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大城市的基本权益型居住证:制度功能与限度

《居住证暂行条例》确立的居住证是基本权益型居住证,具有加强流动人口属地服务管理、突破户籍藩篱、促进流动人口市民化、平衡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等重要功能,但居住证权益负载薄弱,居住证与积分落户之间赋权断裂,居住证申领门槛偏高、程序过繁等因素,抑制了其制度功能发挥。超大城市应降低居住证申领门槛,规定流动人口持居住证即可享有基础性权益和便利,但在子女教育和居住等关键服务上,应以合法稳定就业年限为主要依据,参考其他因素,建立梯度合理的有序赋权体系。拓展居住证功能,增强其通用性,使其由“一证一能”变为“一证多能”,成为流动人口的“一证通”。

老年人居住权益的司法保障与社会法因应

居住权兼具社会保障功能和经济功能,为预防和降低居家养老伦理风险、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居”提供了理性选择。司法实践中,对旅居养老型居住使用权的处理不同于居住权,应肯认事实形成或法院裁判即可成立居住权关系。为填补权益保护空缺,应保护老年人居住权的期待利益,同时将私法规则转化为公法保障,将居住权明确纳入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保护范围,惩戒侵犯老年人居住权益行为。

上海农村宅基地改革研究——基于农民权益保障视角

我国的现行的宅基地制度在保障农民住有所居、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中发挥了基础作用,保护农民利益不受损是开展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的三大底线之一,上海推进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既要与国家改革思路与导向相吻合,有要与上海超大城市郊区乡村发展趋势特点相适应,文章采用了实地调研座谈的形式,梳理了上海在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中面临的问题,以案例总结了上海保障农民权益的典型做法,以期为全国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中保障农民各项权益提供有益经验。

风景名胜区旅游发展与农村社区居民权益受损分析——以樟江风景名胜区为例

风景区旅游发展中农村社区权益的损害问题是当前旅游和法学研究中的薄弱领域,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对于促进社区参与和旅游可持续发展具有较为重要的实践意义。本文以贵州樟江风景名胜区为例,通过实地调查和访谈,从政治人身权利、经济权利和社会文化权利等方面梳理了风景名胜区农村社区居民的权益构成。并结合实地调研资料,阐述了土地征用、景区移民、旅游污染、旅游收入分配等对当地农村社区居民权益的损害问题。

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当前农民工问题的持续存在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障碍,既不利于整个宏观经济的稳定,也不利于发展以适度规模经营为目标的现代农业。而从就业、劳动权益、居住、户籍等方面给予进城农民平等的权利和待遇,全面实现农民工市民化,是解决农民工问题的根本途径。

从台商投诉看保护台商的合法权益

由于两岸尚未统一,保护台商合法权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频频的台商投诉却提醒我们,目前,此项工作还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为此,我们必须以新的思维来对待这项工作。

保障职工权益与提高居民收入若干问题的思考

保障职工权益与提高居民收入有着密切的联系。两者之间是有着许多的共同点,同时又存在着不同之处。保障职工权益是提高收入的前提,是提高收入的支持动力,而提高收入为保障职工权益提供一定的物质保证,促进职工权益的有效维护。工会在保障职工权益与提高居民收入方面应发挥重要作用。

我国居民消费水平和生活保障权与利率波动的关系研究

引入生活保障权的概念,分析了1990～2000年我国居民消费支出和利率水平的变化。认为在正常年份中,生活保障权不会对居民消费支出有显著影响,而在经济形势不好的年份中,由于农民分配不到足够的生活保障权,导致央行利用利率波动来调节需求的效果减弱甚至失效,指出要尽快完善农村人口的社会保障体制,以保证宏观经济政策的效果得以实现。

关于“经常居所地”确定中的几个问题——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为视角

"经常居所地"作为我国国际私法立法中的主要连结点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具体适用中,由于其内容不很明确,所以如何确定成为一个难点。本文结合相关立法及司法解释,对"经常居所地"确定中涉及的几个问题做简要的分析。

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权益保护问题探究

长期以来,我国自然保护地多是采用“抢救式”保护模式进行设立,较少关注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的权益。作为“公益性”的自然保护地与“私益性”的原住居民权益之间存在一定的冲突,主要表现为生存权益、土地权益、生态补偿权益以及环境权益4个方面。通过对日本、美国、加拿大等典型国家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权益保护的经验总结借鉴,提出我国在尊重、认可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权利的前提下,应通过健全自然保护地相关法律制度、建立共建共享机制、完善生态补偿制度、构建社区共管体制等方式,进一步保障自然保护地原住居民的合法权益。

台湾居民权益保护法制的碎片化及其统一化

保护台湾居民权益是两岸民间交流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助于夯实国家完全统一的社会基础。对照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现行台湾居民权益保护法制存在碎片化的缺憾。全面落实台湾居民在大陆的同等待遇政策,实现台湾居民权益保护法制的统一化,是实施宪法平等权的必然要求。两岸融合发展格局的确立和以同等待遇为核心的政策导向,是台湾居民权益保护法制统一化的现实动因。构建统一的台湾居民权益法制体系,应将台湾居民定位为具有台湾户籍的中国公民,以实质平等保护为原则,以“居住”为管制标准,通过“阶梯式”的方式来逐步实现。

农村社会治理现代化实践的法治路径探讨

农村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农村社会的基础性、特殊性,农村社会治理的成效决定着国家现代化治理目标的实现。在农村社会治理实践中,法治是最优良的方式。自治、德治需要法治的支撑。没有法治的保障,农村社会治理实践就可能缺乏安全稳定的环境和秩序。农村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要求国家提供外部法治资源的保障,也需要农村内部法治资源的培育。在内部、外部法治力量协同下,农村治理目标才能真正实现。

父母离婚后对子女的监护问题探究——以民法典婚姻家庭编具体制度构建为目标

中国现行法律规范对父母离婚后对子女监护问题的规定较为简陋和含混,特别是缺乏对离婚后父母双方尤其是未与子女共同生活的一方如何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的规定。中国民法典的编纂是修正和完善相关规范的良好契机。各国对父母离婚后对子女的监护模式主要有三种立法例,中国应当选择对子女的共同监护模式,同时“设置出口,出口审查”。民法典应当明确规定父母离婚后对子女共同监护的具体内容,特别是未与子女共同生活一方的权利义务,除支付抚养费、探望子女外,还应当包括对子女基本事项的知情权以及同与子女共同生活方协商决定涉及子女的重大事务。在构建对子女共同监护权利义务的规则时,将子女与父母轮流居住的情况纳入考量。

从居民身份证法看我国身份证制度的规范与完善

居民身份证法尊重和保护公民合法权益,重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对身份证的查验、扣留做了严格限定,加大了对违反居民身份证法行为的处罚力度,特别明确了身份证管理、查验机关与身份证持有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等关系。因此说,居民身份证法的颁布和实施,将进一步完善和规范我国现行的身份证制度。

宅基地“三权分置”体制下农民居住权益保障的问题与路径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当前我国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核心,对提升农民福祉、实现乡村振兴具有重要意义。为完善“三权分置”制度、构建该制度下的农民居住权保障路径提供参考,分析宅基地制度变革下的农民居住权保障方式变化和“三权分置”制度下农民居住权益保障面临的问题,并提出该制度下农民居住权益保障路径。指出,我国宅基地制度经历从“两权分离”到“三权分置”的转变,农民居住权的保障方式从通过用途限制来保障转变为通过资格权来保障。“三权分置”体制下农民的居住权保障面临三重风险:一是使用权流转与农民居住权的冲突,二是宅基地抵押强制执行与农民居住权的冲突,三是资格权不完善给农民居住权带来的直接和间接影响。应从确立农民在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中的主体地位、建立宅基地使用权抵押风险缓冲机制以及完善资格权认定制度三方面构建农民居住权保障路径。

对基层人大代表选举“居民联名提名”和“自荐提名”候选人参选的分析

N市区级人大代表选举中出现“居民联名提名”和“自荐提名”候选人 ,分析其参选动机、自我推介和法律适用等问题 ,可以透视出选举中的社区代表性缺失、自我推介的困扰以及内外条件的制约等问题。他们的参选行为体现了选民观念开始由一般国民意识向公民意识的转变与觉醒 ,具有普遍意义。

自然保护区环境公益与当地居民权益问题分析——以云南大山包黑颈鹤自然保护区为例

从自然保护区的定义出发,讨论了自然保护区在现实经济性、人类情感、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需求满足以及动植物自身权利的保护需要的利益追求中可能给当地居民带来的利益和损害,论证了保护区居民的权利项,最后提出以法治原则、公益优先原则、合理补偿原则和社会参与原则来解决保护区的环境公益与居民个人利益的冲突问题.

资源保护与原住居民发展权的权衡

发展权是一项基本人权,基本的物质保障是发展权实现的前提。自然保护区或生态区的设立,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原住居民获得自然资源的权利,必然会引发保护需要与发展需求的矛盾。解决这一矛盾的出路在于:一方面保障原住居民参与自然保护区和生态区管理的主体性地位,通过参与管理促成原住居民对资源与生态保护的认同感,另一方面,确保保护区和生态区生产经营转型后能有效地保障原住居民获得相应的物质资料,保证其发展权的最大实现。

公有领域与原住民遗产:知识产权与人权之冲突——读《原住民遗产与知识产权: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

在知识产权领域,如何对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如何进行规制与保护一直存在争议。《原住民遗产与知识产权:遗传资源、传统知识和民间文学艺术》一书旨在通过对这些规制与保护的可能性进行深入地实证分析,为原住民遗产的保护提供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该书中最引人深思之处在于对原住民遗产的保护与知识产权制度中的公有领域存在矛盾之处,即原住民遗产是否应当归入公有领域之问题,这一矛盾的实质为原住民群体的人权与现代法律制度中知识产权之间的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应当考虑原住民群体与非原住民之间的利益平衡,而'特别法措施'似可兼顾此二者的利益,并为文化的多样性交互提供有益的机会。

我国《民法典》居住权制度的利益衡量与适用路径

我国《民法典》中居住权制度的确立,是对其内在诸多利益的比较和权衡。藉由对利益衡量理论的考察,从中归纳出对法律制度进行利益衡量的理论面向,阐明利益衡量在居住权制度中运用的应然路径。对我国居住权制度中的多元利益进行识别和抉择,分析范式主要分为制度选择的利益衡量和规范功能的利益衡量。前者关涉是否应当设立居住权,后者则关注居住权功能定位。通过进一步阐述制度背后的利益冲突,明确设立居住权制度能够实现生活利益、实用性利益和描述性利益。居住权制度的功能定位主要以保障性居住权为主,以流通性居住权为辅,在利益抉择中兼顾了不同位阶的多重生活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