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雇主与雇员发明奖酬制度的平衡——在shop right视角下

美国雇员发明制度是在判例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雇主与雇员之间利益平衡制度。shop right是雇主对雇员发明专利的默示许可使用权,是默示许可原则、禁止反悔原则和公平原则推演出来的利益平衡机制。shop right是美国专利法一项抗衡机制,提升了雇员获取奖酬的谈判地位。雇主与雇员发明创造预约协议具有权利保障性,平衡了雇主利益又保护了雇员合法权益,推动了美国的科技进步和社会发展。厚雇员主义价值导向、构建多元利益平衡机制、尊重市场自由和意义自治,为中国职务发明奖酬机制设置提供了借鉴。

职务发明奖酬合理性原则研究——以日本专利法为借鉴

单位向发明人支付职务发明奖酬应当遵循合理性原则,从而实现两者之间利益的平衡。法院在适用该原则时,可以对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奖酬进行事后审查,或者在没有约定及约定不合理时予以事前认定。事后审查偏重于程序性规制,而事前认定则偏重于实体性要求。我国应当借鉴日本经验,在《专利法》第四次修改时进一步明确"合理利益"要求。为完善对当事人约定奖酬的审查,要改进合理性原则的立法体例、充分尊重当事人约定奖酬的意思自治、明确约定奖酬合理性审查的程序性标准。为提升合理奖酬的司法裁定质量,不应将法定标准作为合理奖酬标准以及过度提高法定奖酬比例,应当明确认定合理奖酬数额的影响因素。由此,可以保障单位与发明人双方围绕职务发明所享有的合理利益。

美、德职务发明制度中的“厚雇主主义”趋势及其借鉴

美国、德国职务发明制度发展进路不同,但历史大趋势都走向了厚雇主主义。这至少证伪了厚雇员主义命题。我国职务发明制度三十多年来的变迁,总体上也趋向厚雇主主义。但近来《专利法》有关条款的修改有明显的厚雇员主义倾向,有违背历史的趋势。

《职务发明条例》:必要之善抑或非必要之恶?

制定《职务发明条例》在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均不具备现实必要性。在借鉴国外立法例的时候,《职务发明条例草案》存在法律依据异质与借鉴过时国外立法例的瑕疵。颁行《职务发明条例》有可能导致过度的政府规制,以及导致企业商业秘密泄露、额外增加企业经营成本、引发"多任务委托—代理问题"和收入分配不公等其他问题。

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约定优先原则研究——兼评《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相关规定

约定优先原则是私法领域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贯穿于民事立法整个领域。我国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约定优先原则经过了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变过程,并于《职务发明条例(送审稿)》中得以重申并进一步完善。为充分发挥约定优先原则的功能,有必要从形式与内容上阐释该原则的具体内涵,从程序审查和内容审查为主的合理性审查中明确对约定优先原则的限制,从原则体系上理顺约定优先原则与最低保障原则、合理性原则三者间的关系。应当从程序的协商民主与依法公示、内容的全面具体、审查的具体化与限缩化以及企业内部救济机制四个方面进一步完善约定优先原则。

职务发明奖酬给付义务单位及其相关问题探讨 从张伟锋诉3M中国有限公司案件谈起

《职务发明条例》起草和制定中遇到了一定的阻力。其中部分阻力来自外资企业及国内比较成熟的大企业。他们认为知识产权管理和职务发明奖励报酬属于企业可以自行管理好的事物,不需要国家或者政府干预太多。事实并非如此。大企业或者企业集团内部基于其强大的单位优势,单位和职务发明人间不平等的状况尤为明显,规避法律以达到减少对职务发明人奖酬的情况往往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本文从张伟锋诉3M案出发,结合《职务发明条例草案》和《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草案,对职务发明奖酬给付单位及其给付义务相关问题进行探讨和分析。企业集团知识产权管理模式及内部规章制度对发明人的职务发明奖励报酬有着重要影响。立法和司法应当对于不合理的约定或单位内部规章制度加以必要的限制,从而确保职务发明人的权益,进而维护创新者的创造热情。

论职务发明奖酬立法的优化思路及具体措施

我国现行职务发明奖酬立法由于法出多门、体系化不足,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诸多不一致及不合理之处。在驱动知识产权强国战略的新要求下,针对奖酬立法存在的问题,需要坚持明确新人本主义基础上的利益平衡理念、促进职务发明奖酬立法体系化、体现奖酬意思自治原则的宏观思路,对整个职务发明奖酬立法体系和具体措施加以优化,避免职务发明奖酬立法成为职务发明奖酬实现的阻碍。

《职务发明条例草案(送审稿)》评析及完善建议

国家知识产权局自2012年起草《职务发明条例草案》以来,四易其稿,国务院法制办于2015年4月发布了最新的送审稿。文章通过分析四份草案内容的变迁,重点针对职务发明条例的适用对象、职务发明条例的基本原则、发明报告制度、发明人知情权等问题进行分析,对草案有关条文进行评议并提出完善建议。

抽象职务发明奖酬请求权研究

职务发明奖酬对于合理分配单位与发明人的利益具有重要作用。基于职务发明奖酬的特殊属性,有必要借鉴公司法中股东抽象红利分配请求权规则,在发明人与单位就奖酬事项约定不明或没有约定时赋予其抽象职务发明奖酬请求权。以此能够有效克服职务发明奖酬支付主体不固定、数额标准不明确、举证责任分配不公平和诉讼时效认定标准不统一等司法困境,实现职务发明经济利益的分配正义,保护发明人的奖酬权益,激发创新热情。

职务发明奖酬司法实证研究

通过对我国法院审判的60个职务发明奖酬案件的分析,发现此类案件数量呈逐步增加趋势,案件数量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的关系,一审判决生效的案件占大多数,法院判决奖酬数额多数在50万元以下,人类生活相关等技术领域的奖酬判决数额较高。我国有关案件针对职务发明奖酬认定的法律依据、前提因素及奖酬标准等法律问题进行了司法实践与解释。应当以利益均衡原则、强化法定标准作为指导原则,以《专利法》为主导细化奖酬计算方式,确定"营业利润"的计算,并完善奖酬纠纷诉讼时效、离职后奖酬支付等机制。

职务发明权利归属的差异化规则设计——基于投资主体的区别对待

以投资主体的性质为标准,对职务发明的权属规则进行差异化设计,在公共机构和盈利机构中实行不同的职务发明权属规则,是合理配置职务发明权利的有效手段。公共资助的职务发明权属规则应当以促进技术的转化运用和发挥创新成果的社会效应为原则,并以发明报告机制的引入和成果转化机制的改进为基础进行拟定;企业资助的职务发明权属规则应当以经济收益最大化和保障雇员发明人合法权利为原则,并以约定权属的扩张和雇员奖酬的完善为基础进行创制。

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立法完善——以地方性专利法规为研究对象

中国《专利法》第三次修改将"约定优先"原则引入与职务发明奖酬有关的规定之中,在法律上为发明人与用人单位之间提供了平等协商的途径,体现了以民法的理念与原则为核心,构建职务发明制度的基本思路。基于对地方性专利法规立法实践的深入分析,从三个方面对相关法律制度的完善问题进行了探讨。(1)职务发明奖酬制度在地方性专利法规中的现状与特征;(2)地方性专利法规中职务发明奖酬相关规定的缺陷及成因;(3)职务发明奖酬制度在地方性专利法规中的改进与完善。研究的结果表明,现阶段职务发明奖酬制度的立法完善,应着眼于正确认识职务发明奖酬的功能与作用,进一步强化《专利法》中有关规定的落实。

我国职务发明奖酬法制沿革及其合理改革讨论

我国职务发明奖酬法律规范主要涉及《专利法》及其实施细则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法规。上一世纪五十年代起的科技奖励法规与政策是其早期源头,已经三次修改的我国专利法及其配套的实施细则是其主要源流,正在进行的我国专利法第四次修改和《职务发明条例》起草是其未来探求。笔者建议,在当前我国职务发明奖酬法制的改革中,一是职务发明奖酬规范应当全面覆盖职务发明从技术秘密阶段到专利技术阶段的整个专利生命周期。二是应当克服我国现行职务发明奖酬法律法规的多元状态及其相互冲突,建立整合一致的职务发明奖酬法制体系。三是我国职务发明奖酬法制应继续保留和合理明确"上不封顶,下要保底"的相应量化规范。四是应当弥补现行职务发明奖酬"约定优先"规范中可能会出现显失公平的缺口,对因显失公平而被撤销原来约定或者规章制度的,直接适用法律法规规定的职务发明奖酬量化规范。

意思自治原则在职务发明制度中的适用分析

职务发明制度是调整单位和职务发明人之间利益关系的制度。职务发明中的核心权益是财产权益,财产权益又分为职务发明成果归属权益和奖酬权益。利益分配有法定和约定两种模式。现行法律对职务发明财产权益的分配主要采用法定模式,意思自治原则适用严重不足。当前的分配模式导致单位和职务发明人之间权益失衡。意思自治原则是私法体系中一项基础性原则,作为私法的知识产权法应该具有贯彻意思自治原则的理论自觉和行为自觉。学界和实务界对在职务发明中引用意思自治原则作出了积极回应。意思自治原则有助于知识产权法中利益平衡价值的实现,也有利于缓解职务发明制度和职务发明"二元制"运行现实之间的紧张关系。意思自治原则在职务发明中适用是有限度的,不得违反国家公共利益和正义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