侨易学的观念

侨易学的观念,一方面追溯此概念的直接来源,强调李石曾发明"侨学"概念的历史贡献,另一方面更侧重《易经》在世界文化语境流传后所产生的多重意义发生,这既是一种学术史梳理,同时也凸显侨易学概念的重要资源。分两个层面阐述侨易学的观念,一是在广义的理论/哲学层面,所谓"理论"乃是指一种相对普适意义的概念运用,具有跨学科的学术宏观层面意义,而"哲学"则更是最高端的理论境界,即能尝试在最深刻的层次上解释人类、世界、宇宙的基本规律问题。建构起最基本的"乾元—坤贞"的二元结构,同时在各自的内部建立三维(上、中、下;始、中、终)、六步(起、承、持、转、合、极)的基本层次,强调"限止"、"断念"等核心概念;二则下降到学科/领域层面,即作为一般意义的侨易学,它也可以确立自己的学科界限和研究对象,提出学科概念、核心内容、基本原则。

《尚书》思想价值辨正——兼论儒家政治哲学奠基

《尚书》蕴含丰富的古典政治思想,奠定了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立场与基本论调。然而,文本历史流传过程中出现的真伪定谳问题,以及部分围绕儒学理论基点而展开的神权论或王权论的批驳,过分地曲解了《尚书》所应有的理论面貌。《尚书》的价值向度与思想定位,应当在一种更为广阔的哲学史观视阈下被重新辨析与厘清。尤其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主题之下,理性地对待《尚书》所代表的儒家古典政治哲学思想,重新探索与呈现其内在理论张力,对我国当代的政治文化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试论周易历史哲学的天命观

周易在对人文环境全面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对人事变更及对历史发展的认识,进而成为人类文明可共享的一种宝贵资源。周易历史哲学在总结历史盛衰现象的基础上,建立起历史盛衰之哲学基础,并力图透过历史现象,寻求形上学之依据,将历史哲学之价值观与中华民族之精神密切联系,将历史发展之原则融入到时时变易之流,将历史作为个人生命与族群生命的展现。本文通过对周易中"天命观"的研究,以期探讨周易历史哲学的形上学理论的建设。

《尚书》研究方法革新作为中华礼法研究根基新论——《尚书》学方法更新兼及舜邦礼法架构初探

中华礼法研究对于《尚书》学的依赖迄今未能导出宏观规范说,以致帝舜邦畿政治构造不清,礼法问题的结构价值因而不明。其根源是学界不曾自省《尚书》学方法欠妥。讨论揭示,此等欠缺导致两个链式问题:一是没有夯实虞史传《虞书》的语言可靠性基础,亦即尧舜时代语言哲学基础不明。二是此等欠缺催生宋明清学人的孔传《尚书》怀疑情结。讨论亦揭示,伯夷由于职分特点能够以近乎全知的叙事视角记述尧舜业绩,而其全知叙事视角的基础是舜帝设定的语言哲学,其核心是古文时态观。基于此重大发现,且在兼顾孔子理《书》视角的前提下,舜邦的政治构造得以揭示,从而为中华体系礼法研究打下了基础。

论1727年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

1727年出版的德国莱比锡大学教授约翰·伯克哈特·门肯撰写的拉丁文本《中国哲学史》,论述了研究中国哲学史的目的、中国哲学的起源和发展、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与哲学史料等内容,勾勒了中国哲学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该书认为中国哲学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哲学,提出了中国哲学中有为求知而求知与为政治服务两种传统,其基本原理可分为"理论性的"和"实践性的"两大部分,其特点是注重实践性和政治伦理等重要观点。作为世界上第一本《中国哲学史》,其诞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周易历史哲学浅析

尝试对周易历史哲学进行探索,一方面肯定周易的哲学意义,同时从历史哲学的角度出发,分析概述周易历史哲学的合法性、研究意义及研究路径。

略论汉代序文之新变

两汉之际,序文趋于定型,较之先秦时期呈现出诸多新变,具体表现为:整理《尚书》,使我国第一部散文序文集重现于世;产生了具有全新形态的自序,其中以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为代表;序文的学术功能更加突出,学术价值日益凸显;其题写范围日趋广泛,出现了赋序、史书序、子书序、辞书序、诗序、铭文序、佛典序等,几乎涵盖了当时的所有文体,有力地推动了序文的深入发展。

论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观和中国哲学史的研究

文章属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探讨。首先介绍了朱伯崑先生的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工作与成果,其次介绍和分析了朱先生50年代以来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的反思和他的哲学史观,最后阐述了朱先生易学哲学研究对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意义。文章也提供了一些从中国哲学史学史的角度来看较为重要的史料。

周易历史哲学述论

中国历史观的形成,与先秦文化元典《周易》有着密切的关系。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历史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诉求。"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体用不二"的基本原则、"道器不离"的完整体系和"史易不分"的认知方式等,构成了周易历史哲学的基本特色。

移民与建阳刻书业的兴衰

汉末至宋代因战乱等原因引发多次大规模北人南迁,期间世家大族大量定居闽北,为建阳刻书业的兴起奠定了经济文化基础。建阳刻书门阀始祖的迁入和闽北移民读书仕进之风直接推动了建阳刻书业的兴盛。经元、明两代的发展,建阳刻书业走向巅峰。清代初期建阳战乱频仍,闽北移民大量逃离导致建阳刻书衰亡。可见,闽北在历史各时期的移民对建阳刻书业兴衰产生过巨大影响。

思想史与哲学张力中的经典解释学——陈少明先生访谈录

晚清民初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下文化进展间的张力关系一直是思想史、学术史的重要课题。一方面,中国近代文化变革的根本原因乃是近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所包孕的丰富的因时而变的活力因素,亦是当下文化发展不可或缺的内源性动力。以经学为例,虽然随着时代的变迁与外来学问的冲击,传统经学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基本终结,但它依然是我们庞大的思想遗产。现代人文学科中的文史哲虽然从不同方向或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吸收部分的思想资料,但远没穷尽其可能的意义。从思想史的高度,以新的经典解释学的方法阐明这一点,无疑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中山大学哲学系教授陈少明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名家,成果丰硕,卓有创见,目前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四书'学与中国思想传统研究”(15ZDBOO5)。陈先生独特的问学路径既有思想史的深层叩问,亦有方法论方面的执着开新。《文化发展论丛》编辑部有幸约请陈少明先生就我们所关注的问题发表真知灼见,辑以访谈形式,经陈少明先生审阅,刊发如下,以飨读者。

试论我国翻译图书事业的两起两落

翻译图书是我国出版物中一大品种，是图书大家族中不可缺少的一员。近５０年来，我国翻译图书事业经历了两次高潮和两次低潮。两次高潮皆为社会经济高涨的产物，两次低潮的性质则完全不同。造成第二次低潮的原因是，我国与经贸有关的知识产权制度刚刚建立，经验和准备不足，法制尚不完备，加之外力屡屡挑起的知识产权争端，加重了其运作的困难。应不断提高我版权保护和版权贸易水平，抓住机遇，奋力一搏。

重理性·尊德性·道中庸——以“三史”“六书”为主论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贡献

冯友兰的哲学继承了中国哲学传统并借鉴西方哲学智慧,既深化了中国哲学宇宙本体论的思想特点——重理性,又归结到中国传统哲学的精神实质——尊德性,同时在方法路径上选择了传统儒家的一以贯之之道——道中庸。冯友兰哲学作为中国现代哲学的重要创获,其贡献主要体现在"三史""六书"中。

“自然之书”内涵与诠释的变迁及启示

“自然”与“书”的联系可以经由经文、传统及类比等神学路径以及文本定义、方法类比及文本性与物质性联结等非神学路径确立。自然可以作为一个文本,对自然文本的诠释即为自然研究活动。中世纪时期,自然之书的读解在观念与方法上均呈现“有神”并体现在早期自然志写作中;现代早期时期,自然之书的诠释方法表现出明显的离神倾向,展现为高度数理化的近代自然哲学研究;现代时期,自然之书转变为纯粹的科学研究客体,在观念与方法上都达成了“无神”的转变。面对现代社会的问题,自然之书可以在打破科学主义迷思、促进科学与宗教对话、提供整全性思维等方面提供助益。

中国哲学史课程与《四书》诵读第二课堂的有效衔接——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一种探索

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通过精心设计,《四书》诵读第二课堂可以达成与中国哲学史课程之间的良性互动关系,后者可以为前者提供基本概念、思想体系、诠释举例和确立价值等多方面的理论指导,而前者又可以为后者的课堂提供拓展阅读、跨专业交流、开阔眼界和改善学习氛围等方面的补充。当然,其间也存在着教学班级学生参与诵读的积极性不高、诵读活动的规模有限、教学周期与诵读周期不能协同一致等方面的问题,但只要根据教学规律,积极整合二者关系,创造性地做足课前准备,那么,在中国哲学史课堂有效利用《四书》诵读第二课堂的基础上,就能够为完成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任务作出贡献。

先秦典籍“言”字浅析

本文讨论古代典籍中的“言”字的用法,发现它共有五个意义,与传统的研究有较大的不同。它既是一个虚词,又可以是实词。既是动词、名词,又是代词、连词,还可以作为形容词尾,其中,争论较大的是作为代词使用,而它本身是具有代词功用的。

故事说理、儒术选士与汉代子书的兴衰

秦始皇焚书使学术生存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但由于历时不长,并未形成真正的断绝。汉代学术与战国学术血脉相通、前后相继,战国末期形成的子书采用故事说理的思维特征被汉代子书完整地继承下来。以西汉武帝朝为分界,汉代子书呈现出前兴后衰的局面,此由内外两种因素促合而成。从外部因素来讲,一方面,儒术为选仕标准的确立使百家之学成为"无用"之术,其生存空间被迅速压缩;另一方面,"师法"、"家法"的遵循使得儒家子学因循有馀,创新乏力。就汉代子书自身而言,战国末期形成的故事说理思维特质与司马迁《史记》异辕同轨,后者编撰的成功引领史学新时代的到来,且自此长盛不衰。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作用下,子书创作在西汉后期走上非主流的不归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