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帝国兴衰周期律ABM仿真研究——国家兴衰动力学的模型探索

在农业帝国时期,周期律曾经长期地存在,呈现稳健的历史规律。关于导致这种规律的动力学机制,学术界一直好奇、但长期缺乏有效的方法。尽管存在很多理论分析,但难以被数学、模型支撑。基于历史数据的定量分析具有静态性,无法呈现动态演化全过程,本文使用智能体仿真模拟(ABM)方法,以弥补上述方法的不足。秉承历史唯物主义,从科学模型与实证验证角度,揭示此宏观系统规律背后的微观与宏观动力学机制,并通过模拟联通两个层面。基于虎(帝国敌人)、狼(统治阶级)、羊(农民阶级)、草(农业土地)四类智能体,构建国家(社会)有机体的静态系统结构。通过机制设计,赋予智能体自主的行动、互动的能力,实时记录宏观系统层面的状态结果。结果表明,ABM模拟的最优解,能够高度拟合、全程反演从秦汉到明清2132年的国家兴衰大历史轨迹。基于ABM的国家兴衰动力学模型,在当代仍然有镜鉴价值,在国家治理现代化、大国竞争对手预测、特定地区态势预测方面,具有重要应用价值。

清代前中期(1644—1840)广西六堡茶技艺变迁与外贸兴衰

广西六堡茶初步发展于清代前中期,随着黑茶制作技艺的成熟,六堡茶加工开始采用黑茶技艺,融合当地人口味,形成了独特的六堡茶制作技艺,并分化出不同的技术流派。在清代中前期,朝廷对外长期实行海禁政策,至乾隆时期形成“一口通商”的格局。六堡茶茶商通过茶船古道将货物运抵广州口岸,与东南亚客商进行贸易往来,为六堡茶文化融入东南亚地区并形成侨销的局面奠定了基础。这一时期六堡茶技艺变迁与外贸兴衰,为清末六堡茶贸易走上巅峰打下了坚实基础,六堡茶也逐渐成为华人华侨之间联系的桥梁与媒介。

明代遣将礼考论

遣将礼是指皇帝命将出征而举行的一种军事礼仪。洪武时期,议定遣将礼,却未有实践。建文朝,崇尚礼教,肇举遣将大礼,但因所命非人,失去了现实意义。永乐时期,明廷征安南再行遣将礼,昭示了永乐朝武功之胜。此后明朝两百年间,遣将礼不举。至天启时期,辽东局势危急,熹宗重举遣将大礼以求挽救危局,然无济于事。明末,崇祯帝两行遣将之礼,礼仪隆盛,但难以扭转军事的溃败,斯典随着明朝的灭亡而走向终结。遣将礼的举行既表现了国家最高军事权力的授受,又反映了人君平祸乱、安民生的历史责任。

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兴衰及其原因探析——以考古资料为中心

宋代是我国古代制瓷业发展的鼎盛时期。在宋代制瓷业发展的历史中,江夏地区名不见经传,相关文献资料缺乏。本文主要依据考古资料,考察了宋代江夏地区制瓷业的发展与特点,并从自然与社会条件方面探讨了该地区制瓷业兴起、繁荣,及走向衰落的原因。

清代盛京大凌河马厂兴废研究

大凌河马厂是内务府上驷院管理的三大马厂之一,也是盛京两大重要的牧场之一。从顺治年间设置,到宣统年间结束,存续200多年。清代的马政制度比较系统,其组织、牧放、喂养、监督、奖惩都有严格的规定。与清相始终的大凌河马厂在宣统年间因人地矛盾等原因废止。

政治文明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及实施分析

政治文明是一个系统的结构性概念,政治的体系性决定了政治文明评价标准体系建构的可能性。依据从政治的历史逻辑、国别比较、外部关系及内在结构中概括出的确定政治文明评价标准的原则,勾勒出政治文明评价标准体系。此体系不仅在理论层面有所成就,而且更应该在实践中发挥它的社会功能。

商鞅变法与秦王朝之兴衰研究

秦国商鞅变法在我国古代变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是一场深刻、全面、成功的改革,是改变秦国整体实力与社会面貌的成功范例,推动了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为秦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基础。变法虽然维护的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但留下的理论、经验、教训十分丰富,诸多法治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通过对商鞅变法与秦王朝兴衰关系的研究分析,发现经验和教训,以求在当代中国依法治国背景下,为社会主义法治建设、政治改革提供有益借鉴。

从唐朝的盛衰谈梅花与牡丹

唐玄宗在青壮年时期,奋发有为,励精图治,开创了唐朝最强盛的“开元盛世”,姚崇、宋璟两位贤相是最大的功臣。梅花宰相宋璟为相期间,宽刑减征,修好邻邦,为“开元盛世”的出现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唐玄宗宠幸人类中的牡丹花——杨贵妃后,一方面杨贵妃“惑主”,使唐玄宗骄奢淫逸,荒废朝政;另一方面杨贵妃引荐了杨国忠这个牡丹大玩家,由杨国忠直接激发了“安史之乱”,盛唐由此变衰。与此同时,植物界的牡丹花使王公贵族玩物丧志也是盛唐衰亡的一个重要社会根源。

制度变迁、路径依赖与王朝周期性兴衰——以中国封建王朝制度变迁为例

路径依赖理论是新制度经济学分析制度变迁的重要理论。中国封建王朝的制度变迁具有鲜明的路径依赖性,这种特性与王朝的周期性兴衰息息相关。在路径依赖的形成过程中,学习效应、协同效应和锁定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封建王朝的意识形态表现出凝聚性和刚性特征,通过学习效应在制度变迁中形成路径依赖;利益集团参与的政治过程具有高昂的交易成本和合谋特征,通过协同效应将制度均衡锁定在非效率的状态;统治者的有限理性影响并决定了其在制度博弈中的预期和行为方式,通过锁定效应使制度变迁陷入困境。在路径依赖的作用下,封建王朝的制度变迁是在既有制度之下的渐进式修补过程,并不断走向制度僵化,最终导致王朝的更迭。

论南京六朝文化资源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

资源的独特性与广延性是研究资源的逻辑起点,发挥资源最大利用价值是经济学研究目的。研究城市历史文化资源亦需遵循资源研究的一般原理。"六朝文化资源"具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属性,而且本质更在于其出于六朝、延于后世的广义定义。六朝文化是以"兴亡"为其本质内涵的,是历代思想家、文人学者的群体意识的结晶与升华,加之以"史、情、景"的表现形式和融合形式,其文化层面的内涵自然转化为资源层面的内涵,从而凸显了开发利用的经济价值。充分利用"六朝文化资源",大力提升南京城市形象,正是从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和科学发展意义上打造南京城市名片的政策选择。

汉代今文经学的盛衰

今文经学是西汉的显学,但到东汉开始衰落。今文经学的衰落,固然与烦琐化、神秘化有一定关系,同时,也与各以家法教授的博士制度有关,而最深层的原因则在于与现实政治的联系。今文经学的历史任务是为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作理论论证,《白虎通义》标志这一历史任务的完成,故成为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关节点,这是今文经学由盛转衰的根本原因。

论文化权衡与大国崛起——从秦国崛起说起

一个国家的崛起受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软硬条件的制约,其中,文化被看作一种软权力,在一个国家崛起中具有权衡作用,就像通过一杆秤的权(秤砣)衡(秤杆)就可以来称量出轻重不同的物体一样。一个国家的文化权衡,"四两拨千斤",在国家崛起过程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影响国家战略决策和战略意志,决定国家发展方向。春秋战国时代,秦国崛起的历史为文化权衡作用提供了一个生动的案例。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不可不重视文化权衡的重要作用。

齐亡秦兴的政治制度因素探讨

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促成了齐亡秦兴的迥异结局,制度建设的差异是其中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毕竟一个国家的运转要靠制度来规范。在诸项制度中,又以政治制度为重要,因为这一制度与一国政权的运作模式、官僚系统的管理等最核心的问题息息相关。只有符合时代要求并适应国家发展需要的管理制度才能有效地保证各政权机关权力的合理划分,也才能更好地调动行政机关人员的工作效率和工作热情。正是由于在政治制度上的许多差异,才造成齐秦两国在地方与中央权力分配、机构运作、官吏任选等方面存在重大不同,这明显对两国的最终命运产生了不同影响。

论南诏的兴亡及其和唐、吐蕃的关系

文章论述了南诏的兴亡及其与唐、吐蕃三者之间的关系 ,指出在三者关系中 ,唐王朝始终起着主导的作用 ,而南诏的兴亡则和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分不开。

唐代曲江诗探幽

唐代专题吟咏或涉及曲江的诗有近300首,描写曲江一带景色的诗篇,更是举不胜举。这些诗彼此影响、相互交叉结合为一个整体,反映了唐代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等生活的多个侧面,形象地展示了大唐的盛世风流、政治兴衰和士人心态,并蕴涵着复杂的人生感慨。曲江诗,是唐王朝的时代缩影与世情画卷。

盛京地区战略地位的演变与清朝兴衰

盛京地区是关系历代中央王朝兴衰的边疆重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清入关前,定都盛京,盛京地区成为清朝的“龙兴之地”,是清朝崛起和入关统一全国的战略基地。清入关后,盛京被尊崇为陪都,盛京地区成为清朝大后方东北的核心和枢纽,被视为“根本重地”,是清朝前中期实现国家“大一统”盛世的重要支柱。晚清时期,在列强的入侵之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盛京地区也成为遭受侵略战争次数最多、列强争夺最激烈、战争破坏最严重、边疆危机最深重的“受祸最深”之地。甲午战争后,盛京地区相继沦为俄国、日本的势力范围,由此动摇了清朝的统治根基,加速了清朝的灭亡。盛京地区战略地位的演变与清朝的兴盛衰亡休戚相关,相互作用,并且这一演变过程反映了清朝由崛起到兴盛,又由盛转衰直至最后灭亡的全过程。盛京地区的历史是清朝历史发展的缩影,盛京地区战略地位的演变反映了清朝兴盛衰亡的历程。

统治者偏好、有限理性与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

近年来,封建王朝周期性兴衰问题逐渐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和历史学研究的热点问题。本文在诺思的暴力潜能理论及奥尔森的国家起源理论基础上,通过理论和模型的分析,可以得到统治者的偏好和有限理性对制度变迁起决定性影响的结论。多数情况下,统治者偏好和有限理性使得统治者在决定制度变迁、制度安排的时候,总是将统治者个人利益置于社会利益之上,以致造成制度的效率损耗或效率低下,而制度的效率又决定着封建王朝经济的发展水平及其周期性兴衰。

沛谯英雄的两次崛起与汉王朝的兴亡

"沛谯"又称"谯沛","汉魏二祖"和自己的功臣集团两次从这一地区崛起,于400年间,一首一尾,书写了汉王朝从建国到终结的历史。沛谯地方位于黄淮海平原。这里自战国晚期起,已经拥有富足的经济基础和充备的文化资源。楚文化的长期积累,在这里形成了新的重心。汉初梁国的文化优势,也对这里的人才形势有所影响。刘邦集团和曹操集团虽然都崛起于沛谯,而前者多"布衣"、"白徒"、"亡命无赖",往往只是以个人身份追随刘邦,后者则以"诸夏侯曹"为代表,以宗族势力参与政治军事争搏,且其中颇有豪富。这一情形与东汉豪族势力的兴起有关。

鹳雀楼之诗——唐王朝兴衰的心灵史

山西鹳雀楼,是唐人登高赏会、吟咏寄情的名胜。今存九首鹳雀楼诗歌,分属盛唐、中唐、晚唐三个时期,诗歌气象与情感基调随着时代的盛衰而变化。诗歌背后的诗心,折射了一个王朝的命运。盛唐鹳雀楼诗反映出无限理想中饱满激荡的力量;中唐鹳雀楼诗透出盛衰之变中无法承受的感伤;晚唐鹳雀楼诗反映的是残山剩水中无所适从的幻灭。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与王朝兴亡“周期率”

中国封建君主专制政体实行官僚政治,注意建章立制,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了职官的分工和职责,分权制衡,一方面对不尽职责的渎职、失职和贪官污吏实施问责制,以避免官吏滥用权力,确保他们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对官吏实行激励制度,奖勤罚懒,充分调动官吏的积极性,建立科学、合理、精干、高效的官僚政治体制,初步形成了秩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作机制,用法律保证行政体制和机制运行的规范性、系统性和效率,体现了一定的民主和法治性,在一定程度上约束和防范了权力的滥用,调节和缓和了君主专制政体内部的矛盾和冲突,降低或减缓了政治动荡的频率和政治衰败的速度,从而促进了王朝的长治久安。然而,这种制约和调节机制是为了维护皇权秩序,君主的意志决定一切,法律制度服从权力意志,官吏只服从皇权和上司,排斥制度化、长效化、透明公开的群众民主监督方式,使权力的制约与监督因时、因人而异,长效性的规范无法发挥作用,体现出一定的"专权"和"人治"性,这就加剧了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吏治的腐败,给社会带来了更多的政治无序和周期性的震荡。因此,君主专制政体是中国古代封建王朝兴亡周期率形成的关键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