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机构投资者博彩行为的传染——基金竞争网络与彩票型股票资产配置

本文以我国2005—2021年开放式股票型与混合型基金重仓持股数据为研究样本,通过三维空间模型构建基金竞争网络,实证检验了基金竞争网络对基金经理彩票型股票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同业基金在彩票型股票资产配置上呈现出显著的一致性,意味着基金经理倾向于学习与模仿同业基金的彩票型股票资产配置策略。上述结论在考虑了外围基金的持仓变动、市场信息等因素的影响后依旧成立。潜在机制表明,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基金经理面临更大的解雇风险,促使其博彩偏好上升,从而趋向于学习与模仿同业基金的彩票型资产配置策略。异质性分析表明,同业基金对彩票型资产配置策略的模仿行为存在“家族效应”与“同城效应”。该模仿行为与基金经理的性别、学历等个人特征相关,且在调仓情景下更显著。拓展性分析发现,同业竞争引致的彩票型资产配置可能进一步引发股价崩盘风险。本文为监管层理解机构投资者的博彩行为、制定合理的市场竞争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

税负加重是否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负加重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税负加重会促进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这一促进效应对高技术企业和战略激进型企业更为显著;因税负加重而引发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了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和股价崩盘风险。鉴于此,政府应持续释放减税降费红利,助力企业融资纾困,约束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以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变中“求新”还是“求稳”:战略变化幅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的分析

在我国从经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如何通过战略变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战略变化幅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变化幅度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且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二者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体现为企业战略变化幅度越大时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高,进而对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在行业竞争度较低、财务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战略变化幅度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

银行竞争与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

本文利用2017—2021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描述中国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情况,基于银行分支机构数据计算银行竞争度,探究银行竞争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银行竞争度的提升能够增加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的概率,并增大配置的广度和深度。第二,银行竞争通过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地区信贷供给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第三,银行竞争的家庭资产配置优化作用对居住在城市的家庭更有效。家庭获取金融产品和服务的渠道会影响银行竞争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传统的线下渠道和新兴的线上渠道各具优势。基于上述发现,本文提出了鼓励银行良性竞争、强化金融知识普及、提升信贷资源供给和促进新兴和传统金融渠道共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基于老龄化视角

探索老年家庭提升自我养老能力的有效路径对于增强老年人幸福感和缓解人口老龄化压力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8年中国追踪调查数据,理论分析并实证检验老龄化视角下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投资者非认知能力的上升将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和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的投资比例,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社会互动、不同风险偏好间呈现明显的异质性。进一步分析表明,非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认知能力下降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产生的负向影响,同时,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会正向调节非认知能力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研究,应加强非认知能力培养,重视老年人心理健康,鼓励支持适老龄化金融产品创新,优化金融风险投资决策,为养老增添一份保障。

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3、2015、2017年三期数据,本文采用Logit模型和Tobit模型探讨了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相较于健康家庭,不健康的家庭持有风险资产的可能性更小,持有风险资产的比重更低。影响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家庭的健康状况会改变家庭风险态度进而影响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健康状况对家庭风险资产配置存在负债异质性影响,相对于无债家庭,有债家庭更容易因为健康状况变差而减少风险资产的持有甚至退出风险市场。本文的研究对“健康中国”建设、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和金融产品设计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意义。

家庭对不确定性的主观预期与家庭资产配置——基于CHFS微观数据的Tobit实证分析

基于微观层面研究了家庭主观预期对家庭房产、风险资产和无风险资产配置比例的影响机制,并导出三者间的直接联动关系.应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联立Tobit模型估计分析发现,家庭预期利率上升会同时增加无风险资产和风险资产的配置,但减少房产配置;预期风险资产收益下降会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预期房价上升会增加房产投资但减少风险资产配置.风险偏好型家庭会加大风险资产配置,且减少房产配置;而风险规避型家庭相反.3类资产配置比例之间存在直接的“挤出效应”,且表现出明显的非对称性:房产和无风险资产对风险资产的“挤出效应”强于各自反向的“挤出效应”,而无风险资产对房产的“挤出效应”在经济意义上强于反向的“挤出效应”.主观预期与风险偏好变量会通过资产配置间的直接影响渠道进一步影响家庭各类资产的配置比例.本研究揭示了中国家庭追求更安全的无风险资产和更高收益的房产投资,且弱化风险资产配置的普遍投资模式,这对政府预期管理与宏观调控、财富管理多投资渠道推荐和家庭合理主观预期形成等具有实际意义.

风险资产投资的童年诱因——基于CHARLS数据的实证检验

从童年健康的视角考察个体投资偏好和风险资产配置行为,将健康风险纳入资产选择模型,发现童年健康不佳的个体在金融投资决策和资产配置中往往会更加保守。采用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ARLS)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童年时期健康状况较差的个体,其成年后持有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比例均显著降低。采用工具变量法解决内生性问题,并通过控制个体特征以及童年时期的负向健康冲击后上述结论依然成立。机制分析表明,童年健康通过两种途径影响风险资产投资:一是人力资本和财富的积累,二是情绪和性格的塑造。进一步讨论发现童年健康对风险资产投资的影响在不同年龄和教育程度的群体间表现出较强的异质性。

人口流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人口流动是城镇化背景下影响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重要因素,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探讨人口流动对城镇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影响和作用途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人口流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其次,居民拥有房产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且居民拥有房产显著地缓解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负向影响;再次,从异质性结果检验来看,居民拥有房产在缓解人口流动对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负向影响方面,在无子女、低收入以及对未来生活预期较低的居民样本中更加明显。基于研究结果,提出了完善人口流动机制以促进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的相关建议。

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for China's Foreign Reserves:A Copula Approach

In this paper, we study strategic asset allocation for China＇s foreign reserves using a risk- based approach. Four aspects of the risk management are investigated： an investment universe, dependence structure, allocation strategies under risk minimization and trade-off between risks and returns. A regime-switching copula model is developed to investigate the dynamic dependence between assets. One regime emphasizes a short-term safe asset and the other regime emphasizes a long-term safe asset. The optimal allocation is derived following two strategies： risk minimization and trade-off between risks and returns in utility maximization with disappointment avoidance, lf the central bank focuses solely on risk minimization, the asymmetries in the asset return dependence encourage the flight to safety. However, if higher risks are allowed in exchange for higher returns, even the exchange is very conservative, and the asymmetries would discourage the flight to safety. Therefore, we suggest that China should mitigate its flight to safety after 2008 and increase holdings of short-term bank deposits, long-term treasury bonds and euro bonds.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中国家庭金融风险资产配置

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不断优化家庭资产配置结构,对中国家庭资产保值增值和实现共同富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中国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显著提升了中国家庭配置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概率和配置规模,其中金融知识在两者关系中起到了部分中介的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随着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互联网参与程度的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效应凸显。因此,应当加强数字普惠金融的促进作用,不断提升家庭金融知识水平和降低金融投资风险,通过提高中国家庭的互联网参与程度等来优化金融风险资产配置结构。

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方案落地实施对国内大型商业银行业务发展影响的思考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引起国际各方监管机构的高度重视。为提升银行系统的稳健性和抗风险能力,巴塞尔委员会在坚持资本监管基本框架的基础上对《巴塞尔协议Ⅱ》进行了新的修订和发展,进一步完善了资本计量方法,增加了宏观审慎及流动性监管维度,最终形成《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方案》,并要求于2023年1月1日开始在各成员国落地实施。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根据《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方案》的监管规则和要求,发布了中国版的巴塞尔协议Ⅲ即《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本文通过对《巴塞尔协议Ⅲ最终方案》出台背景、意义以及主要变化的介绍,结合《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要求,分析了方案落地实施后对国内大型商业银行经营管理模式、资产业务结构、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影响,并提出相应的意见建议,为商业银行应对国内外新的监管要求和趋势提供参考。

基金风险归因分析

随着投资规模增大 ,基金的投资风险日益显现 ,如何衡量基金的投资风险和分解基金的风险 ,以及发现及控制基金的风险将对未来投资收益会产生较大的影响。通过对基金投资风格、理念的分析 ,可以把握基金投资风险的共性和发现与控制风险 ,提高基金收益。

家庭金融研究综述——基于资产配置视角

家庭金融是金融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二十多年来取得了重大进展,论文旨在从资产配置视角对这个领域的状况和发展做一个简要综述。论文首先概述了我国城镇居民家庭市场参与和投资分散化现状。其次,基于资产配置视角简述了家庭金融决策研究的基本框架。再次,从投资机会、生命周期、背景风险、社会保障、财富效应和社会资本等几个方面,介绍了资产配置视角下家庭金融研究的主要进展,最后对家庭金融研究的未来发展做了展望。

认知能力、社会互动与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研究

以中老年人群为研究对象,运用CHARLS数据,构建金融资产选择因素模型,重点研究计算能力和记忆力度量的认知能力与社会互动水平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表明:由于风险金融资产的高信息密度,基础数学计算能力对风险金融资产持有的影响并不显著,但记忆力无论在全样本还是区分人群样本中均显著促进了家庭金融资产的配置;与内在的认知能力相比,外在的社会互动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促进作用更加明显,特别是老年家庭的风险资产持有。该结论对不断完善资本市场、加强养老保障体制中"社区养老文化"建设、普及金融素养教育以及金融机构养老理财产品的设计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金融资产配置、企业经营风险与企业杠杆率

本文以2007—2017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从企业配置金融资产的动机出发探究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杠杆率的关系,并考察企业经营风险在两者关系中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1)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总额越大,企业杠杆率水平越低。(2)短期金融资产配置“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降低了企业杠杆率;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逐利”动机显著,提高了企业杠杆率。(3)企业经营风险在金融资产配置与企业杠杆率的关系中起到了强化的调节作用。(4)短期金融资产对于企业杠杆率的抑制作用在民营企业和中小型企业中更加显著,长期金融资产对企业杠杆率的促进作用在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中更加显著。

社会信任与城镇家庭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研究

社会文化因素对于家庭金融决策的影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而社会信任是其中的重要元素。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针对城镇家庭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社会信任水平上升会显著提高城镇家庭进行风险金融资产投资的可能性和家庭金融风险资产的占比;不同类别的社会信任对城镇家庭风险金融投资决策的影响不同,其中"政府信任"和"普遍信任"对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有促进作用,而"亲邻信任"则会有抑制投资的效果;未接受过金融教育的城镇家庭,其社会信任水平的提升对于风险金融资产投资决策的影响更加显著。

资产配置中如何管理通货膨胀和随机利率风险:一种中长期投资问题

通货膨胀可以被认为是一种背景风险,通常只对财富的增长率有影响,而不会改变投资财富的数量。在现有的资产管理文献中,几乎大部分都没有考虑通货膨胀问题。但是,当投资期限为中长期时,通货膨胀风险及规避问题是不容忽视的,直到近期人们才真正开始关注通货膨胀风险。本文考虑了银行帐户、债券和股票这三种可以交易的资产,并且对以通货膨胀和短期利率为主要的影响因素的资产配置问题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最优的资产配置方案,并对该方案的经济含义进行了分析。

基于VaR的多阶段金融资产配置模型

本文提出了基于VaR的多阶段金融资产配置模型。进一步以我国经济环境为依托,考虑了未来各种资产收益、工资变动及物价变动的不确定性,对这一模型进行了仿真计算,并与静态模型在最优性上进行了比较,得出了动态模型优于静态模型的结论。在期望财富相同的情况下,基于VaR的多阶段资产配置模型比静态模型的期望损失成本低,承担的风险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