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明、镜鉴与探索:李大钊与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权的建构

十月革命激发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推行“俄式革命”的热情。革命话语权作为中国共产党团结引领广大民众开展革命事业的重要基石,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李大钊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时期,借助十月革命这一标志性历史事件说明时代环境和世界潮流的变化,同时回应了关于苏俄社会主义的怀疑和误解,论证说明了“俄式革命”的合理性和先进性,从多个角度为“俄式革命”移植中国创造了条件;借助十月革命所开创的成功范式,结合中国社会实情,初步阐明了中国革命所需要的指导思想、主体力量、领导核心、基本方式等关键问题,进而完成了中国共产党早期革命话语权的建构。

吕梁红色文化的概念阐释及资源类型

吕梁红色文化是战争年代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周恩来、贺龙等人在吕梁境内从事革命活动的历史文化遗存,也是1920年代中国共产党早期吕梁地方组织建立以来,吕梁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形成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由于吕梁的革命历史地位,在吕梁境内,积淀了较为丰富的红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从形态上分为有形文化遗存和无形文化遗存,从资源生成期分为大革命时期、内战时期、抗日时期、解放战争时期。

由误解发现“童年”:“阿利埃斯典范”与儿童史研究的兴起

法国学者菲利普·阿利埃斯被视为儿童史研究的奠基人,他的著作《儿童的世纪》开启了儿童史研究的典范。但这一学科从诞生到壮大,却在很大程度上与学者们对阿利埃斯学术观点和个人政治立场的"误解"相关。这些误解主要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一、中世纪是否存在"儿童"或"童年"的概念?二、近代是否出现过一场"情感革命"?阿利埃斯对这种现代心态抱持何种态度?三、《儿童的世纪》是一部"家庭史"还是"儿童史"著作?不管这些问题是否合乎阿利埃斯的本意,都大大推动了儿童史学科的成长。

阿Q的“解放”与启蒙的“颠倒”——重读《阿Q正传》

以瞿秋白《〈鲁迅杂感选集〉序言》对鲁迅的分析为出发点,重读《阿Q正传》。可以看到:小说关于"阿Q姓什么"的讨论,构成了"作者"为阿Q"做正传"的起点;关于"阿Q想姓赵,赵老太爷却不让他姓赵"的叙述,构成了阿Q整个生命故事的起点;然而更重要的是,倘若把《阿Q正传》视为鲁迅对"辛亥革命"最深刻的反思,那么他就通过对"阿Q姓什么"的讨论和对"赵老太爷不准阿Q姓赵"的叙述,将"乡里空间"的崩溃作为反思"辛亥革命"的起点。这样来解读《阿Q正传》,并非要证明鲁迅先知先觉般地反驳了从"乡里空间"到"各省之力"的"辛亥革命新论",而是要揭示出他深刻地预见了"乡里空间"崩溃所带来的悲剧性与革命性并重的后果,也就是从原来似乎蒙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的宗法制社会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放逐出、驱赶出一批又一批"阿Q"式的人物,他们就像一群又一群游荡在荒野上的孤魂野鬼,从而使得阿Q的"解放"构成了重新理解"启蒙"的关键。

知识分子如何启蒙?——《阿Q正传》再解读

长期以来,国内学术界总是把阿Q与"国民性"联系起来进行解读,《阿Q正传》也被认为是鲁迅批判国民性的集大成之作。尽管小说确实有批判国民性的一面,但是,对这一方面的过度强调,使我们仅仅关注于阿Q行状的国民性,而遮蔽掉了小说序言中的某些重要信息。鲁迅批判的对象并不仅仅只是阿Q这样的愚昧民众,他同时也指向了那些掌握着话语权的新旧知识分子。通过序言及小说中对赵秀才、钱假洋鬼子的书写,从而把虚构的小说与现实的生活联系了起来,促使读者去重新反思知识分子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阿Q革命”与“二重思维”——论鲁迅《阿Q正传》的辛亥革命叙事

民初的辛亥革命书写多描绘辛亥革命对国民意识的催生作用以及国人对国民身份的体认过程,而五四时期的《阿Q正传》则戳破了这一"无缝转换"的美梦,演绎着国民意识被吞噬的过程。这种吞噬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通过"据说的革命"对"阿Q革命"的影响,演绎集体意志如何吞噬了个体意志;阿Q意识中的"暴君理想"如何从个体内部抵制了民主自由的建构;通过未庄人革命历程中的"二重思维"和"圆环结构",演绎了"旧文化"对新文明的强大消解作用。鲁迅否定的并非辛亥革命本身,而是国人的"彷徨姿态"对辛亥革命精神和民国传统的瓦解。

论描写辛亥革命之于《阿Q正传》的意义

对于《阿Q正传》反映出鲁迅对辛亥革命失败批判的观点,逐渐受到反驳。在小说中,鲁迅对辛亥革命的批判主要是从思想启蒙、改造国民性的角度出发的,辛亥革命只是作为一般革命的特殊性存在于小说中,革命的描写成为国民性各种脸谱表现最好的展示台,还成为以"精神胜利法"为代表的根深蒂固的国民性弱点与缺陷的送葬者。

国家图书馆馆藏“文革前”出版的连环画及其价值

国家图书馆馆藏"文革前"出版的连环画内容丰富、题材广泛,有的以历史故事与民间传说为题材,还有的贴近现实生活,与现实社会关联密切。这些连环画展现了传统文化艺术的繁荣发展,在连环画出版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并以其通俗化、大众化优势为大众广泛接受和欢迎。"文革前"出版的连环画不仅具有较高的收藏价值,而且是记录和反映社会状况的宝贵素材,有助于普及大众教育、传承文化,对少年儿童具有启智作用。

论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孔乙己

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很多:孔乙己、狂人、子君和涓生等是代表人物的形象。鲁迅借助孔乙己的形象,深刻揭露了科举制度怎样摧残和毒害一个善良贫穷的读书人,并愤怒谴责了封建豪绅阶级的残酷和封建社会的黑暗。但主要是显示了知识分子自身的弱点和缺点,即追求功名、个人奋斗、脱离群众、意志软弱动摇。

多面的“革命”——《阿Q正传》中的“革命”内涵再探讨

论文从《阿Q正传》这个经典文本本身出发,对小说中"革命"话题进行了深入的剖析。首先对文本中的主人公阿Q的朴素的革命观及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又从作者鲁迅写作小说的缘起以及时代背景的角度,结合作者本人所认为的革命的内涵进行了解读,作者本人对于"革命"的基本态度是不能仅有政治革命,还必须有思想革命。最后从前辈研究者的成果中,进一步分析总结了研究者从专业阐释者的角度出发对革命问题所作的的深入理解和再认识,对文本内外多重交错的文学、革命和政治的多重角度来综合理解"革命"的内涵。

身份的印迹——透视17年小说的一个思路

本文从作家身份的视角审视了国统区作家、解放区作家、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四类作家在17年间的革命历史题材和农村合作化题材的小说创作,认为:战火中成长的作家和解放区来的农村作家以他们同中各异的身份营造了文学别样的景观,国统区作家和共和国成立后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由于身份的错置以及没有正确地处理好作家身份与世界观、与创作个性的关系,其创作经不起历史的检验,最终无一例外地退居历史的深处。

作为一种表现手段的爱情故事——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考察中国工农兵文学的革命情爱

中国的工农兵文学和世界上其他的许多文学不同,它描写的爱情,不只是一种社会形态,更是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它是把爱情描写作为一种表现手段,通过所描写的革命情爱,表现无产阶级革命的艰难和胜利,表现革命的时代特色。工农兵文学的革命情爱和前苏联文学描写的革命爱情,有着重要的渊源关系。从今天角度看,工农兵文学的革命情爱描写有着重要的缺陷,但作为革命的一种表现手段,却也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辛亥革命六安光复首倡者——关芸农的生平事迹考述

关芸农是六安早期的中国同盟会员,辛亥革命淮上军光复六安州的首倡者,民国前期活跃于北洋政坛,曾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活动。本文根据宗谱、访谈录及民国相关史料,对关芸农的生平事迹进行了考述。

2008年度中国短篇小说创作一瞥

论文是对2008年度中国短篇小说的整体创作状况所做的概括性描述和评价。从取材和主题上看,本年度的短篇小说主要集中于底层经验、现代生存感受和"文革"记忆三大方面。而从叙事形态上看,则主要有传统化叙事、诗化叙事和实验性叙事三大类型。

浅析《阿Q正传》文题相悖的反讽意味

《阿Q正传》小说的题目与第一章《序》及其内容,第二、三、七、八、九章的标题与相应章节的内容南辕北辙、互相矛盾,具有反讽意味。"传"解构了此前史传小说的慕史倾向;"优胜"批判了国民的精神胜利法;阿Q式"革命"暗讽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大团圆"结局反思了国民性的弱点。

试论敌后抗战诗歌的特质--以田间诗歌的抗战书写为中心

田间是敌后抗日根据地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通过对其抗战诗歌的研究可以管窥整个敌后抗战诗歌的基本面貌。除早期的两部抗战诗集外,田间的抗战诗歌主要创作于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与其他区域的抗战诗歌迥异。田间的抗战书写摒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转而关注普通人的抗战精神和英雄事迹,同时展示了敌后战场特殊的作战方式,是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的历史记载。了解田间抗战诗歌的创作语境和具体特征,有助于我们从诗歌的角度重新认识敌后抗日的历史价值和特殊意义。

陈养源先生生平事迹考

秦州起义是甘肃天水地区响应辛亥革命的一次重要起义。起义的发动者是黄钺，但为这次起义播下火种、奠定群众基础的则是秦州人陈养源。陈养源1893年中举入仕，1903年辞官到上海开设镜今书局，受到民主革命思想的影响，加入兴中会，他刊印进步书刊，结交革命党人，参加革命团体，向家乡青年寄送书籍，传播进步思想，从而为后来秦州起义的发动打下了群众基础。

传承和弘扬中国革命道德的时代价值及实现路径

中国革命道德内涵丰富,集中体现为对党忠诚的大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德和严于律己的私德三个方面。传承和弘扬中国革命道德对增强中国共产党的凝聚力、激发为美好生活奋斗的昂扬斗志、指引时代新人的培育方向,继而进一步助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都具有重要的作用。新时代,应当从盘活中国革命道德资源、讲好中国革命故事和做好中国革命道德在新时代的丰富和发展三个方面传承和弘扬革命道德。

“文革”后的孙犁与“大院”中的《芸斋小说》

孙犁既是"文革"后复出的老作家:新文学、"十七年文学"的痕迹在他的作品中都有所展现;又因为一以贯之的对美的追求,在"文革"后的沉寂里,他终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方式以描述他所历经的"文革"。《芸斋小说》正是孙犁冲突、调解、沉思后的成果。同时,《芸斋小说》不仅在形式上和语言上展现了孙犁对美、对人生、对写作、对语言的思考,也展现了从新文学到当代文学的转变痕迹。此外,孙犁在《芸斋小说》中对"文革"的呈现,及其作者对"文革"的思考也具有特殊性。孙犁将目光集中在"大院"这样一个具体的场所,既可理性地看做社会的缩影,又能具体分析到个人的微观情感。

《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的文学意义

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狐女形象描写,是中国志怪小说史上狐女形象描写的集大成者。作者在对狐的叙述中,彻底改变了文学史中对狐形象创造的否定态度,采取全新的审美视角将狐从"通常的理解状态变成新的感知对象",赋予狐以人性的审美特征,创作了数量众多的美狐,其中包括情狐、友狐、义狐、贞狐、贤狐等形象,使"狐女"成为人性美、人情美的象征;《聊斋志异》说鬼谈狐,大多有所题旨,有所寄寓,"狐女"形象就是最具典型的理想载体与情感寄托,集中体现了作者对女性的审美情感和审美理想,在文学史上有着很高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