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灿然中学时期经历述略

金灿然是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重要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本文主要依据新见史料,对金灿然在初中学习时期因组织和领导反对国民党的学生运动而被捕,在高中学习时期与教师中进步人士交往等史实进行钩沉,以见金灿然中学时代的成长经历对其人生道路选择和共产主义信仰形成的影响。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的出版类期刊研究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了《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和《出版月刊》两种出版类刊物。它们的主要功能是为中华书局的图书进行宣传。它们的主要内容是:介绍中华书局情况及与出版有关的知识,推荐中华书局出版的图书,提供读书指导,刊登中华版图书评论,提供中华书局的销售信息。它们的特点是:图书宣传的广告色彩较浓,教科书宣传比重较大,宣传用语比较有特色。中华书局留存于世的这两种刊物,可以为当今的图书宣传提供有益的借鉴。

中华书局管理者群体及其事业

中华书局的创办人和各主要部门的负责人构成了中华书局的管理者群体。他们之间的乡缘、学缘和业缘关系,既催化了管理者群体的形成,也推动了管理者群体人际关系网络的延伸。这个关系网络以陆费逵为核心,以各部门关键人物为结点,为以重点图书出版和印刷业务拓展为代表的中华书局出版活动作出了贡献。

中华书局版《东华录》校勘指疑

《东华录》是清代著名史学家蒋良骐编修的重要史书,有重要的史学价值,向来为史学界看重。1980年中华书局出版的由林树惠、傅贵九两位先生点校的蒋氏《东华录》是很完善的版本。但是,美玉微瑕,仔细研读,仍能发现其中校勘上的不足,而这些不足多是属于校对的技术性错误。

民国时期重要出版人群体比较研究

随着现代出版业在民国时期的形成和发展,出版成为知识分子一种普遍的职业选择。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三家出版机构的出版人群体在构建、发展、出版实践上有着共性,又在人才构成、企业文化、经营方向上存在差异。三个重要出版人群体在企业运营中的实践与经验为当代出版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提供了借鉴。

略谈《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的版本问题

南宋李心传编撰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一书是研究南宋历史的必备典籍,该书直接或间接引用的书籍、篇章多达550种左右,对于古籍整理工作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文献学价值。但是今天较为通行的两种《要录》版本即中华书局本和四库全书本尚存在不少问题,尤其是中华书局本,不仅有大量缺文、缺字(词),而且有不少地方人名、叙事文字讹误,加之断句不当,极易误导读者。为给读者提供一个可靠完善的新版本,以提高《要录》一书的利用价值,亟待比对不同版本对其进行校勘整理。

中华本《史记·世家》讹字考校

本文以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为底本,以清代武英殿本对校,参考南宋黄善夫本等其他版本及水泽利忠《史记会注考证校补》,校正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世家"部分文字讹误凡19条。

言论空间构建、知识传播与互动生成: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编者、作者与读者考察

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为编者、作者与读者营造了公共领域内专门讨论出版和读书的言论空间。在《图书月刊》《中华书局图书月刊》《出版月刊》的实践中,编者通过左右刊物的副文本、栏目设计、版式形态以及时空联结,实现由单向广告输出到编者、作者、读者交流互动空间的构建。作者群体的变化,显示了中华书局出版类期刊学术专业性的提升和读者对文化再生产的参与。读者的介入,使编者、作者、读者交流互动的闭环得以生成,读者既可从这些出版类期刊中获得书目信息、读书方法,又能以主动探究的姿态评论或提问,创造出新的文化价值。通过出版类期刊,中华书局不仅达成了广告宣传的本来意图,展示以文化教育为底色的企业形象,更通过生成与开放新的社会空间将知识进一步传播给普罗大众。

朱文叔与中华书局

朱文叔是我国现代著名的语文学者、编辑大家,1921—1949年在中华书局教科书图书部担任编辑、副部长,先后参与五套中小学文史地和师范教育学科教材近百种、数百册的编辑工作,成为清末以来各书局编写和校阅教科书最多的编辑之一。他还参与《辞海》等图书的校勘以及《初中学生文库》《中华文库》的主编工作,并发表了一系列论著,为中华书局的早期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也为繁荣我国现代教科书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华书局重印本《楚辞补注》点校补正

中华书局1983年版《楚辞补注》重印过多次,每次重印均有挖补修改。仅2009年中华书局重印此书,与2002年重印本无异。2002年后学界有数篇文章对2002年重印本的标点问题进行了一些改正,惜有未尽未确之处。其间漏标、误标、前后不一者多处,今就所见予以补正。

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天文志》正误

《晋书·天文志》是中国古代继《史记·天官书》和《汉书·天文志》之后的又一部重要的天文学著作,它记叙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天象变化及当时的天文学研究成果。问世之后,少有校勘,本来就有的和多年传抄印行过程中续加的错误都未能得到清理和纠正。1974年中华书局校点本出版,使用范围极广,但其《天文志》的校点工作也不能尽如人意。在多年伏案研究的基础上,只就学力所逮加以辨析,凡147条。

中华书局繁体字竖排本《晋书》编校差错举例

"二十四史"是我国历史文化的瑰宝,中华书局繁体字竖排本"二十四史"一直被学术界和广大读者公认为权威版本,但其实内中的编校断句差错不少。现以《晋书》为例,把主要的编校差错分为四类:两字形近致误;史文引文互串致误;夺字、衍字致误;断句不当致误。

近代浙江出版家的市场营销策略研究——以陆费逵为例

出版行为是文化性和商业性的统一,经营水平直接决定了出版企业的影响力和档次。中华书局创办人陆费逵的经营管理才能在近代浙江出版家群体中较为突出,他在长期的出版实践中,探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与现代市场营销理论具有内在的契合,具体包括:差异化的产品策略、灵活化的价格策略、多元化的渠道策略、专业化的促销策略。陆费逵的营销策略表现出相当的经营眼光和责任担当,值得当代出版人学习借鉴。

祁刻本《说文系传》反切校勘记

朱翱依时音给小徐本《说文》作的反切是研究晚唐五代音系的重要材料。小徐本有中华本、丛书本、丛刊本和四库本四种代表性的版本,各本注音情况均有差异。用内部求证法和综合求证法对今本祁刻本的反切进行校勘,发现小徐本朱翱反切与大徐本孙愐反切的同音字切语存在一定的对应关系。

民国时期“商务”和“中华”汉语语文辞书的出版与竞争

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是民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出版机构,辞书出版是其重要业务内容,两家出版社坚信“一国之文化常与其辞书相比例”,“国无辞书,无文化之可言”,[1]坚持“以改良吾国字典为己任”,[2]在编纂出版新型辞书、学生辞书、国音辞书、白话辞书、辞书删节本和改编本等方面展开了激烈竞争,由此推动了知识的普及,也为中国近代文化和语言的古今转型做出了贡献。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及其原因述论

民国时期,中华书局在书业竞争背景下,依据自身经营理念,运用其独特的印刷技术,广泛参与古籍整理出版事业。究其原因,与当时中华书局的产品布局、整理国故运动、适应新图书馆运动及陆费逵个人的影响有关。

《唐语林校证》等点校商榷

《唐语林》是一部笔记体唐代文史资料集,向来为研治唐代文史的学者所重,惜此书一直没有质量过硬的点校本,以致学者在使用此书时顾虑重重。周勋初先生点校的《唐语林校证》以其操作过程之规范、总体设计之科学、研究工作之深入弥补了这一不足,极大地方便了读者的阅读和研究。但由于点校工作之繁琐,参考资料之繁芜,存在史料考订疏误、失校致误、专名号误用、不明词意致误等现象。新近出版之吴企明先生点校本《教坊记(外三种)》亦有类似疏误,尚无人指正,今一并论及。

中华本《玄怪录/续玄怪录》校点献疑

中华书局2006年8月出版的程毅中先生重校合刊本《玄怪录/续玄怪录》,是目前最为通行的权威整理本。但白璧微瑕在所难免,对于其中的一些校点疏失,时贤已有补正。通过比勘相关类书、史书、方志等可以发现,该本有些校勘与标点还可进一步商榷。正确校勘标点,有助于对二书文意的正确理解,从而更好地发挥二书在文学、语言、文化等学科领域研究中的作用。

中华书局标点本《三国志》校勘商榷

中华书局标点本自1959年12月第1版及1982年7月第2版以来,至2004年3月第17次印刷,已共印刷发行了330500册,影响甚大。我们以百衲本、殿本、卢弼《三国志集解》本、中华书局标点本相互校勘,择善而从,对前人校勘成果,亦择优汲取。行文按中华书局标点本之顺序,标明校改处的卷数、传名、页码及其原文,再说明校改之缘由及所校改的字。

敦煌写本《晋书》残卷校勘释例

敦煌文献中,《晋书》有三个写本残卷:伯3481、伯3813和斯1393。20世纪70年代中华书局出版的《晋书》囿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没有参考敦煌写本《晋书》残卷,在文字校勘方面留下了遗憾。如今,敦煌写本《晋书》残卷已经影印出版,为我们深入细致地考察写本残卷,尽可能恢复《晋书》相关内容的原貌提供了便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