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老孔墨三宗:夏曾佑与先秦诸子叙事体系的建构

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夏曾佑不仅是清末“新史学”思潮的主要推动者,还是清末诸子学复兴的重要参与者。20世纪初,夏曾佑在《中国社会之原》《最新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等论著中率先提出,春秋之前,“鬼神术数之外无他学”,而老子突破了这一“鬼神术数之学”,遂成为“九流之初祖”;此后,孔子“去鬼神而留术数”,制作六经,成为“中国政教之原”;墨子则“去术数而留鬼神”,与孔子“成相反之教”;然后,老孔墨三家流为诸子百家。可以说,这一系列观点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先秦诸子叙事体系。其深刻的思想价值与学术意义在于,不仅彰显了诸子学的现实价值,还促进了孔子与诸子的平等。总之,夏曾佑的先秦诸子学研究推动了中国诸子学的近代转型。

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中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范畴。在传统文化语境中,其不仅具有世界本原和根本大道的特质,而且是指导人类社会的至理大法。中和思想肇始于先秦,在儒、道等思想流派中都有阐释。董仲舒的中和思想继承了先秦儒家中和思想的精华,并借助阴阳五行等学说来证成儒家的中和思想。董仲舒的中和思想较之先秦儒家的中和思想具有更完备的体系性和实践价值。董仲舒从本体论、道德论、政治论、修养论以及阴阳五行等角度,系统论证了中和思想的核心内涵及其实践价值。尽管历代对董仲舒及其中和思想缺乏充分认识和恰当评价,但董仲舒的中和思想在中国儒家中和思想发展史上仍具有里程碑意义。

基于先秦整体观的整体思维在亚健康研究中的应用

先秦时期百家争鸣,当时的“整体观”对后世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医也在其影响下形成了独特的“整体思维”。而亚健康作为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其概念的界定、临床表现、诊断、病因分析、调治的各个环节都受到中医整体思维的影响。文章主要探索了在先秦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儒家、道家、墨家、兵家的“整体观”哲学思想和在其影响下形成的中医“整体思维”以及在中医“整体思维”指导下的亚健康的概念界定、临床表现、诊断、病因分析和调护,以利于亚健康的调治,预防疾病的发生。

“正名”以“立言”--先秦政治哲学论证分析

从已有资料看,西晋鲁胜《墨辩注·叙》可算是第一篇先秦名学史的论文。文中准确地概括了先秦名学的特征,即名学有“别同异”“明是非”“道义之门”“政教之准绳”四大特征。“别同异”“明是非”是从名学内容来说的,即正名;后二是讲名学的作用,即通过“正名”以“立言”。先秦诸子“别同异”各有偏向,“明是非”是他们说辩的目标,呈现先秦名学“道义之门”“政教之准绳”的双重作用,即先秦名学既是先秦诸子政治哲学论证的工具,又是先秦诸子政治哲学的内容。

先秦儒家责任伦理的生态维度

先秦儒家通过对人伦关系及人本价值进行深入思考,确立了“责任”在伦理思想中的地位。这样一种伦理责任能够引申到人与自然界的生存关系上。基于“天人合一”的立场,先秦儒家明确了“关怀万物”、“遵循天道”与“确立界限”三种生态伦理责任。它们在生态保护方面的理论价值体现在突破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客对立、明确人与自然的群己权界、构建生命共同体以及推动生态实践的现实开展等多个方面。先秦儒家还总结出四项生态实践原则,即“推己及物”--关爱原则、“取物以度”--适度原则、“取物以时”--敬顺原则与“尽物之性”--发展原则。这些思想观念为化解当下的生态危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使人认识到人类对于自然有施行仁义的道德责任。

回省“诸子时代”:儒、墨、道、名、法思想巡礼

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史的"轴心时代"。王权式徵,诸侯异政,学风下移,士精神的崛起,营造了思想史上"和而不同"百家争鸣的人文奇观。诸子学的最为显著的特征是其思想的原创性,而原创性思维必然带有风格的多样性。诸子智慧中深藏着一个丰富的"意义世界",走进他们的精神世界,可以受到深刻的启迪。

作为“身体哲学”的中国哲学的历史

与西方传统的意识性哲学不同,中国古代哲学乃为一种身体性哲学。该哲学不仅从身体出发以其突出的此在、性感和历时的性质而与西方哲学形成鲜明的对比,而且其哲学的整个历史亦循着一种迥异于西方哲学史的理路而展开。如果说西方哲学史是一我思之于我思对象不断逼近的线性论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哲学史则体现为一根身的道体一辟一阖的循环论的历史。就其大的脉络而言,先秦哲学标志着身体的挺立,宋明哲学则意味着身体的退隐和与之相偕的心识的觉醒,而明清哲学则代表着向身体的回归的运动。这一中国哲学史的内在理路的揭示,既历史与逻辑一致地是对身体而非心体这一中国哲学本体的真正澄清,又对于我们把握整个人类哲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它以一种历史的辩证法为我们表明,正如西方的意识哲学的启蒙曾经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的现代文明那样,在后现代日行日近的今天,对中国古老的“身体之书”的重新解读,也必将使中华文明再次为人类文明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道的理化与知行之辨——中国哲学从先秦到宋明的演变

宋明哲学与先秦哲学在知行问题上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是,前者是以行为中心的人文,相对而言,宋明哲学则强调了知的中心意义。知行之辨上的以上差异最终根源于本体论上的如下不同:先秦哲学是以“道”为中心语词的人文,而宋明哲学则是以“理”为中心语词的人文。从先秦到宋明,中国哲学的转换表现为基本语词的变迁,这就是道的理化现象。通过对戴震、王船山哲学的解读,可以彰显中国哲学演化的上述线索。

在理念与仪则之间——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礼义与礼仪

本文探讨了先秦儒家思想中礼义与礼仪的界定,分析了礼义与礼仪的含义与社会作用,并提出在现代社会中,礼义仍然有存在的意义,礼仪则应随时代的发展而变化。

春秋兵学对于先秦哲学思想的贡献

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春秋兵学对于先秦哲学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有着巨大的贡献。它在军事实践中重视特殊性的对象、时空条件、目标意义和组织形式,揭示了对立统一和控制反控制的本质关系,奠定了汉民族的功利理性精神。其中有关军队组织建设的思想和实践直接开启了先秦法家的政治路线,有关作战谋略的认识又是先秦术家的思想渊源。《孙子兵法》对于战争性质、形式等的界定和阐述,还是先秦思辨哲学的初阶。它的军事理性与墨家重视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生活理性,《周易》重视发展变易的历史理性各有特点。它的功利精神与孔子继承传统而来的道德信仰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两大源头。

从管理哲学视角看先秦兵家的治道模式

先秦兵家的治道思想以"道胜"为宗旨,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为目标,以"悬权而动"为行为标准,以"分数"为运行形态,以"文武相济"为约束机制,构成了兵家思想的管理观。即包括管理的本质观、目标观、行为观、组织观、控制观,以此构建了管理型兵家的治道模式。

清代思想史上的诸子学

清代学者对子书的校勘、注释不完全排除义理,而对诸子地位的尊贬、诸子学说的阐发,更是思想史的重要内容。从清初相对于理学的异端,到少数乾嘉学者超越以子证经,进而在晚清经世致用、西学东渐的潮流中彰显价值,发展为"古学复兴"的主体,清代诸子学始终关联时代思潮,成为培育新思想的土壤。

论中国社会早期的音乐哲学

在现代形态的音乐史研究中,人们已习惯于将审美价值视为音乐的核心价值,将音乐的历史看作被"审美"一词限定的历史,但在中国社会早期,音乐的价值却远远溢出了美的边界,几乎可以将中国人的天地人神之思一网打尽。就哲学而言,这种围绕音乐的思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将道、气、风、声视为音乐的本源,从而将人工艺术与天地自然打通;二是将声律、音律或乐律理解为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律法,从而将音乐秩序挪移为宇宙秩序;三是以道论、数论和气论为音乐进行本体论定位,从而使音乐的价值获得形而上的阐明。要而言之,在中国社会早期的观念中,音乐被视为世界存在的基本性状,它的哲学品格要远远大于美学品格。这预示着一种回归中国历史本身的音乐史研究,必须超越美和艺术的限界,将其作为一种普遍性的世界经验来看待。

中西方传统中的德性与治理——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孔孟思想为核心的行政哲学比较

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为代表的古希腊思想家及以孔子、孟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都对德性与治理之间的关系进行过深入的考察,其思想中都蕴含着丰富的行政哲学思想资源。在德性与规范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方的德性都具有事实上的行政权力规范功能,其都将"好人"作为善治的基础,从而区别于现代的规范伦理学。在德性的结构与治理的关联性上,中西方都认为德性存在着主体分化性和稳定性,而对德性的主体分化性和稳定性的理解,又影响着其对行政模式的具体设计。在德与位的关系问题上,中西方思想家对二者的对应性都表现出一定的犹疑,在理想逻辑中期待德与位的统一,而现实中德位分离的状态又使其不得不寻求德位统一的新的解释逻辑。

刘基《拟连珠》哲学思想研究

刘基《拟连珠》思想理论的来源主要是孔子、孟子、荀子、墨子以及《易》学、名家、法家、兵家、老庄道家辩证法等先秦元典文献,充分体现了刘基作为"一代文宗"而有的"会通百家、兼容儒道"的为学风格与理论旨趣。《拟连珠》的哲学思想既有本体论、认识论、辩证法等一般理论原理,又涵括了人性论、修养论、治国论、人才观等中国传统哲学要义。刘基的哲学思想与学术成就是建构在先秦子学思想体系之上的,具有"先秦诸子学"的秉性与特征。

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以城乡关系、自然和人工环境关系、产居关系及管治关系四对基本关系为切入点,首先分析了新农村建设实践以来的问题。其次,针对乡村发展的基本关系,对先秦诸子哲学进行梳理,构建以"对立统一"的城乡观、"道法自然"的环境观、"以农为本"产居观和"人本主义"的管治观为核心的传统乡村发展理论体系。最后,从统筹城乡资源配置、协调物质空间和自然环境、培育农村经济增长点、完善政府管治机制等方面着手,总结了先秦诸子哲学思想对当代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先秦时期的历政文化

中国古代自尧制新历起形成了实质上与巫史文化对立的历政文化,这标志着中国古人对最基本的自然规律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从而对以农业为主的社会生产发生了重大的积极作用,并孕育了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天人哲学,故历政文化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优良传统文化之一。在先秦学术中,真正继承历政文化精髓并使之升华的是儒家之学,渊源于历政文化的阴阳五行之学则最终沦为一种“舍人事而任鬼神”的“小数”。

墨家与诸子十说

从出身与源流上看,以墨子为核心的墨家学派很可能是一个流亡的贵族集团。孔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礼与食孰重",即政治文明重要,还是物质文明重要;孟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君主的正业是什么",即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生产重要,还是使人民成为懂文明、讲礼貌的人重要;荀子与墨子的分歧在于"是劳动重要,还是学习重要",即直接创造财富的生产环节重要,还是分配生活资料的政治制度建设更重要;韩非子与墨子的不同在于"心系百姓,还是只关心最高统治者";老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非儒,还是反文明";庄子与墨子的根本区别在于"实用主义,还是审美主义";杨朱与墨子的区别在于"腓无胈,胫无毛",还是"一毛不拔"。墨家学派是指导侠客进行社会实践的理论基础。墨家与农家在中国农业文明结构中是一体两面的关系。

先秦诸子政治哲学之复古主义辨析

先秦诸子的政治哲学以儒墨道法为大宗。其中,儒墨道皆有复古主义思想倾向。儒墨两家同尊封建,不同之处在于孔孟复古以阐扬经典文物的精神为主旨,墨家复古则流于空泛。道家复古的实质是反对一切社会制度,主张复归于自然和人的天性。法家反对将古代道德混入当世政治,试图构造一种更为纯粹的政治哲学,但是缺少政治人格的“先天不足”导致其理论和实践上都存在缺陷。总体看来,先秦诸子的政治哲学缺少纯粹的逻辑原点,不得不依托理想典范的历史预设进行历史和逻辑相混合的论述。

先秦儒家生态经济思想及其对当代的启迪

当今全球生态危机使得对人类现有文明的反思成为当务之急,对中国传统文化即先秦儒家文化的重新认识可以深化这种反思。反思结论如下:先秦儒家之“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内圣外王、推己及人、推人及物的逻辑思路,敬畏自然的宗教文化是其生态经济思想的三大根基,在这三大根基的共同作用下,注重可持续性发展成为先秦儒家之生产观、消费观、赋税观与分配观的显著特征,从而使其经济思想富含大量的生态因子,这也为身处生态困境的我们提供了深刻的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