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死刑复核制度中的被告人权保障——由曾成杰案说开来

人的生命无价,故而死刑案件的裁断务求审慎。放眼我国当下的死刑复核制度,不难发现其价值预设与现实境遇实难精确匹配。刑法谦抑性、法律人道性、司法公正性这固然是死刑复核制度当中的多重价值预设,但脱离开羁押期限模糊化、复核程序行政化、被告人权残缺化这些死刑复核制度所面临的现实境遇,其终将演变成苍白无力的理论说教,反之亦然。申言之,也正是得益于二者间的不断博弈,才最终推动死刑复核制度的华丽蜕变。

关于死刑复核权的思考

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由来已久 ,新中国成立后 ,仍规定了死刑复核程序。但从 1 95 4年执行至今 ,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经历了“下放”“收回”“再下放”的过程。部分死刑案件的复核权下放后 ,已越来越现出有于公正与效率和程序公正的情形。建议取消授授权复核 ,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

完善我国死刑复核程序的法律思考

死刑复核程序是我国刑事诉讼中在保障被告人权利和打击犯罪两个方面都具有极为重要作用的一项特殊程序。但是,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执行这一程序存在诸多问题,我们应当总结经验,完善死刑核准权、死刑复核程序的启动和审理等方面的法律制度,使死刑复核程序进一步完善。

论死刑复核案件中对被告人的法律援助——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第25条第1款第5项切入

对死刑复核案件中的被告人是否实行强制辩护在理论界一直存在正反不同观点,《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确立了依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中间路线”,立论之基为死刑复核引入法律援助确有必要,但死刑复核程序是不同于一审、二审普通审判的特别救济程序,可依被告人意愿对法律援助的引入方式作适度调整。该法第25条第1款第5项规定的死刑复核法律援助为“法定援助”,第24条规定的因经济困难等原因的法律援助为“酌定援助”,两者性质不同,申请机关、申请事由各异,不应混淆等同。死刑复核案件中的被告人依申请获得法律援助只是立法确立的最低要求。司法机关通过司法解释自增义务,严格自律,设定更高法律援助标准,规定高级人民法院复核死刑案件实行强制辩护有利于保障被告人合法权利。死刑复核是对被告人程序救济的最后一道防线,应细化完善告知权利、提出申请以及指派律师等程序设计,进一步保障辩护律师的阅卷权、提出意见权以及程序救济权。

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研究

2007年,随着死刑复核权收归最高人民法院,刑事法学界关于死刑复核程序的讨论开始从死刑复核权的归属问题转向死刑复核程序的诉讼化改革。2012年《刑事诉讼法》规定人民检察院、辩护律师可以参与死刑复核程序并发表意见,但是,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问题始终没有解决。2021年《法律援助法》正式确立了死刑复核案件的法律援助制度。就立法表述而言,有关"提出法律援助申请的死刑复核被告人"的规定是多方意见博弈的产物。这种立法妥协存在指向范围不明、条文界线模糊等问题,并由此引发了与现行相关司法解释的法律适用问题,亟需从法解释学立场予以回应。为确保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制度的有效实施,相关司法解释应从完善告知机制、构建法律援助工作服务机制、保障辩护权利等方面完善死刑复核案件法律援助的相关配套机制。

死刑程序为谁而设?

中美两国在死刑的程序控制方面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路径。美国的"权利导向型"控制模式以被告人权利为核心,并以被告人行使诉讼权利的行为为驱动力构建复杂的程序救济体系。中国的"审查导向型"控制模式以高级别法院对死刑案件自上而下的审查为核心构建死刑程序控制体系。死刑程序归根结底是为死刑案件被告人而设置,因此,针对我国在死刑程序控制方面出现的问题,应当借鉴"权利导向型"控制模式的优点,强化被告人权利的保障,对一审、二审程序和死刑复核程序的功能进行合理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