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词《山花子》词调归属献疑——兼论词调归属判断的若干原则

《山花子》(去年今日长相对)为敦煌词中不可多得之作。70多年来,有关敦煌词《山花子》词调归属的处理,可分为三派,其中任中敏认为敦煌词《山花子》与传统《浣溪沙》不同,并提出四点依据,此后,因循者甚多,为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总的来看,任先生所析理由,看似言之有据,实则多难成立。大抵而言,同一词调而兼叶平、仄韵,本唐宋词调固有之现象,传世《浣溪沙》即有之;同一词调既有平、仄韵两体,所用平仄句式必多相异,且传世《浣溪沙》也有上下片格律完全相同者,不独敦煌词《山花子》为然。《教坊记》并载《山花子》《浣溪沙》二名,依此书体例来看,不无异名同调之嫌疑,即非如此,《教坊记》与敦煌词所署《山花子》也有同名异调之可能。以上论断,不仅适用于敦煌《山花子》词调归属的判断,对于古今众多词调的调属鉴别也能成立。

主位推进模式在粤语童谣中的应用研究

以系统功能语言学中的重要概念主位推进模式为理论基础,对收集的93首粤语童谣语篇进行定量和定性分析,结果发现粤语童谣语篇中的主位推进模式包括5种类型:并列型、延续型、同一型、集中型和复杂型。考察各种主位推进模式在不同语类中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并列型、延续型、同一型出现频率较高。粤语童谣使用主位推进模式能够更好地提高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和篇章理解能力。

《老子》韵读研究

本文分三大部分：一、依王力古韵三十部，将《老子》各章所有入韵之字表而谱之；二、自用韵之部居、韵在句中之位置、韵在章中之位置、用韵之数量、用韵比配之形式等角度，归纳出《老子》用韵40例；三、古今诸家对《老子》韵读之研究，多有失误所在。究其失误之由，则主要在于对《老子》韵例之特殊性及《老子》以古谐声入韵之特殊性认识不足。特略考数例，以明一般。

不废新声的复古者,五律高格的创辟者——陈子昂近体诗价值重论

陈子昂在观念上并不排斥近体,只是反对片面追求诗歌艺术性的不良风气。作为一位不废新声的复古者,陈子昂创作了数量可观的五言律诗。其五律采用"以古行律"的方法,从内容、形式、风格诸方面对齐梁式五律进行全面改造,在以杜、沈、宋等人为代表的典丽精工风格之外,另辟出高古澹雅一格。陈子昂"以古行律"的创作方法为盛唐乃至整个唐代的诗人所效仿和学习,并成为五律这一体式的最高格调,后世五律皆以之为法。

柳词双声叠韵考论

柳永是词史上第一位大量运用双声叠韵的词人,其《乐章集》中绝大部分词作均有双声叠韵的现象。柳词组织双声叠韵的模式,有联绵词例、常用词例、临时词例、非词例、句间例、片间例、隔字例七种通例;运用双声叠韵的位置主要集中于每片起结处,即双调词的起句、上片歇拍、过遍和结句;运用的方式除单用外,可区分为连用与对用两大类。柳词运用双声叠韵的目的和效果主要反映在三个方面:配合乐曲旋律的复杂性,更完美地表现词调声情;加强乐曲每遍之间的衔接与过渡;突出乐声的紧要处与节奏变化。这体现了柳永对发展词乐和推进词律的贡献。

梁宗岱译《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基于其诗论和译论的再创之作

梁宗岱译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采用"十二字五拍"的建行格式,这一建行格式与"以顿代步"基本相同,但"拍"与"顿"的具体划分方法略有差异。以每行"十二字五拍"构成的十四行译诗,格式整齐划一,格律较为严谨,韵式也与原诗接近,但仍存在一些失误或缺陷。总的来说,译诗忠于原作,形式与内容统一,生动传达原诗的神韵风采。梁译莎翁十四行诗堪称为基于其诗论和译论的再创佳作。

“色墨气韵”于现代丝巾图饰中的物承形式

从"气韵生动"、"诗画同源"、"虚实相生"3个层面进行水墨意境的解析,并与丝巾图饰主题设计结合案例分析,认为中国水墨画的笔墨技法、章法布局、色墨交融的表现方式与诗、书、画、印等视觉元素的完美结合对丝巾图饰设计有重要影响。丝巾中呈现水墨意境不但可以增添艺术美感,更能传播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学精神。

一桩未了的学术公案——对钟嵘《诗品》“滋味”说理论来源的一个推测

本文以“滋味”说为中心 ,考察了钟嵘《诗品》和印度《舞论》在使用这一概念时的相近性 ,认为《德国所藏敦煌吐鲁番出土梵文文献》中的《诗律考辨》为我们解读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在此基础上得出这样一个初步的推论 :《舞论》中的一些重要观点是钟嵘《诗品》“滋味”

不尚雕琢,意趣盎然——论潮汕童谣的语言特色

潮汕童谣质朴自然,不尚雕琢。童谣采用多种押韵方式达致音韵的和谐;不拘句式以求恰如其分地表情达意;修辞精当贴切,不图浮华,较少浪漫色彩。这种文辞风格深受《诗经》创作手法的影响,亦符合潮汕地区淳朴务实、经世致用的社会风气。

万光泰《九经韵证》校注

本文对万光泰古韵谱著作《九经韵证》进行了文献校勘,在参照段玉裁、王念孙等人古韵谱的基础上,对稿本中的一些音韵问题作了注释。叙例部分就韵谱归纳法及其在古韵部研究中的意义及作用进行了阐释。

宋代四川诗人用韵及宋代通语音变若干问题

穷尽考察宋代四川诗人用韵 ,系联韵字统、计押韵组合 ,得到宋代四川诗人用韵 17部系统。与宋代通语 18部韵系比较 ,四川诗韵合并了真文、庚青两部成为真青部 ,此外与通语韵系相同 ,通语韵系的主要音变也在四川诗人用韵中存在 ,因而四川诗人用韵系统是通语的西部变体。

歌曲翻译的功能主义策略

受传统的语文学研究范式的影响,中国的歌曲翻译研究大都局限于一些零散的经验之谈,而鲜有系统的理论研究和建树。鉴于此,论文借助德国功能主义翻译理论,从韵的处理、节奏的安排、句式的安排四方面探讨了歌曲翻译的策略和方法。

英语诗歌的格律音韵

英语诗歌,是一种较为纯粹的拼音语言,它有许多格律和音韵及音义方面的讲究,值得读者注意。

论王安石绝句对中晚唐绝句的继承与变化

王安石的七绝在取法白居易绝句与晚唐咏史绝句的过程中,发展出宋调特征;对杜牧、李商隐、韩亻屋等人七绝艺术的取法与创变,形成了雅丽精绝的艺术境界,宋人认为荆公之作回复唐音,主要是针对这类作品而言,但王安石在其中表现了新的艺术个性,开拓了新的诗境,并非对唐音的简单复归。王安石的五绝取法中晚唐五绝精巧细腻的特点而更富于变化。荆公绝句是宋代诗史上的独特现象。

论辛弃疾二十四首《临江仙》的体式及其词谱学意义

辛弃疾有《临江仙》词24首,是两宋间留存《临江仙》词调最多的词人,在《临江仙》词调的创作以及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辛弃疾留存的24首均选用双调60字基本体,格律处理十分严谨,平仄安排不仅符合《临江仙》的声律要求,甚至比《词律》和《钦定词谱》所总结的谱式更符合创作实际。辛弃疾24首《临江仙》的句式、韵位等主要由词调本身决定,但辛弃疾对词调、体式的选择以及对词调固有声情特点的遵循,使其词总体呈现出舒缓流畅的声情特点。24首词大部分作于辛弃疾退居江西时期,作者有较多时间观察农村的美景,体验家居的闲适乐趣,因此词的题材虽然比较广泛,情感层次也比较多样,但总体上呈现出和谐冲淡、舒缓雍容的特点,与《临江仙》60字体流丽谐婉、舒缓和畅的体式特征相一致,达到内容与形式的和谐。辛弃疾所用的《临江仙》60字体较为后出,由58字体变化而来,但由于增加了律句,使其更加和谐整饬,受到文人普遍欢迎。从留存的作品看,这一体式首见于滕宗谅,由苏轼初步成型,中间经叶梦得等人的创作实践,最后由辛弃疾确定其词调风貌和词谱定式,并通过大量创作而彰显其活力与影响。

曹操诗歌用韵及其文化学考察

本文通过分析曹操的诗歌用韵,发现其诗韵部间界限不分明,有跨部押韵的现象,在声调上亦有上平入三声混押,相同韵尾的入声韵也有通押现象。其“同用”“独用”与上古、中古音系相比,也是从其合不从其分。因此,用韵宽是曹操诗歌的显著特点。其原因是受汉魏文人开放的文化心态、曹操本人锐意革新、无所顾忌的性格和当时实际语音的影响。

语音手段的表意功能

一般来讲，语音和语义之间的联系是“任意性”或者说是“约定俗成”的，但实际上，语音不仅仅是语言的表层实体，它在很多情况下是对语义的回声，对语义起一定的增强作用，而且甚至可以说其本身就是语义的一个部分。

《风》《骚》体制异同论(上)

对《风》与《骚》的篇章、句式、韵律、内容等4方面之体制进行比较论析。篇章体制方面:《诗经》篇幅短小,大多分章节,二章诗具对称美,无标题;《楚辞》篇幅宏大,不分章节,思想感情内容在结构上亦具对称美,始立标题。《诗经》对答之体对《楚辞》有影响。句式体制方面:《诗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楚辞》亦有少数四言诗,多为带"兮"字的七言句,五言、六言句大量产生。韵律体制方面:《诗经》在用韵位置、疏密程度、用韵格局与关系等方面甚为灵活;《楚辞》多用偶句韵,以四言二韵为定制,有全篇一韵到底者。多用高呼度韵脚和鼻韵尾韵脚,形成屈骚悲壮激切之声韵特征。《诗经》韵律多呈自然美,《楚辞》韵律多呈人工美。内容体制方面:《诗经》以音乐为标准划分内容为风、雅、颂三类,少数诗篇则三体皆备;《楚辞》不标风、雅、颂三体之名称,但精神实质则含有风、雅、颂三体之特征,无"形"有"神",内在与《诗经》相一致。总之,《诗经》与《楚辞》体制存在渊源关系。

《风》《骚》体制异同论(下)

对《风》与《骚》的篇章、句式、韵律、内容等4方面之体制进行比较论析。篇章体制方面:《诗经》篇幅短小,大多分章节,二章诗具对称美,无标题;《楚辞》篇幅宏大,不分章节,思想感情内容在结构上亦具对称美,始立标题。《诗经》对答之体对《楚辞》有影响。句式体制方面:《诗经》以四言为主,间以杂言;《楚辞》亦有少数四言诗,多为带"兮"字的七言句,五言、六言句大量产生。韵律体制方面:《诗经》在用韵位置、疏密程度、用韵格局与关系等方面甚为灵活;《楚辞》多用偶句韵,以四言二韵为定制,有全篇一韵到底者。多用高呼度韵脚和鼻韵尾韵脚,形成屈骚悲壮激切之声韵特征。《诗经》韵律多呈自然美,《楚辞》韵律多呈人工美。内容体制方面:《诗经》以音乐为标准划分内容为风、雅、颂三类,少数诗篇则三体皆备;《楚辞》不标风、雅、颂三体之名称,但精神实质则含有风、雅、颂三体之特征,无"形"有"神",内在与《诗经》相一致。总之,《诗经》与《楚辞》体制存在渊源关系。

中西诗学中的“象”及其美学意义

本文对中西方“象”的概念进行了史的考察,并结合中西方各自的文化背景对“象”的演进作了简单的梳理,在此基础上重点地对“意象”(形象)在异文化模式中的选择、构造、形态等方面作了理论的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