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对校法校勘记探析

以《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简称“新雕本”)为参照,对北宋校正医书局所校的《备急千金要方》(简称“宋校本”)中的对校法校勘记(记述校勘情况的文字)进行探析,发现宋校本的校勘记漏注、误注之处较多,其对异文学术价值的判断及对异文注存取舍的标准有待研究;宋校本部分校勘记与新雕本内容相合,推测宋臣校书时参考了该版本;宋臣整理该书时未确定具体的底本与校本,而是汇集多种唐写本,参考唐及唐以前多部医籍重编而成。结合校正医书局以文士儒臣主导校书工作的特殊性,认为宋校本成书过程中的复杂性及其文本内容的不确定性值得重视;有必要进一步理清宋校本版本源流、基本构成、引用文献及引用方式等基本问题,以期为正确认识其版本特点、有效利用其文献资料等提供参考。

也谈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兼论安大简《诗经》的版本问题

安大简《诗经》“侯六”“魏九”二国风当确指“魏风”与“唐风”(晋诗),其命名之所以异于传世本《毛诗》,可能是由于该本之祖本采用了根据采诗或献诗时魏国实际政治中心所在(“霍”,即“侯”)与晋诗的实际采取之地(“晋国之魏邑”)命名的方式。从“侯六”“魏九”命名的原生态化,我们可以进一步推断安大简《诗经》的祖本应该是早于儒家诗教本的一个两周官学的初编本,楚国学官出于对本国礼乐祭祀文化的保护目的,在此初编本的基础上进行了节选,形成了我们所看到的无《雅》《颂》和《国风》不全的安大简《诗经》的面貌;而从安大简《诗经》中异体字大量出现于同篇的特点来看,该选本可能同时兼有“识字辨义”的教育功用,是教授楚国官学之“国子”的初级教本。

《金匮要略》成书新考——兼论宋以前整理者对张仲景原文的增改

文章通过考察唐以前史志目录及医学文献中有关张仲景著作的记载,发现今本《金匮要略》在北宋校正医书局开始校正之前,便已经过历代整理者的更名、增删和校改,成书过程极为复杂。提出关于今本《金匮要略》成书过程及成书年代的正确表述应为:北宋王洙发现的《金匮玉函要略方》是一部以张仲景著述为主体,经宋以前历代整理者增、删、校、改,成书于唐以后的医学著作;《金匮要略方》是北宋校正医书局在《金匮玉函要略方》的基础上重新整理、校订而来的,初刊于北宋治平三年(1066年),其成书年代为北宋。

新发现俄藏海源阁旧藏宋本《淮南子》考论

海源阁本旧藏宋版《淮南子》现存于俄罗斯国立图书馆,其上钤印累累,今根据印章推断出此宋本《淮南子》的递藏源流。现今流传的《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实际上源于海源阁宋本,自《四部丛刊》本《淮南子》出版后,刘履芬影钞本即成为研究《淮南子》的主要参考宋本。但毕竟不是原本,其中多有谬误。现将海源阁本与《四部丛刊》本《淮南子》比勘,发现《四部丛刊》本存在误字和补写现象,海源阁本为校勘今本《淮南子》提供了不少异文,具有一定的校勘价值。

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所附《曾纮说》考辨

《曾纮说》作为宋刻递修本《陶渊明集》卷外附录的文献之一,对该本陶集的断代和陶诗的研究均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曾纮说》附入陶集卷外,当始于宋孝宗乾道年间林栗江州刊本《陶渊明集》。曾纮所引宋绶之言在校勘学上是有学术价值的,但曾氏眼高手低,落实到具体的校勘实践,如其关于《读<山海经>》其十“五字皆讹”之说,又极为荒唐可笑,其擅改陶诗和《山海经》文本的做法,亦极不可取。曾氏论陶诗之言,属于对东坡诗论的公然剽窃。《曾纮说》不仅没有任何学术价值,而且在陶集刊刻史和传播史以及陶诗接受史与研究史上造成了不小的混乱,其谬种流传,恶果至今未除。而试图清除这一恶果,乃是文章的主要目的。

朴实风雅与设计标准——宋代文人意趣与宋版书刻工艺美学

宋代文人意趣是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形成的一种审美趣味,是体现文人的一种生活情趣、审美取向和思想境界。宋版书刻在“重读书”的文人思想下拱璧珠琳,造就了中国历史上出版业的第一个黄金时代,版式设计对后代影响深远。从时代文化背景入手分析宋文人意趣成因,分析宋人新的审美趣味下宋版书刻工艺的发展和形成的设计标准。宋代书籍的设计范式以朴实为基本美学特征,版式上的简约、制作上的精准且图文并茂,形成了宋代书籍版式设计的美学风格,宋代书籍的版式之美凝结了时代文化精神。

北宋求直言诏令的内容意旨与文化透视

北宋求直言诏令作为清明政治之表征,其颁行不仅传递君主欲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诚意,也烛照出君主忧国悯民的社会责任。因缘起不同,求直言诏令可分为即位求言、儆灾求言与战事危机求言三类。在广开言路之下,求直言行为却常包藏君主、权臣欺骗的虚假,其中尤以徽钦二朝的“言路”之事最为不堪。北宋求直言诏令的内容意旨与文化透视,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政治时局。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正误

《宋代石刻文献全编》是宋代石刻文献的总集,对宋代政治、历史、文化、民俗研究有重要作用。然其辑录或有阙失,本文以石刻拓本为据,对编者整理过程中的疏误进行全面订正,以期裨益于宋代石刻文献的收集与整理。

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将枳壳改作枳实的文献考证

《千金要方》三种代表性版本中对枳实、枳壳的记载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早期两种唐代传本《(新雕)孙真人千金方》《真本千金方》中记载的为枳实、枳壳并存,而后来的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仅见枳实,给当今临床应用带来一定困扰。在对勘版本异文的基础上,参考相关文献,结合历史背景,提出宋校本《备急千金要方》在林亿主导下,或出于个人臆见将全书中的枳壳统一改作枳实,有违原书原貌,与宋代本草学的观点相悖。由于宋校通行本《备急千金要方》经由儒臣整理刊行,其文本具有一定程度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现今使用该版本时应采取审慎的态度,对关乎中医学理、法、方、药核心要素的文献资料,需要进行考证辨别。

八行本《周易注疏》的原版与修补版

八行注疏本为我国注疏合刻之始,其中《周易注疏》今有两个传本存世,一为未经修补的原版印本,一为宋、元两代递修的后印本。论文考察了两个印本之间版刻、文字上的差异,指出修补后印本既有修订原版讹误之处,亦有新增之讹误。

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校勘考述

校正医书局是北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由官方专门设置的,以刊行颁印中医古籍为目的临时性机构。至神宗熙宁二年(1069),12年间先后有13位官员参与编校医书11部。其中,张仲景著作被整理为《伤寒论》《金匮玉函经》和《金匮要略方》3部,且成为宋之后的定型化版本,直至今天仍被应用。本文拟从校勘过程、校勘方法及校勘内容等3方面就北宋校正医书局对张仲景著作的校勘情况进行考述。研究结论认为:张仲景著作未列入校正医书局最初的校正计划;由孙奇担任张仲景著作的主校并撰写序言,林亿等在最后详定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张仲景著作的校勘过程先后用时约9年;宋臣在校勘中不同程度地应用了对校、本校、他校、理校等校勘四法,并从注音、释义、避重、疑非、示阙或未见等5方面进行了详细校勘;在对张仲景著作的校正过程中,充分展示了北宋校正医书官丰富的医理知识、高超的校勘水平和谨慎的校勘态度。

论宋代时文的“以古文为法”

明、清两代影响很大的“以古文为时文”的口号,其源头是北宋人唐庚提出的时文“以古文为法”。“以古文为法”在南宋引发了回归欧、苏的潮流,并通过古文评点的方式引导时文写作,造就了乾道、淳熙时期时文发展的高峰。但同时,时文取法古文的是纯文法、技法,这又是严重的缺陷。

北宋校正医书官孙奇、孙兆考述

孙奇、孙兆兄弟二人为北宋校正医书局的重要成员,但史书中关于其生平事迹的记载较少且零散,目前亦鲜有人研究。通过发掘史料,该文对孙氏兄弟的生平及校书经历加以考述。研究结论认为:孙氏兄弟为河南卫州人,后客居河阳,二人约生于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前后。孙奇于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致仕,卒年不详,累官至朝散大夫,12年间参校医书9部,因校书而名垂史册;孙兆最晚卒于元丰八年(1085年),累官至将仕郎、殿中丞,16年中参校医书2部,以医术而流芳百世。孙氏兄弟在医籍校正方面,功绩显著,为保存和传承古代医籍做出了重要贡献。

《宣和画谱》宋元版本考

针对元大德以来,《宣和画谱》作于何时之学术公案,本文较为详细地考察了该书宣和二年(1120)成书以来于宋元之刊刻、流传情况,认为: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古本《宣和画谱》(学界普遍认为是元大德本)应为宋刊本,甚至可能是宣和年间初刊本;《宣和画谱》"非宣和所集",为元大德年间吴文贵"裒辑","必系众手之所杂作,或经后人之所窜易"等论点是站不住脚的。

《大学》今古本辨正

《大学》今古本的问题是宋明理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分歧,所谓程朱陆王的分歧以及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对立,主要也就集中在对《大学》今古本的不同选择上,并且也是作为其各自不同的经典依据出现的。但由于这一分歧既非出自经典文献本身,也不像今古文经学那样存在着具体的历史缘由,而主要是由不同为学进路下的不同选择与不同诠释造成的,因而在现代学术背景下,通过对《大学》今古本的比较与古本自身义理规模的重新解读,完全可以澄清古本自身的义理结构,还古本《大学》以儒家经典的本来面目,从而发挥其在认知先秦儒学精神方面的作用。

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考论

北宋大文献学家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以描述、彰显和定位其在中国古典文献学史上的显赫功绩。相对于曹之、王德毅两位学界前辈的已有成果,在前人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入对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的实证进行研究,并且以新的材料和视野使之有所推进,以唐集在宋代之整理与流传的若干问题为契机,考究出宋敏求编校整理唐人别集十种:颜真卿集、李白集、杜甫集、李邕集、钱起集、孟郊集、刘禹锡集、鲍溶集、秦系集、李德裕集。

现存两部宋刻周敦颐文集的价值

周敦颐文集版本繁多,而极有价值的两部现存宋刻本却未获学界充分重视和利用。其价值重要者有二:一是较完整地保存了被认为久已失传的张栻《太极图解》,为研究张栻的思想及其演变提供了新的材料;二是保存了大量稀见的宋人诗文,不仅可补一些文集之不足,而且对《全宋诗》和《全宋文》也有突出的补遗和校勘作用。

论《新安志》刻本的系统和价值

《新安志》自宋代罗愿修纂后即有刻本问世,元明清皆有翻刻,而现传的古代刻本基本上是清代的。在清代的4个刻本中,康熙、嘉庆、光绪皆为民间刻本,乾隆本是官本。康熙翻刻明万历本,光绪本又翻刻康熙本,流传甚广,形成版本流传系统的重要一支。嘉庆本也为民间坊刻,以宋本为底本,并参校康熙本,具有较高的价值。乾隆本为四库采进本,馆臣抄写,相对独立,虽有四库全书的通病,但总体质量不会太差,且还有优于它本之处。

论《四库全书》文渊阁本的缺陷——以宋代文献为中心

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检索版问世后,对加快推出科研成果带来很大好处,但它存在相当多的缺陷,如果不懂得合理使用,便会大大影响论著的质量。《四库全书》本存在的通病是篡改与删除,其所收辑佚本内容多有脱误,所收传世本则有缺卷、讹误等问题。电子版又新增许多缺陷,如缺收表格中的内容,文字颇多失误等。在列举大量实例的基础上,指出其存在的问题。举例以宋代文献为主,兼及其他各朝,同时,介绍可以弥补这些缺陷的本子和办法。

试论古籍版本学的成熟时期

宋代古籍版本学已经到了成熟时期。文章从同书异本及其研究、善本观、标志性成果等方面论述了宋代古籍版本学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