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法理基础与规范构造

理解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须从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整体视域展开,同时,还要厘清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损害与损害赔偿、赔偿请求权与赔偿诉权等核心概念。既有理论将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作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中的实体权利基础,然而,不论是公权说、私权说,还是二阶结构说、三层结构说,都不周延。因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存在二元构造,即赔偿请求权区别于赔偿诉权,赔偿请求权中基于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物上请求权区别于侵害生态环境的侵权之债请求权,赔偿诉权中程序意义上的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区别于实体意义上的救济自然资源所有权。这种二元构造客观上源于生态环境中单体自然资源的结构面向与整体生态功能的功能面向存在区分,其学理基础在于承继和发展了传统所有权的解释范式,其核心内容是对生态环境类的损害进行类型化。为此,该制度可从两个方面予以展开。长期而言,须仰仗制定中的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系列内容;当务之急,则是借助司法解释促进这些内容的适度法制化。

民事诉权的希尔伯特问题

诉权是民事诉讼法学的首要希尔伯特问题。面对边缘化风险,民事诉权亟需证成自身的有用性。新中国成立以来,民事诉权先后肩负民事诉讼体制的社会主义转型、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立案登记制改革以及“切实实施民法典”的历史使命与时代精神。二元诉权论虽然是我国长期坚守的通说,但并未对诉权规范及其实践提供清晰的概念指引,法律文本中的诉权规范可能分别指向起诉行为、起诉权、胜诉权、案件受理等意涵。学说史的发展和迭代表明,诉权保障并不必然伴随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改革亟待与诉权模式转型形成联动。二元诉权论与具体公法诉权论存在亲缘关系。囿于诉之可能性等关键概念缺失以及“案多人少”的现实挑战,二元诉权论同样面临“起诉难”这一私法诉权说的实践弊病。“诉讼爆炸”“无理缠诉”并非诉权模式转型的当然结果。随着民事诉权希尔伯特问题的有效解决,立案登记制改革终将走出“历史的三峡”,实现民事诉权保障与规制的衡平与共赢。

食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机制的检视与优化

在食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中适用惩罚性赔偿,是我国为加重不法行为人的违法成本并强化对食药品安全公共利益的保护而进行的尝试。当前食药品安全民事公益诉讼惩罚性赔偿机制缺乏充分的理论支撑与制度供给,在实际运行中存在惩罚性赔偿适用较为宽泛、赔偿金分配与管理模式较混乱等问题。有必要从为公益诉讼原告确立公益惩罚性赔偿请求权、明确公益惩罚性赔偿的适用标准以及完善惩罚性赔偿金的分配和管理方式等方面对该机制进行优化,推进其有序运作。

三苏名誉权的法律保护

一个人的出生,不仅是事实问题,也是法律问题;因为身分不同,地位和权利也不一样。李开周在《北京青年报》2020年11月4日发表的《如果王弗还在,苏东坡会再娶吗?》一文中,提出苏辙是苏洵两个小妾中的一个所生,但没有提供任何证据和阐明理由,甚至连线索也没有提供。此观点经媒体传播后,产生了负面影响,引起苏学研究者和苏氏后人的强烈不满。苏辙为程夫人所生有不少史料证实,可谓早有定论,即使有疑问,也可以作为一个学术问题进行严肃的探讨。苏辙为苏洵小妾所生的看法缺乏证据。妾与妻的身分是清楚的,法律地位不同,权利和保障也不同。对于李开周的谬论,侵害历史文化名人名誉权的,应依法追究其责任,以维护三苏历史文化名人的名誉。

国外环境民事起诉权的发展及对我国的启示

出于法治、保护环境和公民环境权益的目的,一些国家从实际损害的适用范围、环境保护及其他社会团体的起诉权、当代人代表后代人的起诉权三个方面不同程度地放宽了对环境民事起诉权的限制.我国有必要在结合自己国情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成功做法,有步骤地放宽对环境民事起诉权的限制.

论诉权滥用及其法律规制

诉权是国民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的基本权利,诉权的行使是民事诉讼程序启动的原因。司法实践中,滥用诉权的现象比较突出。滥用诉权的行为违背了诉权的本旨,侵害了相对方的合法权益,有必要从程序法和实体法两个方面加以规制。

过犹未及: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之反思

目前,虽然适度保护被害人诉讼权利确有必要,但是国内学界主流的学术观点过于强化了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因为无论是从西方国家兴起的被害人权利保护运动之后的立法动态、刑事诉讼的本质及其基本法理,还是从立法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作法来看,对被害人诉讼权利的保护只能限定在物质补偿权与知情权等方面,否则就是过犹未及。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美国判例法的新近发展及其经验借鉴

美国是世界上首创环境公民诉讼制度的国家,其判例对该制度的创新和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美国环境公民诉讼判例法在诉讼目的的实现途径、原告的范围、起诉权的要件、法院的受案范围、诉讼的请求、律师参与诉讼的支持机制等技术层面具有一定的发展和变化。相比之下,中国的相关立法则很不发达。发展我国的环境公益诉讼立法,在法律体系方面,不仅应修订《宪法》、《环境保护法》、《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还应当修订单行环境立法,发挥司法解释的作用;在具体规定方面,要明确规定环境公民诉讼的受案范围、主体要件、前提条件、程序规则、诉讼请求、举证方式和条件,不仅应承认公民的环境权,扩展环境损害的范围,扩大社会团体以及非直接利害关系人行使起诉权的案件范围,还要建立介入诉讼、环境公诉制度及有利于律师参与和代理诉讼的收费标准。

民事诉权制度:一种私权的公力救济

民事诉权作为私权的公力救济路径集中展现了宪法的永恒命题,它涉入私权空间范围及其程度折射出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之间的辩证博弈;民事诉权介入私权空间的正当性源于私力救济的有限性和公力救济的有效性;民事诉权介入私权空间的程度决定于私力救济的有效性和公力救济的有限性;在宪法框架内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达致和谐的配比。

规制民事诉权滥用的程序法视角

诉权滥用是民事诉讼中客观存在的权利滥用行为。尽管理论和司法上对待诉权滥用的态度不尽相同,但是两大法系主要国家有关规制诉权滥用行为的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民事诉讼法应当在规制诉权滥用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并为此在原则到制度的若干层面进行必要的改革。

不起诉契约不具有诉讼法上效力——诉权契约原理

不起诉契约的核心问题是诉权是否可以放弃、什么情况下被消耗的问题,单从当事人合意行为是否属于诉讼行为进行分析不足以解决问题。诉权的属性是人权,因此具有绝对性,不可放弃。不起诉契约是私法上的民事契约,不具有诉讼法上的效力。诉权只能经当事人依法定程序行使而消耗。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和公证程序均不导致诉权的消耗。任何人不得剥夺当事人的诉权。

恶意诉讼问题探析

随着公众越来越多地用民事诉讼的方式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恶意诉讼也越来越困扰我国司法实践。恶意诉讼是指当事人虚构法律关系或主要法律事实向法院提起诉讼,侵犯相对人的合法权利,给相对人造成财产及精神方面损害的诉讼。恶意诉讼与滥用诉讼权利、诉讼欺诈都有区别,其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也与一般侵权行为有所不同,遏制恶意诉讼必须处理好限制恶意诉讼与保护当事人诉权的关系。

论宪法中的行政诉权

中国宪法第41条中的"控告权"不等同于、但包含了"行政诉权"的内涵。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具有两种属性:一是作为公权利的"监督权",二是作为私权利的侵权后的"救济权"。前者是政治性权利,也是实体性权利,后者是非政治性权利,是典型的程序性权利。这意味着人们长期把行政诉权仅仅作为一种救济权或程序性权利有失偏颇。为了规范行政诉权行使的秩序,行政诉讼法对宪法中的行政诉权在内容上进行了缩限,并在权利的外在形式上体现出程序性特征,但这不意味着行政诉讼法中的行政诉权所继受的权力属性有所改变。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有关法律问题的探讨

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是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最主要的流转方式。研究表明: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是一种独立的流转方式;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属于物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保留型流转中债权性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转包方只能创设继受取得债权性质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只适用通过家庭承包方式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受转包方仅限于发包方内的其他农户。同时,针对《农村土地承包法》第39条中规定"将部分或者全部土地承包经营权转包或者出租给第三人"条文设计不科学,并提出修改和完善建议。

论我国商标侵权诉讼中被许可人之诉权

我国商标法仅从商标积极专用权处分,未考虑消极禁止权处分规则界定商标许可,更未考虑商标权客体的特殊性与反不正当竞争因素。商标被许可人行使诉权先天不足:独占被许可人取得的专用权不具对外效力;一般被许可人经明确授权行使请求权缺乏理论基础,且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发生冲突。只有在充分考虑商标权客体及内容的基础上,重视商标法与反不正当竞争法关系,才能完善商标被许可人侵权诉权规则。

遗产管理人的诉讼实施权配置研究--从实体与程序的双重维度切入

遗产管理人制度是我国《民法典》新增之规定,旨在确保遗产管理的公正与效率。为遗产管理人配置诉讼实施权具有现实必要性,合乎遗产权利归属主体权益保障及国家司法效益诉求之需。基于遗产管理活动的职务关系性质,遗产管理人享有诉讼实施权的实体法基础是具有“固有权”性质的管理权,程序原理则为法定诉讼担当。为确保遗产管理人能够妥当地行使诉讼实施权,一方面,应当以遗产管理人是否由继承人担任为界分,对其在具体遗产纠纷诉讼中的诉讼实施权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应明确遗产管理人的诉讼承继人地位,进而对《民事诉讼法》第153、154条中关于一方当事人死亡时的处理规则进行优化调整。

行政诉讼时效延长的困境与调整

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正案将诉讼时效延长至6个月,对于保障原告诉权具有积极意义,但给部分行政管理措施带来障碍,并影响行政效率。6个月较长时效、起诉期限未类型化以及错误将诉讼时效与行政管理措施挂钩是造成新诉讼时效难以平衡行政管理与权利救济的主要原因。建议修改行政管理领域法律法规,取消部分诉讼时效与管理措施的挂钩。基于行政诉讼的特殊性,应重新确立时效起算点,采用"短时效"主义与类型化相结合的方式,以期兼顾行政管理与个人权利保障,推进行政诉讼时效制度的完善。

审查起诉制度刍议

文章通过对起诉条件和立案要求的分析 ,剖析了审查起诉内容的实体法律性质 ,在比较国外民事起诉制度的基础上 ,对我国审查起诉制度进行了深刻地理性反思 ,并指出 ,现行审查起诉制度缺少正当性和合理性 。

行政起诉权保障与行政案件受理制度的完善

行政起诉权是现代宪政国家公民和组织的一项基本权利。然而,由于现行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忽视起诉程序的纠纷解决功能,混淆起诉要件与诉讼要件,起诉证据规定不明确,当事人缺少最低限度的程序参与,已经不能完全满足保障国民行政起诉权的需要。完善我国行政诉讼受案制度,应遵循诉权保护、程序正当、司法最终三大理念,走出"庭审中心主义"的误区,区分起诉要件和诉讼要件,建立登记立案制度,重视对起诉证据的适度把握,完善起诉的程序保障机制,强化法官在立案阶段的阐明义务并适当调整诉讼政策。

规制恶意诉讼,构建正当程序

诉权是人的基本权利,我们不得非法剥夺或限制。诉权不是绝对权,其行使必须在一定范围和界限内,不得违反立法的宗旨。恶意诉讼就是当事人以诉权为工具,通过审判权的权威来达到诉讼外的非法目的的行为。恶意诉讼侵害了相对人的合法权益,降低了诉讼效益,损害司法权威,造成稀缺司法资源的浪费,是我们必须遏制的行为。本文以诉权为视角剖析恶意诉讼的内涵、构成要件和表现形态,探究其存在成因,并提出规制恶意诉讼的具体救济措施,为构建公正的诉讼程序献计献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