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侦查中的辩护困境及其应对

大数据侦查的广泛应用令控辩关系呈现出对抗性有余、协作性不足的特殊性,必须依靠有效辩护理念改善控辩失衡的侦查格局,寻求控辩双方的实质性对抗。然而,大数据侦查中律师辩护面临诉讼权利保障不足和辩护流于形式的现实困境,使得律师有效辩护的空间不断被压缩。这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大数据侦查与无罪推定原则、控辩平等原则以及因果性证明逻辑的矛盾。为调和这一冲突,提升辩护效果,有必要从辩护理念、权利保障以及技术反思等三方面着手,在“数字无罪”理念指导下完善并加强对辩护律师知情权、阅卷权和调查取证权等诉讼权利的保障,在技术反思的基础上明确大数据技术对侦查机关的辅助作用,并推进智能技术与刑事辩护的有机融合,实现控辩关系向平等对抗的理想状态转变。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实现困局与完善路径

在现代刑事诉讼中,调查取证权是律师辩护权的基本内容,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1条对此进行了规定,包括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是由于立法对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的规定不明、相应的操作性规范缺位、律师执业保障不足、社会认识偏差等一系列原因,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遭遇制度和实践的双重困境。我国应当充分认识到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的特殊意义,加快完善律师的执业保障机制,明确规定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及其范围和方式,进一步规范律师刑事责任的认定和追究机制。

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权在侦查程序中的导入

个人信息权已经成为大数据时代人权的新面相。我国大数据侦查模式发展忽视了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出现了信息收集行为权能性质不明、信息收集门槛过低、信息过度收集等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个人信息权在侦查程序中的缺位。在侦查程序中导入个人信息权,既需要宪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确权化,也需要刑事诉讼的立法精细化,同时亦需要司法审查发挥作用。国家在必要时可以设立专门的信息监察机构,以强化对个人信息权的保障。

律师侦查阶段调查取证权新探

从论理解释的话语切入,横向比较英美和大陆法系国家的立法与司法实践,修改后的新《刑事诉讼法》在"实然"与"应然"间赋予了辩护律师侦查中的调查取证权。然而,侦查阶段引入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并非意在形成实质平等的两造对抗,而在于规范修正侦查行为,遏制非法侦查以及保证侦查的客观全面,其对案件侦查带有"补遗"、"纠偏"的辅助性效果。因此,面对侦查权,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应予必要限制,保持"谦抑",在具体实践中要比照任意侦查,从明显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事项入手。除此以外,侦查机关与辩护律师的观念转变,相关配套制度、措施也应有效跟进,为新制度的推行提供坚实的条件支撑。

侦查阶段律师调查取证权之理性思考

调查取证权是刑事辩护的基础和前提,也是增加辩护方抗辩能力的有效路径。我国律师在侦查阶段自行调查取证权没有明确的规定,围绕新《律师法》修订实施后是否有所转变也存在诸多争论。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享有一定的调查取证权是必要的。侦查阶段律师的调查取证对象应当侧重为"犯罪嫌疑人不构成犯罪的事实"。

论侦查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一个解释学的论证

法学家们纷纷为确立律师在场权而不断呼吁修改《刑事诉讼法》。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96条第1款其实早就确立了律师在场权;2012年《刑事诉讼法》虽对1996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做了调整,但宗旨未变;2018年《刑事诉讼法》继续通过值班律师制度进一步拓宽了该项权利的适用范围。但由于立法表述中缺乏“律师在场权”这样明确的字眼,加上刑事诉讼法解释学的滞后,以及其他一些不容忽视的原因,该项权利并未成为司法实务中真正的权利,而是一度遭到忽略,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的重新表述或者通过司法解释对具体规则加以明确,同时通过配套制度的完善使该项权利成为侦查讯问中犯罪嫌疑人切实的保障。相应地,律师在场权应当成为一项实质性权利,在场的律师可以为嫌疑人提供现场法律咨询并就相关问题的回答提出建议;侵犯该权利取得的供述应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

论辩护律师的调取证据权

调取证据权是辩护律师了解案情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和律师法赋予辩护律师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也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辩护权的延伸和补充。从现行规定与立法缺陷、司法概念和价值体现、制度完善三个方面，对辩护律师的调取证据权展开探讨。

民事案件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困境与路径

目前中国证据收集制度仍不完善,虽然在《律师法》和《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并未规定该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措施,也未对律师调查令等相关制度作出明确规定,实践中律师调查取证仍旧十分困难。民事诉讼中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对于查清案件事实、依法公正裁判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在立法上设置科学的制度体系,在民事诉讼中建立健全律师调查取证权制度。完善律师调查取证权的授予制度、律师调查令制度、滥用调查取证权的追责制度以及明确规定相关协助主体义务的法定性。

对起诉后检察机关自行强制取证的质疑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检察机关向法院提起公诉后,不应继续享有自行以强制手段调查取证的权力,因为这种做法侵害了法院在案件起诉后的诉讼主导权,使公诉权失去制约,同时违背控辩平等原则,也无法保障审判阶段集中审理的实现。因此,必须在我国构建对公诉的证据进行审查的起诉审查程序,防止检察机关对不符合证据标准的案件提起公诉;同时禁止检察机关在起诉后自行强制取证,废除刑事诉讼法关于检察机关可以在审判阶段补充侦查的规定,而应赋予检察机关与当事人平等的调查证据申请权,将决定起诉后是否可以进行强制取证的权力交由法院行使。

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研究

新《律师法》对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做了较大修改,进一步增强了律师的权利,但法律的立法体现并不等于法律的司法实现,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利目前还存在着多重障碍,首当其冲的就是刑事实体法的立法障碍。通过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内容的概述,同时结合《刑法》第306条的规定,研究探讨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存在的主要障碍,并对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的保障问题提出建议。

依法治国保障人权必需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

从依法治国保障人权的高度论证了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重要性,在论述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现状的同时分析了律师调查取证困难的原因,提出了修改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的具体方案。

侦查阶段辩护律师调查取证权实现的障碍及路径选择

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应当是辩护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对于提高律师的辩护效果、更好地维护被追诉人的权利具有重要的作用。2012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虽然明确了侦查阶段律师的辩护人地位,扩大了侦查阶段律师的权利,但对于侦查阶段辩护律师是否享有调查取证权,法律规定得比较模糊,2012年底新出台的法律解释对此也未明确规定,由此而带来了诉讼实践问题的产生。因此,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侦查阶段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并进一步细化制度设计,建立和完善相应的司法保障和救济等配套措施。

论警用无人机刑事侦查的法律规制

警用无人机在刑事侦查中主要应用于勘查取证、侦查布控、犯罪控制三个方面,其中蕴含侦查权与隐私权之冲突,突出表现为刑事搜查、技术侦查等环节的信息安全风险和取证瑕疵风险。借鉴美国等域外立法和司法经验,为兼顾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合法合理发挥警用无人机的作用,应严格其适用条件和适用程序,严格证据使用和数据管理。

我国律师辩护的现状分析

在司法实践中,由于法律规定的不甚完善和某些执法人员对律师工作存在着不适当的看法,律师在辩护的过程中困难重重。从会见犯罪嫌疑人到调查取证以及阅卷、法庭辩护处处有不合理的限制,致使律师辩护的作用难以发挥,甚至自己的安全都保障不了,更不用说保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因此,很多律师不愿受理辩护业务,律师辩护陷入了困境。本文分析了上述问题的原因并提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

出具执行证书程序中违约状况认定的困境及其解脱

调查权的缺失是出具执行证书程序中违约状况认定的制度性缺陷。这一缺陷致使公证机构被迫过分强调程序正义及当事人自我责任的价值,也阻碍了强制执行公证实务范围的拓展。为弥补这一缺陷,可以考虑在违约状况的认定程序中引入法院协助取证的机制,以便强化强制执行公证解决纠纷的功能。

透视私人侦探取证

私人侦探取证在世界上作为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在诉讼中起着很大的作用。然而我国官方却不承认其合法地位,使得我国的私人侦探取证处于地下活动,限制了其发展。文章通过对私人侦探取证相关问题的探析,希望能为私人侦探取证拂去疑云,并对私人侦探取证的规范和限制提出建议。

监察调查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困惑及其解决

《监察法》明确规定以非法方法获取的证据不得作为案件处置的依据,应当依法予以排除,但是因《监察法》细化规定的缺失致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实践操作中面临诸多问题亟待完善。尽管非法证据排除在监察机关调查中兼具程序与实体的双重属性,但是却没有获得与普通刑事司法中非法证据排除的同等法律地位。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困境应在监察全覆盖的案件调查中予以重视,需要从监察权规范行使与权利保障理念的视角进行合理构建。在其适用过程中通过构建证据合法性内外审查机制、严格排除非法手段取得的证据、有效衔接刑事诉讼法证据规则、确立职务违法案件的非法证据排除等机制,更好实现非法证据在监察调查案件中的规范排除,确保监察权的规范运行。

技术侦查证据认定中的辩护权保障——以审判中心为视角

在我国刑事司法实践中,侦查中心主义长期盛行,"以审判为中心"需要通过具体诉讼措施来贯彻实施。技术侦查证据的庭审认定的研究仍较为薄弱,理论界集中于批评技术侦查措施的立法。而当下问题主要是技术侦查证据认定中的粗糙,侵犯了被告方的辩护权,表现为流于形式的庭审和判决书说理。通过司法现状的考察和比较法的研究,可以发现在维护技术侦查措施秘密的同时,完全可以将部分证据在庭审中展示。因此,可以借鉴我国台湾地区《通讯保障及监察法》,以出示书面文件为原则,以不出示为例外。在庭审中对于辩护方的质疑应当允许辩护方对"形式文件"进行质证,而在判决书中也应就是否采用"形式文件"和控辩双方的争议展开论述,并在未来的改革中确立"事后通知"原则。

论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

确定第三人披露证据的义务可以大大节约诉讼资源,有利于诉讼真实的发现,有利于我国的审判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英美法系国家通过证据开示程序要求第三人披露证据;大陆法系国家是通过规定第三人的协助义务予以确认。我国关于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法律规定条款极少且不完善。完善我国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基本思路:坚持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立法原则,把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范围限于文书证据的范畴,请求第三人披露证据的阶段应当限制在举证时效之内,如果第三人违背披露证据的义务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的权利与义务——以民事公益诉讼为视角

检察机关作为我国民事公益诉讼的坚强后盾,在提起民事公益诉讼的组织和个人背后给予了大量的帮助与支持,随着公益诉讼制度的不断完善,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是纵观我国法律和司法解释,没有具体可操作的规定,检察机关支持起诉如“空中楼阁”一般,这就导致了实务中各种做法层出不穷。因此,检察机关在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诉讼地位、支持起诉方式、程序等支持起诉的权利与义务方面的规定亟需明确,并制定完整的支持起诉的法律和实施细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