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破产简易程序的法理、需求与立法构建——以《企业破产法》的修订为视角

破产简易程序具有降低成本、促进案件审理繁简分流的重要价值,国外对此的立法经验与司法实践已颇为丰富,且我国现有民事诉讼程序的立法原理与基本原则能够为构建破产简易程序提供上位法参考依据。现行破产法未能很好平衡法律制度供给与现实需求之间的矛盾,破产程序启动和运行成本高,导致完整的破产法功能难以充分实现。因此,应以《企业破产法》即将修订为契机,尽快完善《企业破产法》的制度设计,调整破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与启动方式,进一步优化破产简易案件的审理流程,发挥重整与和解在实现破产法挽救功能等方面的作用,同时完善相应的监督救济机制,这些是化解企业“破产难”“破产繁”“破产烦”的有效途径。

破产法修改中的重整制度

破产法规定的重整程序在司法实践中发挥挽救重要企业作用的同时,也逐步显现出其存在的制度不足与缺陷,需进行修订。法院受理债权人提出的清算申请后,应允许其他债权人申请转换重整程序。债务人申请破产清算后,仍有权申请转换重整程序。法院对重整申请应进行识别审查,对明显不具有挽救价值和可能者应不予受理。重整计划提交期限应适当延长,以应对投资人招聘难等困境。要强化管理人的信息披露义务,并建立争议解决、责任追究等制度。因无法列示穷尽法律上和实践中的不同权益组别,法律对重整计划表决分组的规定应为指导性。权益不因重整计划受到不利影响的债权人等利害关系人不参与表决。法院对重整计划的正常批准或强制批准,都必须审查并保障反对组别及同意组别中反对者个人享有的法定清偿权利。至少应有一个债权人组表决通过重整计划,法院方可强制批准。强制批准重整计划应设有听证及异议救济程序。立法应限制重整计划二次表决的间隔期间。二次表决前,可以协商调整原表决通过组别的清偿权利,但应保障受不利影响组别均享有表决权。破产法应对于未及时申报债权之债权人,在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依同类债权清偿条件向债务人行使权利,予以严格限制。立法应在因法律政策调整、市场情况变化等导致重整计划无法执行时,设置计划变更制度。

破产程序中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法理阐释与制度构造

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对于破产企业的营运价值保护至关重要,但也造成了需要适当处理的特别利益冲突。《企业破产法》第十八条之规定对于待履行合同的继续履行进行了严格限制,形成了过度保护合同相对人的利益格局,也未能对其他无担保债权人提供应有的关注。在我国将来相关制度改良中,对于合同相对人的特别保护应仅限于债务人已违约与管理人转让合同两种情形,保护方式包括要求管理人采取违约补救措施与要求履约主体提供未来履行的充分保障。其他无担保债权人也可能因为管理人决策失当而利益受损,法院应当在涉及融资性合同或者在管理人存在利益冲突时,对继续履行的商业合理性进行实质审查。

论我国破产重整计划中信托方案的司法审查

近年来,信托方案在大型企业集团重整方案中频频出现,法官在对此审查时却面临无法可依的局面。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其产生和迅速发展的动因,以此为基础实现了与信托关系所有主体个人债务的风险隔离;而英美法中破产法的逻辑架构,恰恰基于法定信托之机理。在破产重整方案中融入信托,可视为在法定信托的执行阶段加入商业信托,双重信托机制确保了相关财产和权利的分配的风险隔离属性。加上我国信托行业的商业判断优势和行业特性,信托机制在破产重整中具有特定的积极效益。为此,法院对此审查时应以信托机制的设置是否能够实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互利共赢作为基本立场,进而就相关计划制定的全过程是否符合诚信原则要求,债务人注入信托的资产和免除的清偿责任之间是否公平合理,按重整方案规划的企业后续经营是否具有可行性和可持续性,信托计划的架构是否具有合理性和持续性、是否符合债权人最佳利益这五个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审查,并最终在《企业破产法》修订条款中体现相关要求,作为法院审查和裁判之依据。

刍议《企业破产法》对企业融资能力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法律条款构成了对公司资金运作能力显著作用的关键规则体系。深入剖析《企业破产法》如何具体作用于企业的融资途径与资金实力,探究其背后的成因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可据此提出针对性的应对策略。基于深入的案例探讨和翔实数据整理,文章深入剖析《企业破产法》如何塑造企业的资金链环境,为商界与学界的理论与实践提供宝贵的参考。

企业合规改革入刑刍议

企业合规改革如何入刑,是当前的热门话题之一。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分属两种不同的责任,因此,应在现行刑法中单位犯罪规定部分增设专门的企业犯罪和企业处罚条款,另一种观点认为,企业责任和个人责任属于同等责任,因此,可在《刑法》第30条单位犯罪概念中规定企业合规的法律效果。我国现行刑法中有关单位犯罪和处罚规定的特点是,在现行自然人刑法中,规定单位自身犯罪,并对其予以“两罚”,从这种立场来看,可以说企业合规改革,只是表明企业在竭力防止业务活动中的犯罪行为,并不意味着企业制定有合规计划就不构成单位犯罪。因此,将企业合规从宽处罚规定在《刑法》第31条即单位犯罪处罚之中的方案,最为妥当。

破产企业环境公益债权的保障和实现研究

要解决破产企业如何在破产程序中处理之前经营行为产生的环境污染和破坏问题,关键是要解决污染治理和环境修复的资金来源问题,如按照《环境保护法》中损害担责原则要求在资不抵债的破产企业财产中支出一部分解决遗留的环境问题,会产生有损其他债权人利益的问题。目前,环境公益债权在破产程序中如何实现,在我国既无法律依据,也无实践经验可以推广。该文通过介绍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综合我国理论及实践领域的一些观点,阐述了我国破产企业环境公益债权的性质,保障和实现环境公益债权的原则及制度,并提出一些法律建议。

破产法修订契机下对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规则的法律回应

世界银行新营商环境评估规则(BR)对破产指标进行了较大改变,值得我国破产法修订工作予以吸收借鉴。针对我国现行法潜在的扣分点而言,BR的评估内容聚焦于三个方面。第一,在破产程序的启动、清算、重整方面,我国破产法缺少对管理层在破产程序启动前义务的规定,需要针对企业濒临破产的界定以及义务履行的具体方式这两个问题进行制度构建。我国庭外重组规则仅存在于政策层面,需要在制度层面与庭内重整规则形成有效衔接。此外,管理人申述权不能仅局限于债权人申请更换的情形下,在法院依职权更换的情形下也应当赋予管理人申述权。第二,在债务人资产控制方面,我国破产法尚未对中止程序的例外情形进行规定。在获得信贷及优先性问题上,现行法可以允许新债权人在旧担保债权人的受益范围内获得优先权,以此平衡旧债权人、新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第三,在特别程序方面,BR考察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和跨境破产程序。对于前者,现行法并无规定,需要从适用条件、程序转化和债务解除三个角度进行制度构建。关于后者,我国司法实践已有积极探索,立法层面却仅有原则性规定,缺乏具体操作规则,需要借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发布的《跨国界破产示范法》的相关内容。BR的破产指标可以让研究者事先比对,寻找我国潜在的扣分点,并借助我国破产法修订之契机予以完善,进而提升我国营商环境得分和排名,为企业营造具有获得感的法律环境。

论破产程序中惩罚性债权的法律定位与规则建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对于破产债权清偿顺位的规定较为笼统,并未就惩罚性债权的清偿进行明确规制。关于惩罚性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定位及清偿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1条的规定存在法理缺陷,《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28条虽然就此做出了原则性规制,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存在一定适用障碍。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的修订为契机,应当明确惩罚性债权的范围及其在破产程序中清偿顺位的劣后性。当惩罚性债权在内容上同时包含了填补损害与具有惩罚性质的部分时,应当对其进行剥离。惩罚性债权的内部清偿顺位应当依次为民事、行政、刑事。当困境企业经过破产重整或和解程序而得以存续时,惩罚性债权人不得再就其债权要求继续获得清偿。

美国跨境破产立法应用修正的普及主义对我国的启示

修正的普及主义是现阶段最为学界推崇的跨境破产域外效力理论,它从纯粹的普及主义演变而来,但在纯粹的普及主义基础上做出了更加符合各国利益和更切合实际的改变。《联合国跨境破产示范法》是联合国贸法会制定的以修正的普及主义为理论依据的跨境破产制度,美国将其采纳并据此制定了本国的跨境破产法律,在实践中取得了阶段成果。随着我国国力增强,资本输出国的角色愈发明显,在跨境破产上进行国际合作也愈发符合我国的利益需求。无论采纳《示范法》与否,修正的普及主义是我国必走的道路,因此,厘清属地主义、普及主义以及修正的普及主义的概念,研究美国的转变和采纳《示范法》的路径,对我国有着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的冲突及其协调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破产程序与执行程序之间存在显性与隐性两种冲突。现行立法处理显性冲突的基本原则是破产程序优先于执行程序,但在司法实践中,债权的性质各不相同,对此应针对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在发生隐性冲突的场合,则应区分被执行人为法人和非法人的不同情况予以协调。

破产法修改中的新制度建设

在《企业破产法》的修订中需要创设一些新制度,其中较为重要的有个人破产制度、简易破产程序、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和预重整制度。本文认为我国建立个人破产制度的条件已经具备,个人破产应当适用于所有自然人,不应再区分商自然人和消费者分别立法。简易破产程序是破产法修订中应当增加的制度,同时还应当建立小微企业破产程序,因为单纯的简易程序不能解决小微企业破产中的诸多特殊问题,必须设立单独的程序。预重整制度的立法目的不仅是解决实践中的个别操作性问题,而且是健全、完善我国企业挽救法律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预重整是在法律规则下由当事人主导的庭外重组程序,法院与地方政府不应进行权力干预。预重整的对象是具有挽救可能,不依赖于重整强制措施保障,有能力与主要债权人开展自主谈判的债务人。我国应当建立起详细、全面的预重整规则。

企业破产重组收益的性质及确认

破产重整是我国修订后的《企业破产法》中新增加的一类破产案件。如何确认和计量企业破产重组收益,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新的理论问题和实务问题。在实地调研基础上探讨企业破产重组收益的经济实质、经济后果以及股东缩股的计量、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等问题,可以为我国企业破产重组收益的会计处理提供理论依据。

论破产管理人制度

破产管理人是破产程序中一个最重要的组织机构,他参与破产程序的全过程,具体管理破产程序中的各项事务。文章通过新旧破产法相关制度的对比分析,对破产管理人的选任、权利、义务、责任以及监督机制等法律问题进行了简要论述。

企业破产重整价值评估探讨——兼与程虹、袁国栋商榷

破产重整是我国修订后的破产法中新增加的一类破产案件,如何进行企业破产重整价值估价,为债权人和人民法院提供相关服务,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理论问题和实务问题。因此,对企业破产重整价值评估的缘由、环境、目标、内容、方法、报告等问题进行研究,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存款保险制度与企业破产法衔接机制研究

本文围绕构建银行业市场化风险处置机制的目标,结合国内外商业银行破产风险处置现状,以及我国对相关国际标准的符合情况,对建立和完善存款保险制度与企业破产法的有效衔接机制进行了分析研究,提出了对破产银行进行高效有序处置,及时化解和妥善处置金融风险的相关政策建议。

日本信托法修改及其信托观念的发展

日本是大陆法系中引入信托法比较早的国家,日本的信托法经过80多年的发展,在吸收和转化原本来自英美法的信托制度方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这些经验对于我国信托法的理论和实践发展都有重要的借鉴意义。2006年12月,日本信托法进行了大量修改。研究此次修改以及这一修改背后的理论变迁,对我国信托法理论的发展应该有所补益。

我国中小企业破产管理人法律监督制度研究

没有监督的权力必然被滥用。为了防止权力被滥用,就必须对权力给予限制、监督。中小企业的破产管理人在破产活动中的权力之大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能对企业的破产管理人进行有效监督,就无法防止其权力被滥用,也无法保证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尽管我国《企业破产法》对破产管理人的监督作了一些规定,但是在监督的体系化、监督的运行机制、监督的有效性等方面还存在着诸多缺陷和不足,在法律层面上亟需健全和完善。

体育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研究

体育社会组织法律制度的完善是《体育法》修订的重要内容,加强体育社会组织立法工作,应当首先明确其法人地位。目前,体育社会组织法人地位的法律规定不明晰,理论上也存在较多争议。体育社会组织法人地位的完善措施主要包括:基于《民法总则》明晰我国体育社会组织的法人类型;制定《社会组织法》,构建社会组织的法人制度,为完善体育社会组织的法人地位奠定基础;修订《体育法》,将第五章"体育社会团体"改为"体育社会组织",明确体育社会组织是非营利法人,其中体育社会团体是公益法人或者中间法人;体育基金会和体育民办非企业单位是公益法人、捐助法人。

破产重整中公司治理问题的法学思考——以重整计划为中心

与正常经营状态下的公司相比,破产重整中的公司治理更趋复杂,关乎重整的成败,进而影响重整制度目标的实现。以重整计划为中心,探寻各利害关系人广泛参与的多边协商机制,是破产重整中公司治理研究的有效进路。通过分析重整计划提出、表决、批准、执行中的权利(力)配置与运行机制,评析我国《企业破产法》的成功与不足,提出了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