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背景下误认抚养中的财产损害赔偿

误认抚养纠纷的财产损害赔偿并非典型的婚姻家庭纠纷,亦非纯粹的抚养费用返还,其涉及诸多的价值衡量判断。既有纠纷解决路径均立足于偏差的法律概念,导致实践效果存在规制范围狭窄或缺乏妥当请求权基础的适用困境,该论断同样可见于中国相关裁判实务的累积。通过修正误认抚养纠纷的法律概念和规范内涵、考察抚养人被侵害的权利属性可以发现,抚养人的财产损失系经过亲子身份关系传递或触动所致,实际上源于亲子身份关系的侵害。因此抚养人被侵害的原权利为身份权,恰当的救济路径应为身份权保护的侵权法路径。《民法典》第112、第1001、第1045和第1182条共同构建起身份权侵权请求权体系,为抚养人的财产损害赔偿提供适宜的请求权基础,该体系兼具理论自洽性与实务可能性,能够为抚养人救济提供妥当的法结论。

论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的完善

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制度目前面临权利主体地位不独立、权利范围不清晰、责任主体不确定等问题。未来立法应当认定胎儿的特殊主体地位,合理确定胎儿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权利范围,在此基础上,类型化界定胎儿父母、父母外第三人相关责任主体。

论不动产抵押合同未登记的法律效果——以《担保制度解释》第46条为中心

未登记的不动产抵押合同不产生担保效力,无法类推适用赠与合同规则。《担保制度解释》第46条第1款明确了债权人的登记请求权,债权人可自由行使登记请求权和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协助登记应属债权人的不真正义务;第2款不可归责于抵押人的事由应属不可抗力规则的适用,该款后半句明确了债权人的代偿请求权;第3款抵押人损害赔偿的范围应为债务人未受清偿部分,且受到约定担保范围、可预见性规则、抵押权顺位规则、抵押权行使期间规则以及与有过失规则的限制。抵押人和债务人之间在责任承担上应属连带责任关系。

消费者群体性损害救济程序之反思与修正——以扩散型损害为中心

现代型消费者纠纷的特点在于其损害具有连续性、细微性及扩散性,企业经营者的违法行为所致扩散型损害,不仅攸关个别消费者的损害赔偿,更因消费者人数众多导致在社会层面上影响甚巨。目前的消费公益诉讼仅支持不作为之诉,无法满足以受害者众多且分散以及损失微小为特征的群体性纠纷的需求,共同诉讼与代表人诉讼在适用上又有种种缺陷。基于现代型诉讼的需要,应当赋予消费者保护协会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主体资格,当损害额难以确定时,以选择加入制为主提起代表人诉讼;当损害额能够确定时,以二阶段制为主提起消费公益诉讼。

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界定与行使

研究目的:厘清自然资源资产损害的概念与内涵,界定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依据,探讨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请求权行使的范围、主体与规制。研究方法:文献资料法和归纳演绎法。研究结果:(1)自然资源资产损害具有财产权益损害与生态环境权益损害双重属性,自然资源资产损害与生态环境损害的内涵上存在交叉重叠。(2)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应界定为财产性权益损害,而生态环境权益损害应当与传统意义上纯环境要素损害一并纳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3)在现有委托代理机制下,应探索县级代理行使所有权职责,以属地为基本单位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请求权。(4)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的具体行使程序应当包括线索发现、损害调查、鉴定评估、提起诉讼、监督与报告等环节。研究结论: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范围应界定为财产性权益损害,并以民事诉讼为基础建立行使程序。

《民法典》中定作人任意解除权的适用要件与法律效果

《民法典》第787条以现行《合同法》第268条为基础,对定作人任意解除权作出了规定。该制度的规范目的在于保护定作人利益,并避免社会资源浪费,任意解除权应限于承揽合同的定作人,不应类推适用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的发包人。在时间要件上,该解除权只能在承揽工作完成之前行使;在主观要件上,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时应排除承揽人违约的情形。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应符合解除权的行使程序,但在行使效果上,应注意其与法定解除权的区分。定作人行使任意解除权在本质上是一种须承担对价的单方终止,对该条所定的赔偿范围,应采“报酬请求权”解释,即承揽人有权请求合同约定的报酬以及因合同解除而增加的费用,但其因合同解除而节约的成本应予扣除。

论侵害占有的损害赔偿责任

侵害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之基础主要区分为罗马法模式、日本法模式、德国法模式和中国法模式。中国法模式下的侵害占有损害赔偿请求权基础统一,立法的抽象性、概括性程度较高,方便法律的检索与适用。但在法律规范的体系性、逻辑性方面明显存在一定欠缺。占有保护与本权保护存在根本性区别,二者之间不存在可以同等化处理或者相互替代的问题。侵害占有损害赔偿的赔偿范围主要包括使用收益的损害、支出费用的损害以及责任损害等。

夫妻相互忠实义务法律保护的反思与完善

在婚姻法修订过程中,夫妻间忠实义务议题备受关注,争议颇多,也曾随着新婚姻法的颁布而暂告段落,但司法实践中对夫妻忠实义务的保护不力,又一次将该议题推到前台。从夫妻忠实义务的法律性质、保护现状以及完善途径等角度综合分析,夫妻要求对方忠实是一种带有人格权性质的身份权,属于请求权范畴,具有对世效力。当前司法实践对其保护相当单薄,应确立损害赔偿制度加以完善。

环境私益损害救济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研究

我国现行环境私益损害救济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是惩罚性赔偿制度的缺失。加大惩罚、震慑环境侵权主体的力度,能更加有效遏制和预防环境侵权行为的发生;更好地弥补环境受害当事人的损害,鼓励受害者积极维护权益;更加有利于实现环境保护。本文主张环境私益损害救济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并从环境私益损害救济应当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必要性、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主体、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成立的主观要件、惩罚性赔偿的赔偿范围及赔偿额度限制等方面进行论述和设计。

论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相关请求权是否适用诉讼时效--以最高法(2017)民申691号为例

拆迁人违反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将安置房屋转卖第三人的,被拆迁人或行使优先取得权,或解除协议请求赔偿损失。在我国现行法规范缺失的情况下,结合理论及实务等理由,优先取得权以及解除协议后赔偿损失请求权的性质可界定为债权请求权。同时,基于权利内容的特性、主从权利理论、与其他请求权的对比分析以及相关规则的衔接等,可认定二者均属于《民法典》第196条第4项“不适用诉讼时效的其他请求权”。

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放弃与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以日本法的判例分析为中心

损害保险中,为防止被保险人的两重得利以及加害人因受害人加入保险这一偶然事实而得以免除自己的损害赔偿义务,各国《保险法》一般均规定保险人以所给付的保险金为限度当然取得被保险人对加害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同时,若被害人放弃该权利的,保险人免除相应的保险金给付责任。但是,日本的货物运输实务中,货运方往往与托运方缔结有以托运方受领的保险金为限免除损害赔偿责任的协议,该协议的效力如何直接影响到保险人代位求偿权的行使。日本最高裁判所将其解释为托运方仅放弃了超过保险金金额部分的损害赔偿请求,保险人据此可以行使代位求偿权。但是,若保险人认识到被保险人的权利放弃行为并以此为前提缔结了保险契约,则加害人得以该免责协议对抗保险人。

《民法总则》中胎儿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的对策

长期以来,不符合安全标准的食品、药物和外界不法行为对胎儿生命健康权造成损害的现象时有发生,但法律上一直缺乏明确的救济依据。《民法总则》尽管在胎儿权益保护上对社会的关注有所回应,但仅规定了财产方面的权益保障,侵害胎儿生命健康权益的救济仍无明确条文。探究《民法总则》中胎儿人身权益保护存在的问题,保护胎儿生命健康权,对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有着积极重要的意义。

我国刑事被害人求偿问题探讨

我国刑事被害人求偿问题一直未引起法学界的足够重视。刑事被害人最关心的物质损失补偿问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得不到合理解决 ,将会产生诸多消极影响。因此 ,设立赔偿义务人足额赔偿制度、易服劳役执行措施和刑事被害人国家补偿制度能有效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 ,实现正义的社会秩序。

论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的惩罚性赔偿

消费民事公益诉讼中惩罚性赔偿请求权的实体法理论基础是惩罚性赔偿的制裁与威慑功能理论,程序法理论基础是诉讼担当理论。适用惩罚性赔偿应当遵循合法性原则、审慎原则和适度原则。惩罚性赔偿数额的确定,应当以法定倍数赔偿标准为基础,综合考虑行为人的主观过错、造成后果、获利情况、经济承担能力、将要承担的其他财产责任等进行综合考量,确定相对合理的惩罚赔偿数额。

走出精神损害赔偿的误区

精神损害赔偿既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重大的实践问题。广大的“法律消费者”在精神损害赔偿的性质与赔偿数额的决定因素、精神损害赔偿的适用范围、精神损害赔偿的具体方式等方面均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从理论上弄清陷入误区的原因。

浅议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之请求权主体

近年来,海洋环境污染事故频频发生,给海洋环境带来重大损害的同时,也给直接受害人乃至国家造成了不可弥补的损失。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属于民事赔偿范畴,但它不同于一般民事赔偿,由于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损害的特殊性和其赔偿权请求主体范围的不明确,使得合法海洋生态权益得不到赔偿。以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特殊性和赔偿请求主体的多元化入手,分析我国海洋环境污染损害赔偿之请求权主体的现存问题,探讨解决相关对策。

论电子商务中消费者权利体系的构造

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损害消费者权益的情形给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立法和实践带来了严重挑战。如何保护电子商务中的消费者合法权益,增强消费者信心,促进我国网络经济的健康发展,成为当前人们面临的迫切问题。因此,通过立法手段确保网络消费者与传统消费者享有同样的权益保障,构建一套完整的网络消费者的权利体系是网络经济时代人们面临的紧迫任务。

旅行合同纠纷中的非财产性损害赔偿论

旅行承办人违约造成旅客非财产性损害(包括固有利益和非财产性的利益损害),旅客能否要求违约方承担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赔偿责任是许多国家立法、判例和学说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从各旅行大国的学说、判例的比较分析中,结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做法,为其赔偿制订正当性的理论和实证法上的说明,以期对我国旅游合同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论物权请求权的规范模式

关于物权请求权究竟如何在物权法中予以规定的问题,在世界各国的立法中有代表性的几部民法典都有不同的规定。我国目前已经拟制的四个物权法草案,在这一问题上也存在着一定的分歧。我国物权法可采用的物权请求权模式有分散式、保守式、开放式、总括式四种。四种模式进行比较后,更能实现法律价值的模式是比较合理的。

论民法典第16条的限缩解释——以胎儿不能成为征地补偿对象而展开

我国法上的胎儿利益保护问题,在规范调整上经历了从继承法、民法总则到民法典的发展变化过程。从权利能力制度的本质要求与民法体系解释两个维度来看,事实上无法得出胎儿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并能成为民事主体的结论。关于胎儿利益的保护范围,"视为"立法技术的运用要求限缩解释。同时,胎儿接受赠与存在立法、司法难题及道德和法律风险,胎儿不宜享有损害赔偿请求权,胎儿不能成为征地补偿对象,民法典第16条之于胎儿接受赠与、损害赔偿和征地补偿的解释应特别谨慎,在适用中更应当予以抑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