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概念的法学定位——兼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

“right”形同实异的一词多义现象,囿于宽泛的“能力”说,只看到权力和权利的共同性而无视其根本差异,权力和权利在一定条件下的可相互转换性,导致人们长期以来误把“权力”混同或归属于“权利”。法律思维的日益精细和法律观念的不断分化;“把权力关在制度笼子里”的政治诉求和政治共识;作为现代法治灵魂的“权利本位论”,唯有在“权力”独立于“权利”以及“权利—权力—义务—责任”四位一体的思维坐标中才能凸显其真正的意义和精髓;这些因素决定了权力概念成为法学独立范畴的必要性。萨尔蒙德和霍菲尔德的分析法学图式,虽然有些琐碎和似是而非,但第一次系统梳理了法律分析及法学研究的核心范畴,较为充分地区分了“权力”和“权利”,初步意识到“法益”的本体地位,从而为我们构建全球化时代的法益分析范式奠定了基础。如果说现象层面的“权利—权力—义务—责任”的分析方法主要服务于法律实务,那么深究法律本体、相对繁复的法益分析范式,则主要着眼于法学的体系性学理建设及其逻辑自洽检验。

著作权法中传播权界权范式的转换

著作权法在立法上细化传播权规定的本意是便于司法裁判,实践适用中却仍然出现了信息网络传播权与其他传播权的裁判分歧,产生分歧的原因可以归因于传播权彼此间悬而未决的边界。为界定传播权的边界,基于物权理论的事前界权范式将国际公约作为立法原意,边界先于个案界定且单纯决定私人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基于侵权理论的事后界权范式则将国际公约作为立法历程,边界在个案中界定并衡量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由于事后界权范式融入了公私利益的价值判断,避免了权利边界的绝对化,其更符合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所以界权范式的转换有助于法院通过事后标准灵活调整权利边界,并将个案裁判有目的地作为实现公共利益的手段,从而尽可能地促成裁判共识。

元宇宙数字劳动范式、法律风险及其规制框架

技术赋能元宇宙的生成与发展,构筑人机交互、数字孪生与虚拟架构的工作场景,劳动媒介经由互联网、物联网到身联网的变迁,生产方式向数字化、虚拟化与科技化转变,劳动从现实世界转向虚拟的数字世界。元宇宙虚拟空间通过理论逻辑、技术逻辑、实践逻辑的路径对劳动范式进行了新的变革,在劳动数字化、虚拟化的过程中,带来正的有用性的同时裹挟着不同层面的法律风险,冲击着传统劳动范式,特别是改变传统工作模式下劳动者保护的法律参照系数与格局。为了进一步保护虚拟工作场景中劳动者的权利,需构建与元宇宙规制框架、虚拟工作场景等适配性的法律矩阵,平抑元宇宙劳动者的法律风险,为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提供规范支持。

AIGC大模型数据训练版权规制的终端转向

如何协调作品版权保护与AIGC大模型数据训练间的关系,已成为实现AIGC大模型高质量迭代更新的“阿克琉斯之踵”。“权利范式”下合理使用与法定许可的前端规制路径各有缺陷,难以达致平衡AIGC大模型产业发展与版权人利益保障的制度目标。着眼终端输出管控的“关系范式”,因贴合产业演进动态治理要求、适于调整作品数据所涉双重交互关系、兼容既存制度环境以及存在成熟规则借鉴范例,足以成为中国规制AIGC大模型数据训练的基础性制度架构。当用户利用AIGC大模型实施版权侵权行为时,如果大模型提供者无法证明其在数据训练过程中实际履行防输出抄袭和制止重复侵权的注意义务,即应承担针对版权人利益减损的第三方侵权责任。

以环境法权范式取代环境权利范式--从环境法现实体系出发

现有的环境法研究和构建并没有脱离权利范式。从环境法理论与实践来看,这种范式既无法完成自身证成,也与环境实定法存在较大的不兼容性,自身还存在明显的缺陷。环境法权范式的出现将给环境法的研究和建设提供一条新的思路。法权范式的实质是权利和权力的统一体,在肯定权利的同时,正视和确立了权力在法律秩序和运行中的角色和作用。它使得公共利益这一和权利并行的重要环境法现象觅得了法学理论上的落脚点。环境法权范式所构建的环境法律体系,并不是对权利范式的套用或者补充,而是在符合宪法规范的前提下,立足于环境权利调整和权力配置而形成的制度体系。在构造路径上,环境法权范式应当抓住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的契机,对环境权力和权利进行有序的调整、优化,并进行相应的制度构建,包括但不局限于权利保障制度、权利限制制度以及司法救济制度,等等。

从所有权到使用权——欧盟《数据法案》与数据治理范式革新

在数字时代,数据治理正在经历范式转换或革新,从所有权范式转向使用权范式。这一转变对于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至关重要。数据治理范式是理论界和实务界基于对数据本质特征和数字经济基本规律的认识所形成的关于数据治理的理论共识。数据治理的所有权范式聚焦于赋予权利人排他性、绝对性的数据专有权,然而,这种以物权思维为核心的治理模式逐渐显现出其局限性。数据治理的使用权范式超越了数据私权化与数据公有化的传统路径,以数据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目标,不再追问“数据到底属于谁”,转而聚焦“谁有权使用数据”。欧盟《数据法案》授予了用户使用和授权他人使用数据的权利,标志着欧盟数据所有权和使用权辩论的终结,对于数据治理使用权范式的确立具有里程碑意义。

从保护到流通: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反思

“以保护促进流通”的策略仍然是当前数据治理的首要逻辑,在此策略基础上,形成了以数据权益保护为基础的数据治理范式。然而,以数据权益保护为核心的治理范式影响了数据库赋权、竞争法保护的司法实践,阻碍了数据流通利用,进而影响数据要素价值的实现,需重新进行数据治理范式选择。通过考察我国顶层设计与社会实践、欧盟的数据治理立法进程、美国数据治理制度的发展趋势发现,数据的价值实现有赖于数据流通。但是,目前尚未形成相应治理范式对数据流通予以支撑。证成数据流通治理范式,并以此为基础指导建构我国数据基础法律制度,已成为当务之急。我国数据治理范式应以数据分类分级为工具,以有利于数据流通为前提,以数据权益保护为保障,结合不同应用场景赋予数据主体相应的数据权益,才能呼应数据“三权分置”的顶层设计。

创设知识财产的中国范式及其国际扩张

美日欧主导的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体系,虽在名义上并未限制本土知识财产的国际化,但对发展中国家已形成实质性锁闭的效应。中国在知识产权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国家利益导向型”“产业利益导向型”和“市场秩序导向型”三种创设知识财产的范式形态。由于无法与知识产权预设的制度要素相匹配,这些设权模式的实践效果并不显著。基于知识产权在主体、客体以及内容等方面的内在要求,有必要废止“市场秩序导向型”知识财产,重构创设知识财产的中国范式:区别权利主体层次的“国家利益导向型”知识财产、界分权利客体形态的“产业利益导向型”知识财产、新领域新业态下的新型知识财产。面对“再全球化”背景下“小多边主义”盛行的国际形势,中国应积极参与RCEP、CPTPP、DEPA等多边协定,实现创设知识财产中国范式的国际扩张。

论电商平台知识产权的公私协同治理模式

平台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诸多问题,面对电商领域知识产权治理的复杂性,亟待探索契合平台现实需要的公私协同治理模式。政府行政规制模式存在运动式执法导致效果不稳定以及相关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机构属性不明的不足,而企业自我规制模式则可能因平台作为治理者的正当性和中立性受质疑而存在缺陷,这使得传统治理模式陷入失衡。为克服这种缺陷,有必要借鉴公私合作模式,将主体包容性与价值多元化的理念融入电商平台知识产权治理的各个环节,并以包容审慎作为基本原则。公私协同模式能缓解公私部门在应对电商知识产权治理中的紧张关系,通过强化开放型共治组织架构、加强交互型共治规范建设以及落实制衡型共治权责配置等举措,提升知识产权综合治理的实际效益,实现多元共赢的治理目标。

自动化决策拒绝权的整体主义实现

个体主义范式的自动化决策拒绝权以人的主体性为价值内核,依靠个人的理性和自主控制能力,以个人的自我保护为主展开。在此范式下形成的自动化决策二分法和个人自主检视模式难以使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充分实现,无法对数智化社会的自动化决策风险进行有效回应。整体主义将事物整体作为基本分析单位,强调事物之间的系统性关联,与我国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构建的基本逻辑相契合,能够为自动化决策拒绝权提供方法论基础。整体主义要求自动化决策拒绝权在价值内核上坚持人的主体价值与共同善的统一,在适用条件上强调基于整体思维的组织结构标准,在实现方式上基于先在规制对义务体系进行重塑。

平台媒介的兴起:隐私保护的范式与悖论

隐私与媒介之间存在复杂的张力关系,它们既相互对立又相互依赖。考察隐私的概念传统、媒介的历史演化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塑造,可以揭示隐私与公共、隐私与媒介之间复杂的冲突和共生关系。这种关系涉及信息的保密与公开、信息的保护与传播以及个人隐私权利与公共媒介自由之间的协调。伴随平台媒介的兴起,传统的隐私保护范式面临控制悖论、匿名化悖论、个人可识别信息悖论、被遗忘权悖论和信息涉他悖论等挑战,隐私保护与媒介公共传播的法律生态平衡面临深刻危机。需要在主流的“架构—规范—市场—法律”监管框架基础上,探讨新的制度可能性,推动隐私保护与公共媒介自由之间生态平衡关系的重建。

区块链赋能:网络化开放创新范式下企业知识产权保护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可追溯、不可篡改等特性适用于知识产权领域,应对信息披露悖论,去中心化降低登记成本,智能合约提高授权效率,不可篡改性保障可回溯性。然而,区块链应用于知识产权保护引发认证标准不统一、许可的权利移转难以起到公示效果,且区块链特性与知识产权法律制度存在冲突。为此,建议在区块链支撑下出台知识产权标准与应用标准,并且运用区块链推进企业数字知识产权保护平台构建,利用区块链特征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

土地产权三维界定的技术路线及其评论

研究目的:对已有研究文献涉及土地产权三维界定的技术路线进行结构性把握,梳理研究脉络与趋势,以期为土地产权三维界定在研究方法和范式上的改进提供思路。研究方法:文献分析法、比较分析法。研究结果:从理论基础、界定起点和界定方案看,国内外学界对土地产权三维界定大致存在三条技术路线:基于空间分离原理的技术路线、基于空间区分原理的技术路线和基于三维地籍原理的技术路线,分别反映了法学和地籍学对土地产权形态和产权客体进行三维界定的技术方案。研究结论:未来应将土地产权形态与产权客体三维界定统一起来,厘清其内在逻辑与生成路径,深化三维土地产权客体特定化实现机制、国家公权力植入三维土地产权实现机制和三维土地产权排他性支配机制研究,加快构建三维土地产权范式。

数据“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

数据“三权分置”的法律表达过程中,确权主义与行为主义的对立与竞争应逐渐消退,二者主辅关系的认识也应逐渐扬弃。为确保重大改革于法有据,应基于《民法典》第187条建立确权主义与行为主义的位阶关系。在此位阶关系的认识下,“数据资源持有权”的解释应侧重范围限缩与客体特定,“数据加工使用权”的解释应侧重基于交换关系的场景限定,“数据产品经营权”的解释应侧重“向公法义务接轨”的功能限定。

武装冲突中的国际人道法与国际人权法关系辨析

普芬道夫的自然法理论体系认为国际法是一套对他人的绝对自然义务,且国家关系建立在自由行使自然权利和遵守道德义务的平衡之上。武装冲突中的冲突方和战斗人员对军事必要和人道考虑的权衡正是其表现形式。他们不仅受到国际人道法约束,也需要自然法为其提供行动指导。而国际人权法是否适用于武装冲突以及如何与国际人道法进行互动也是极为重要的问题。在武装冲突的不同局势下,通过综合考量各种事实要素,对敌对行为范式或执法范式进行优先适用,是运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辨析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关系的关键。在大多情况下,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之间不存在真正的规范冲突,两者可以并行不悖地得以适用。何者能够成为特别法而优先适用,则需要具体分析。另外,“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原则也可以为实践中需要进行价值权衡和政策选择的军事指挥者提供一个具有操作性和客观性的分析框架。中国可以根据以上理论从法律遵守、责任追究和规范完善三个方面提出合理主张,以回应武装冲突所带来的人道危机和人道后果。

“诉讼债权”的理论证成:民事诉讼法学研究新范式探索

债权具有成为各部门法共用的理论分析工具的潜质,历史上私法债权理论率先兴起,公法债权理论继而兴起,劳动法、经济法等领域也不断确认劳动债权、金融债权等新兴债权类型。民事诉讼法领域也存在大量的给付请求权现象,具有提炼诉讼债权的可行性。所谓诉讼债权,是指根据民事诉讼法和(或)民法的规定,一诉讼主体得请求另一诉讼主体为或不为一定实体给付的权利。民事诉讼法兼有公法私法混合法的属性,民事诉讼法律关系包括纵向的审判法律关系和横向的争讼法律关系,在审判法律关系中会产生“公法性质的诉讼债权”,在争讼法律关系中会衍生出“私法性质的诉讼债权”。通过提炼和运用诉讼债权理论,能够在民事诉讼主体之间构建起债权形态的法律约束机制,为程序保障论的实质化、促进民法典和民事执行法的科学实施等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分析工具。

人权范式的人本资本会计基础理论架构形成研究

从历史的角度阐述会计的范式由产权范式向人权范式转变的历史演化,借此背景来研究人权范式下的人本资本会计的假设、本质、目标、范围、职能、对象、要素以及等式的历史形成,极力勾画出人本资本会计基础理论架构形成之历史逻辑,尝试性探索了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超需求下人本资本会计的人造系统,以升级传统会计人造系统。

产权范式的企业收益分配问题研究

文章以产权理论为基石,重点研究了产权范式的企业本质观;产权范式收益分配制度是收益分享还是收益独占;产权范式收益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研究表明:现代企业是产权契约联结体;产权范式的企业收益分配是物质资本所有者、人力资本所有者和社会资本所有者的收益分享制而不是物质资本所有者的收益独占制;产权范式的企业收益分配不仅能提升企业生产要素配置和使用效率,而且有利于确保收益分配公正合理、产权平等保护和机会均等。

人权范式的人本资本财务理论架构形成研究

从历史演化角度论述财务范式由产权范式向人权范式转变,并依据物本经济时代的财务理论架构体系,即财权理论(财务研究逻辑起点、财务本质、财务主体与财权主体、财务目标、财务职能、财权配置)与财务治理理论(财务治理结构、财务治理机制、财务治理行为规范),推演出人本经济时代人权范式的人本资本财务理论架构的历史形成,勾画出人本资本财务理论架构形成的历史逻辑。

生育利益私法保护的权利基础与规制范式

伴随人们维权意识的增强,司法实践中私主体之间的生育利益纠纷愈加增多,表现类型也愈加多样,但私法规范对生育利益的保护尚未上升到权利层面,已有的法律规定不周延,使得司法机关难以有效回应当事人的权益诉请。生育权的私法确认既体现了生育权自身的重要性,也体现了对生育权保护的主观重视。生育权私法地位的建构,需肯定生育权的人格权性质,明确生育权享有主体的广泛性,确认生育决定权、生育知情权、生育保障权的内涵范畴,加大精神损害赔偿的生育侵权救济。同时,也需对婚姻家庭领域、劳动用工领域和医疗卫生领域中发生的典型案件予以补强规制。从而使我国生育法律体系整体协调,提高对共性案件的处理能力,推进案件的合法准确、合理适当、公正高效审结,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