,立足于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的现实状况,深入分析问题产生原因并提出可行性建议,对进一步加强我国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中的人权保障具有重要意义。

羁押必要性审查的法理分析与实践型态

法律制度正当性的阐释大体上可以分为形式主义和实用主义两条路径。法律实用主义可以很好地解释对羁押必要性进行审查的内在法理。本质在于,由中立司法官对羁押必要性加以审查,严格限制羁押适用,在实现普遍正义的同时,亦能关注个案公正。《刑事诉讼法》对逮捕后继续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作了规定,但内容较为概括和原则,应当对羁押必要性审查的启动方式、审查主体、审查程序和方法、审查后的处理与救济等作出细化规定,以便司法实践中具体应用。

我国发展低碳经济的法学思考

低碳经济概念的提出引致了一次全新的能源经济革命。加强低碳经济立法,是促进低碳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有效手段和有力保障。借用经济学界关于低碳经济的概念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分析我国加强低碳经济法律保障的必要性,在我国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从发展规划、产业调整、能源立法、财政金融、科技立法、生活消费等六个方面借鉴国外低碳经济相关立法经验,进而审视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状况并加以完善,可以极大地节省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的时间成本,从而达致我国低碳经济立法的"跨越式"发展。

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研究

未决羁押必要性审查制度,是在刑事诉讼中对未决羁押采取审慎态度和严格法律控制的一项制度,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体现。未决羁押必要性的审查分为事前审查和事后审查,不同的情形下未决羁押必要性的审查主体和审查启动主体有所区别。未决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标准是该项制度的关键问题,辩护律师充分参与未决羁押必要性的审查是该项制度的必要保障。

试论对抽象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

从界定抽象行政行为的概念入手,综述了我国对抽象行政行为司法审查问题的立法和司法状况, 并就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作了分析,最后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出了 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几点建议。

论侦查违法行为的性质

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 ,是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的两个难题。由于对侦查行为的定性错误 ,目前的法律仅仅在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国家赔偿法范围内解决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问题。从行政法学的角度来看 ,侦查是有关当局为提起诉讼而做出的行政行为 ,只有将刑讯逼供和超期羁押纳入行政诉讼等行政救济范围 ,才能扫除侦查救济制度中的理论和法律障碍。

径行逮捕制度质疑

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规定了径行逮捕制度,旨在明确逮捕条件,增加可操作性。但径行逮捕的三类情形不好把握,司法适用存在争议和疑难,与限制和减少未决羁押,保障犯罪嫌疑人诉讼权益的立法意图相悖。径行逮捕也与世界通行的羁押法规则不一致,堪称比较法上的孤例。这一修改并不妥当,应取消这类径行逮捕的规定,逮捕的适用应充分建立必要性审查机制。

论羁押必要性审查在审查起诉环节的贯彻

当前我国羁押制度中存在的违法羁押、超期羁押、一押到底等问题,与长期以来我国刑事诉讼中缺乏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有一定的关系。《刑事诉讼法》(修正案)明确赋予了检察机关羁押必要性审查的职权。检察机关如何在审查案件的同时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羁押情况进行刑事诉讼监督,本文从法律适用的角度尝试探讨审查起诉环节羁押必要性审查机制的构建,以期实现案件办理过程中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的统一。

论我国司法机关法规审查标准之重构

从规范分析与实际运作的角度来看,我国司法机关的法规审查标准主要包括不一致标准与抵触标准。目前的审查标准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为未能体现对公民权利保障的关注、缺乏授权标准来控制立法秩序、缺乏认定法规无效或撤销的标准以及审查标准本身的规范化程度较低等方面。法规审查标准重构的可行模式在于吸收和借鉴西方法治国家法规审查的成熟经验,在现有的不一致标准中吸收德国的比例原则,在抵触标准中吸收美国的三阶密度标准,以充实完善既有的审查标准,实现宪政秩序维护与公民权利保障二者之间的平衡。

建筑室外排水系统取消化粪池综述

关于建筑室外排水系统化粪池的设置原则,国家有关标准并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行业人员对化粪池设置必要性仍持有不同观点,本文在国内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部分城市取消化粪池的工程实践经验进行总结,以供同行交流参考。

论羁押复查制度的科学构建

新刑事诉讼法采取多种措施试图降低逮捕和羁押率,以贯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理念,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人权和其他合法权利。刑事诉讼法第93条规定的羁押复查制度即为此例。但是该规定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如何科学构建羁押复查制度,使之成为体系完整、内容合理、具有实效性的保障人权举措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