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亲属拒证制度的法治路径研究

亲属拒证制度不应局限于庭审阶段的近亲属免于强制出庭作证。2012年《刑事诉讼法》增设的亲属免证制度既是对法治文化传统所蕴含的“容隐”观念的扬弃,也是对当下社会治理需要的回应。然而,不论是古代亲属拒证权从民间观念到法律权利的法律规制进程,还是曾经片面追究实体真实等思维藩篱下废除亲属拒证制度,既不符合限制自由以实现自由的形式法治,也不符合法律给予人行为指引的实质法治。当前局限于庭审阶段的亲属免证制度并未充分达成法治应有之义,依赖司法矫治而孤立社会自我规训,导致社会治理成本不断上升等问题。在《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订背景下系统设计中国式亲属拒证制度,须建立在权属主体为亲属—被告人“双主体”的基础上,明确亲属拒证权适用案件范围的四种例外与内容范围的适度扩大,并通过修订《刑法》妨碍司法类犯罪中关于亲属的规定,以实现刑事实体法与程序法法秩序的统一。

刑事诉讼中的亲属拒证权制度研究

亲属拒绝作证权制度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重要证据制度,在世界许多国家的刑事证据立法中都有明确规定。我国历史上也有类似的"亲亲相隐"制度规定。确立亲属拒证权制度,对于弘扬传统的伦理道德,充分保护公民人权,提高法律效益,维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推动我国法治化进程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被追诉者近亲属权利保护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完善

我国被追诉者近亲属权利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得不到应有重视。实际上,被追诉者近亲属权利保护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应当受到刑事诉讼法的认真对待。新刑事诉讼法在被追诉者近亲属保护上已经取得了一定进步,但仍然存在明显不足。未来应当在转变观念的基础上,围绕被追诉者近亲属的探视权、拒证特权等关键权利进行改革和完善。

博弈视野下的刑事证人证言拒绝权

通过分析,将我国的刑事诉讼模式归结为由证人和控、辩、审四者共同参与的群体博弈,并指明证人在该模式中所处的困境。运用博弈矩阵研究了基于亲属、职业、公务等关系和基于"不自我归罪"两种情况下的博弈结果,指出,只有赋予证人证言拒绝权才能使四者利益得到均衡,才是诉讼博弈的最优策略。

对法不容情的批判性解读——以容隐制度与亲属拒证权为视角

通过对中国的容隐制度和西方的亲属拒证权进行考察发现,亲属容隐制度与西方大多数国家所规定的亲属拒证权有着共同的价值基础。虽然这项制度在建国后被当作封建消极的东西予以摒弃,但是在当代中国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而且具有回归的现实基础,应当在立法中重新设立这一制度。对“法不容情”应作批判性的解读。

论民事诉讼中证人的主体适格性

证人证言是我国民事诉讼证据中的七种证据形式之一,其可靠性与真实性是由证人来保证的。证人的主体适格是保证证人证言可采性的前提,也是判断证人证言证据力的重要依据。分析了我国民事诉讼中有关证人主体适格性的立法不足,并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刑事诉讼中亲属拒证权之思考

当前,世界上许多国家普遍确立了亲属间的拒证权制度,而我国作为一个有二千年"亲亲相隐"法制渊源的国家,在现行的刑事诉讼法中却长期没有这一制度的任何规定。亲属拒证权制度在世界及我国历史中逐渐演进和发展,从基本的伦理道德理念着眼,亲属拒证权在我国现代法律意识中存在一定的空间,这项制度在我国的确立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科技成果转化视野下职务技术成果制度的检视及完善——以《合同法》第326条为中心

《合同法》第326条对职务技术成果的概念进行了界定,对于归法人和其他组织所有的职务技术成果,规定了成果完成人获取奖励和报酬的权利以及该项成果转让时的优先受让权。但在国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政策导向下,以"单位利益优先"为原则的立法模式忽视了成果完成人作为成果转化适格主体的现实,无法与《专利法》《科技成果转化法》等法律形成协调,不利于我国解决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的问题。通过对《合同法》第326条立法目的分析,并以此为解释基准,对职务技术成果界定标准,奖励和报酬权利主体、方式、数额,优先受让权中的"同等条件"进行解构,基于此提出《合同法》第326条修改完善的立法建议。

亲属拒证权之价值解读——以《刑事诉讼法》第188条为切入点

基于维护家庭稳定和社会伦理秩序的要求,世界各国和地区刑事法律中都规定了亲属拒证权。从价值论的角度来说,亲属拒证权对社会价值的保护超过了惩罚犯罪所带来的利益,符合民众普遍的法律情感。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对于人性、人情以及伦理价值的维护与亲属拒证权可谓别无二致。新修订的《刑事诉讼法》第188条的规定是不完全的"亲属拒证权"。这种不完全的"亲属拒证权"并未免除亲属证人的作证义务,也无法实现特免权制度所要保障的价值和目标。

浅析证人拒证权问题

证人出庭作证是现代诉讼制度的要求,但是在特定条件下也赋予了证人可以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一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对证人作证义务的一种法定免除。两大法系国家普遍规定了证人在特定情形下享有拒证权,但我国目前没有一部法律承认证人有拒证的权利。如何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证人拒证权制度,是需要我们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自由王国”进程中远程劳动者的保护困境与进路

数字技术的发展、远程劳动模式的出现使得劳动者得以从众多繁重的体力劳作中解脱出来,在工作中获得了更多的自由性和自主性。随着社会劳动观念的转变,劳动者也更加注重工作的自由和体面,劳动者似乎正朝着马克思所描述的“自由王国”迈进。同时,远程劳动也给现行劳动法律造成了适用上的龃龉,具体表现为远程劳动者人格从属性减弱造成的劳动关系认定困难、远程劳动工作场所不固定造成的工伤认定困难、现行《职业病分类和目录》未能涵盖远程劳动者面临的新型健康危机,以及信息技术模糊劳动者个人生活和工作之间的界限,劳动者处于随时可联络状态,雇主侵犯劳动者休息权等现象。因此,应从劳动关系角度出发,强调以雇主的营利性和劳动者的经济从属性角度确立远程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重新界定远程劳动工伤认定原则,扩充《职业病分类和目录》并设立开放性条款、赋予劳动者“拒绝联系权”等措施以期在数字时代更全面地保护远程劳动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