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重大不良影响”型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研究——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第22条第(三)项

2023年1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布了《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其中第22条首次将商标恶意注册申请作为一个单独条款加以规定,彰显出修订草案对商标恶意注册申请的消极评价。但是修订草案中第22条第(三)项的规定与第15条“禁用标志”条款因“不良影响”而交织在一起。厘清修订草案第22条第(三)项与第15条“禁用标志”规定之边界尤为重要。通过对修订草案进行体系分析,将两个条文中的“不良影响”进行含义释明,提出对第22条第(三)项情形的规制路径,是有意义的。且厘清二者之间的关联,有助于进一步释明第22条第(三)项认定为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的条件。第22条第(三)项“其他重大不良影响”型恶意申请商标注册行为还应当具有相应的法律规制后果,以加强该规定的约束力。

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研究——评《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相关条款

为有效规制商标恶意注册,我国新一轮《商标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新增恶意注册商标强制移转制度,就适用范围、程序规范和审查条件作出全面规定。据此,针对他人恶意注册的商标,在先权利人除提出无效宣告申请外,还可请求国务院知识产权行政部门将该注册商标移转至自己名下。构建强制移转制度既可有效遏制恶意注册、又能及时维护在先权利,并有助于我国参与和融入商标恶意注册国际治理体系。在适用范围上,应有效涵盖复制、摹仿或者翻译他人驰名商标的恶意注册,有信义关系的当事人恶意注册和侵害他人在先权利(益)的恶意注册;在审查条件上,现有规范设计合理,但需做适用顺位上的细化研究;在程序安排上,则宜更进一步,将强制移转制度引入注册审查阶段;在后续修法程序中,对相关条款设计可做相应优化和调整。

我国《行政诉讼法》的修改路向、修改要点和修改方案——关于修改《行政诉讼法》的中国人民大学专家建议稿

我国《行政诉讼法》日渐显露出诸多结构性缺陷和深层次矛盾,这些缺陷仅靠司法解释已经无法彻底解决,行政诉讼法的修改已成为紧迫课题。已正式提交我国权威法制机关的中国人民大学版专家建议稿认为,我国现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精神和基本框架仍然可行,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行政法治发展的要求,亟须加以修改补充。为此,中国人民大学版专家建议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修改建议,其主要创新亮点是:(1)调整重述了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2)增加了司法最终裁决原则;(3)用"行政争议"替代"具体行政行为"作为界定受案范围和起诉权的基本标准以扩大保护范围;(4)提出了改革现有行政审判体制的改革方案;(5)系统构建了指定异地管辖制度;(6)将电子数据证据作为新的证据类型;(7)确立了诉讼停止执行被诉行政行为的原则;(8)增设调解制度和简易程序;(9)系统构建了公益行政诉讼制度;(10)将司法建议制度正式化并强化其功用;(11)建立赔偿(补偿)专项准备金制度和法院支付令制度;(12)增加执行措施,加大执行力度。

互联网经济发展对反垄断法调适的影响及应对——以《〈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为视角

因应互联网新经济业态发展趋势,以《反垄断法》修订为契机健全互联网行业竞争法律体系及规制方法。《〈反垄断法〉修订草案(公开征求意见稿)》虽将“鼓励创新”明确为立法宗旨,但缺乏对互联网行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全面解读。同时,拟新增条款将互联网经营者涉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的考察高度聚焦于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缺乏经济学与法学的交叉分析与理论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多学科多场景下规范解释的不可通约性,致使实践中可能缺乏规范的具体适应性。故此,建议以互联网经营者发展的内在需求与接受的外部监管为立足点,解析网络效应、规模经济、锁定效应、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等因素在网络物理基础、经营者、用户及规则适用四个维度上的具体内涵和适用要件,以此为基础理顺我国对互联网行业适用反垄断法的基本原则、规则及主要方法。

议案博弈:资政院常年会与《改订大清商律草案》

清末政局波诡云谲,新旧各种政治派系的纠葛博弈,不仅反映在资政院章程的字面之义,还表现为资政院两次常年会各项具体活动之中,尤其表现为会议期间围绕政府提交、资政院核议的各项议案的纷争。从《改订大清商律草案》提交、会议、审查、搁置等全过程看,该案在政情剧烈变动的政局中扮演着一个十分特殊的棋子。正是从这颗棋子举轻若重、举重若轻地抛舍闪转之间,可以窥测清末各种政治势力之间的复杂关系。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的接引与疏漏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公开征求意见稿)》拟修订内容主要在管理对象和行为、管理程序和程度、明确和补充性条款等几个方面。从拟修订内容来看,其仍然有不足之处,值得研究,如"禁止令"缺乏相关配套操作保障;删除了对外国人限期出境以及驱逐出境的相关规定;治安拘留未纳入听证的范围;将"吊销公安机关发放的许可证"改为"吊销证照",在现实生活中不具有便利性和操作性;盲人或者又聋又哑的人给予处罚的规定模糊不清等问题。另,警告作为一种治安管理处罚种类在我国缺乏责罚性,应该增加"社会服务令"这种处罚种类。

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法治的困境和出路

在“一路象北”事件中,尽管中国政府和民众对野生亚洲象采取的各种积极保护措施值得世界称赞,但重新审视和科学规划野生动物栖息地应是当务之急,而公众参与法律制度的完善对于野生动物及其栖息地保护意义重大。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立法,能够表达其对野生动物保护及与此相关的公共安全事务的愿望、意见和利益诉求;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执法,可降低行政部门监控违规行为及其影响的成本,并减轻起诉违规者的部分负担;在野生动物保护中引入公益诉讼制度,不仅契合公共利益保护的目标,还能通过确保公众有序开展和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弥补现有野生动物保护机制的不足。目前,尽管《野生动物保护法(修订草案)》在风险防范和生物安全保护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但却未对“公众参与”原则与制度的构建给予足够重视。公众参与制度在中国野生动物保护立法、执法、司法等法律运行环节的不完善,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野生动物栖息地的保护及生物多样性的维持。因此,法律应保障公众享有一定的野生动物保护参与权。在立法阶段,应明确法案起草、论证、审议全过程的公众参与,保障公众参与的主体、范围、渠道多元及进行立法前评估,以增强立法权威性;在执法阶段,完善野生动物保护信息公开制度,保障公民举报权并完善中央环保督察制度;在司法阶段,明确规定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制度,对社会组织提起的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提供法律依据和相关支持。

人权保障视角下的治安管理处罚程序创新与优化

2023年9月1日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对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作出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其中涉及“处罚程序”章节的修改合计29处,主要修改内容包括以“立案”取代“受理”等7个方面。这对治安管理处罚程序的规则优化和体系完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应予以充分肯定。从良法善治的标准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基本权利保障规范、正当程序原则条款设计、控权机制优化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改进:一是应将行政拘留纳入听证范围,并将集体讨论作为处十日以上行政拘留决定的必经程序;二是需要明确集体讨论程序的启动程序、参加人员构成、讨论形式及效力等内容;三是继续优化行政程序控权机制,明确和扩大程序条款的规范效力,赋予当事人必要的拒绝权。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预警信息发布制度的完善——兼论我国《传染病防治法》的修订

政府预警信息发布制度要求预警信息依法主动、及时和公开发布,保障公民生命健康权、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相关法律规范对政府预警信息发布的权限进行了配置,并建立内部报告和外部发布相结合的决策研判机制、分类管理和分级负责相结合的发布机制。当前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政府预警信息制度暴露出行政决策和专业力量之间信息协同治理不充分、自下而上的公共卫生应急决策效能不高等问题。可通过促进信息发布高效决策和推动风险沟通协同行动完善我国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制度。同时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此次修订,应当在传染病防治中建立权责对等的激励机制,提升政府和专业力量之间合作治理的效能,完善政府预警信息发布中的属地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