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search on the Optimal Vegetation Cover for Remote Sensing Assessment of Soil Erosion Risk Using the Temporal Match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Rainfall and Vegetation

Vegetation cover derived from remote sensing image is widely used for soil erosion risk assessment, but there is no clear guideline to select the most appropriate temporal satellite data. It is common practice that satellite data during growing season are randomly selected and used in soil erosion risk assessment. However, the effectiveness of vegetation in protecting the soil is quite different even if it is the same growing season since vegetation covers change as they grow. This article aims to provide a method of choosing optimal vegetation cover for studying soil erosion risk using remote sensing, that is, the vegetation cover in the most appropriate temporal period. Based on the temporal relationship of the two most active impact factors, rainfall and vegetation, an index of RV is developed and used to indicate the relative erosion risk during the year. The results show that annual variation of rainfall is significant, and vegetation is relatively stable, resulting in their matching relationship is different in each year.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eaches 0.89 between RV and real sediment transport during the period when rainfall can cause soil erosion. In other words, RV is a good indicator of soil erosion. Therefore, there is a good correlation between RV maximum and the optimal vegetation cover, which can help facilitate erosion research in the future, showing good potential for successful application in other places.

基于共生理论的“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关系治理模式研究

促进“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要求妥善处理好系统中的关系风险。目前“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相关研究在关系治理、主体互动关系及其可能产生的关系风险和治理机制等方面仍不足。为此,基于共生理论,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汇总,探讨“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3种关系治理模式的互动方式、关系风险和治理机制,并以小米(小米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抖音、微信小程序等典型案例分析验证。研究发现:偏利共生型关系治理模式下,机构型创新主体为主导者,以效率为导向,实现创新行为的控制,其治理机制为核心企业控治;寄利共享型关系治理模式下,社群型创新主体为主导者,以公平为导向,实现创新关系的扩散,其治理机制为“社群自治+核心企业同治”;互利共赢型关系治理模式下,创新主体间平等合作,以民主为导向,实现创新效能质的提升,其治理机制为社群与核心企业共治。此外,这3种关系治理模式均以技术和创意等资源作为生态系统战略利益的根本来源,并借助其向创新主体表达自己的价值导向。然而,不同的关系特征会引起不同的共生风险,主要包括创新资源投入不平衡、主体利益分配不公平、竞合关系维持不稳定。基于此,要明确“互联网+”企业创新生态系统中主体的角色,核心企业应根据情况选择不同的关系治理范式。

汇率风险、双边关系与中国纺织产业OFDI

纺织产业是传统制造业的典型代表,也是全球化最高的产业之一,随着中国纺织产业成为第五次国际转移的投资方,汇率风险成为纺织产业对外投资的重要风险之一。基于2015—2019年中国纺织产业对56个东道国(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东道国(地区)汇率风险、双边关系对中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中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存在汇率风险偏好特征;双边关系显著降低中国纺织产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汇率风险偏好倾向;双边关系的调节效应在未与中国签订货币互换协议、非洲地区国家样本中更加显著。

身体质量指数联合三酰甘油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预测2型糖尿病风险

目的利用体检指标中身体质量指数(BMI)和三酰甘油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比值(triglyceride to high-density lipoprotein cholesterol,TG/HDL-C)联合预测2型糖尿病(type 2 diabetes mellitus,T2DM)发病风险。方法基于瑞慈医疗集团2010—2016年体检人群的数据库,通过Cox比例风险模型观测不同BMI的人群基线TG/HDL-C对随访期间T2DM风险的影响,并分析TG/HDL-C与BMI是否存在交互作用。结果在随访期间,13685例研究对象中共有315例最终诊断为T2DM。以BMI=24 kg/m^(2)为界,将所有研究对象分成两个亚组。BMI<24 kg/m^(2)的亚组共有8238例研究对象,96例在随访结束时患T2DM,对潜在的混杂因素进行调整后,升高的TG/HDL-C导致T2DM事件的风险较高[HR 95%CI=1.47(1.23,1.74),P<0.001]。与最低五分位数(Q1)相比,升高的TG/HDL-C五分位数(Q2~Q5)T2DM发病率增加[HR 95%CI分别为:0.73(0.28,1.93)、2.75(1.29,5.85)、2.81(1.28,6.20)和3.91(1.51,10.11)]。BMI≥24 kg/m^(2)的亚组共有5447例研究对象,219例在随访结束时患T2DM。在两个亚组中,随着TG/HDL-C的增加,T2DM患病风险均呈非线性增加,这一变化在BMI<24 kg/m^(2)的亚组更为明显。绘制两个亚组TG/HDLC与3年和5年T2DM发病的ROC曲线,在BMI<24 kg/m^(2)的亚组中,ROC曲线下面积分别为0.72和0.77。在BMI≥24 kg/m^(2)的亚组中,ROC曲线下面积则分别为0.55和0.57。结论在BMI<24 kg/m^(2)的人群中,TG/HDL-C的升高提示T2DM患病风险显著增加。

多元市场间的“耦合联动效应”——基于小波局部多元回归系数

金融体系与房地产市场是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也是系统性风险的重要来源,本文选取5个金融子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日收益数据,利用小波局部多元相关系数测度金融系统与房地产市场间的时频相依性,并验证此6个市场之间的联动结构特征,识别金融风险的外溢窗口。经实证研究发现:金融市场间存在稳定的高频低正向联动低频高正向联动的特征;除股票市场外其他金融子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并不存在稳定、高强度的耦合联动特征。股票与房地产市场之间存在高强度的耦合联动效应,股市是金融市场与房地产市场之间沟通的桥梁;在样本期间,股市之外其他金融子市场的加入,使得金融体系与房地产市场之间的联动有所下降,但下降程度有限。因此,要重点关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联市场,促进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形成共生互荣、相互促进的正和博弈。

湖北省域不同超越概率水平下地震动峰值加速度比例关系

以第一次全国地震灾害风险普查工作成果为依据,计算并分析湖北省域不同超越概率水平下峰值加速度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空间分布特征。利用湖北省域宏观场地类别数据,计算得到湖北省域在多遇地震、基本地震和设防地震作用下场地峰值加速度比例关系:在0.05 g加速度分区中,湖北省域场地50 a超越概率63%与10%的峰值加速度比例(R_(63)/R_(10))均值为0.31,超越概率2%与10%的峰值加速度比例(R_(2)/R_(10))均值为1.81;在0.10 g加速度分区中,R_(63)/R_(10)均值为0.30,R_(2)/R_(10)均值为1.80;在0.15 g加速度分区中,R_(63)/R_(10)均值为0.17,R_(2)/R_(10)均值为1.98。在此基础上,与现行《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图》等强制性国家标准中要求的比例进行对比分析,认为湖北省域采用《建筑抗震设计规范》中的取值对建筑物进行抗震作用计算,所考虑的地震作用是保守且安全的。同时,在湖北省高烈度区(如竹山、竹溪)开展地震危险性分析和地震灾害风险防治工作时,多遇地震下的地震动峰值加速度值宜按不低于基本地震动峰值加速度的1/3进行调整。该研究成果将有助于湖北省地震风险普查成果的推广和应用。

地缘政治风险与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基于“经济—政治”双重逻辑

受特殊地缘位置和地缘政治形势的影响,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的海外投资项目面临愈加复杂的地缘政治风险挑战。文章基于地缘政治理论,以美国为例,考察域外大国干预导致的地缘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一带一路”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以及受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权变性的影响,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和东道国与域外大国联盟关系的双层调节作用。研究表明:地缘政治风险显著降低了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特定国家的投资倾向;东道国对中国市场的出口依赖能显著弱化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在域外大国的盟国体系内,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并且东道国对中国市场出口依赖的调节作用不再显著,说明面对域外大国强大的关系性权力,经济依赖的“压舱石效应”是脆弱的;拓展性分析发现,国家层面的发展潜力和企业层面的竞争潜力是引发域外大国对中国威胁认知和权力消长认知发生剧变的关键变量,因为在中国对外投资存量较多的东道国,以及中国企业的高技术产业投资和大规模投资上,地缘政治风险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研究结论拓展了对外投资区位决策的研究视角,对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区位的战略布局具有启示意义。

比例与预防原则关系理论对气候变化立法的阐释效应

为加快中国气候变化立法步伐,妥善处理比例原则和预防原则在气候风险规制领域的控权与保权问题上存在的抵牾、混用,采取规范分析、比较分析等方法,对二者的适用关系进行立法论和解释论相结合的研究。研究发现,学界对该两项原则的关系存在三种理论主张。其中,取代关系说易引发气候风险的过度预防问题;限制关系说可能会消解预防原则,致使气候风险规制难以有效开展。相较而言,协同关系说更适宜指引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建构路径,有助于贯彻《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等国家政策中的协调式新发展理念,同中国在气候变化应对问题上的国家自主贡献主张理念相吻合。通过进一步的学理、事理和法理阐释发现,气候变化立法有待将“双碳”等议题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布局和环境法规范体系。协同关系说对中国气候变化立法的指引包括:①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将适度风险预防原则全面融入气候变化立法,推进气候风险规制的规范解释、气候变化法治原则与制度体系融贯;②促进气候变化减缓性工作的循序渐进、气候变化适应性工作的防微杜渐,优化减缓与适应兼顾并重的气候变化因应制度体系;③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构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及央地政府之间“共同但有区别”的气候风险合作治理与责任分工体系;④缓解气候风险规制中自由价值与安全价值间的紧张冲突,强化行政法与环境法的沟通与协调,推动环境法律规制实现由基于确定性的传统秩序行政和福利行政向基于不确定性的风险行政转型,从而促进气候法学的发展。

隧道施工人员安全风险双网耦合模型设计及应用

施工人员作为施工活动的执行主体,他们之间会因为作业活动的合作产生风险共担关系,又因工序衔接产生风险传导关系,然而尚未出现一种有效合理的方式对施工人员之间安全风险关系进行研究。本文引入双网耦合原理,运用社会网络分析(SNA)构建隧道施工人员安全风险关系模型,用于显性化施工人员之间的风险关系,为研究隧道施工安全风险提供新视角和预防隧道安全风险发生提供新工具。首先通过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即工作分解结构)-RBS(Risk Breakdown Structure,即风险分解结构)法识别隧道施工安全风险因素并确定施工活动与风险因素之间的耦合关系,通过OBS(Organization Breakdown Structure,即组织分解结构)-WBS法确定隧道施工人员集并确定施工人员与施工活动之间的耦合关系;依据施工进度网络计划图显性化施工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依据施工人员、施工活动和安全风险因素三者之间的耦合关系和施工活动之间的依赖关系,将施工活动网络转换为施工人员风险关系网络;采取中心度分析,对施工人员在风险关系网络中的角色定位进行探讨;最后以广东密州隧道作为典型案例,验证该模型对研究施工人员之间风险关系的有效性。结果表明:不同施工人员在风险关系网络中扮演的角色不同,其中施工项目管理人员承担影响者角色,施工现场管理人员承担中介风险传导角色以及施工现场作业人员承担受影响者角色居多。基于双网耦合铁路施工人员安全风险关系模型可帮助施工管理者了解不同施工人员在安全管理中的角色定位与任务分工,从而提出针对性安全管控建议,提高人员安全管理效率。

定量有害结局路径的构建方法及在毒理学中的应用研究进展

美国国家研究咨询委员会提出的“21世纪毒性测试——愿景与策略”对毒性评价和风险评估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愿景,推动了新一代毒性测试方法和新一代风险评估方法学的发展。有害结局路径(AOP)作为一种先进的方法,具有较大应用潜力,近年来逐渐成为毒理学家关注的重点和新兴研究热点。定量AOP(qAOP)是在AOP理论上发展的新策略,其将定性AOP作为初始概念模型,通过数理模型描述剂量-响应和(或)响应-响应关系,提供了一种可定量预测体内毒性和风险的策略。本文就qAOP的概念和进展进行综述,介绍了2种构建qAOP的常用方法,贝叶斯网络模型和回归模型,并以实际案例展示qAOP在毒理学中的不同应用方向。

两样本双向孟德尔随机化分析胃食管反流病与偏头痛间的因果效应

目的利用两样本双向孟德尔随机化(MR)研究方法,探讨胃食管反流病与偏头痛之间发病的因果关联,为两种疾病发病风险关联提供遗传学证据支持。方法从公开发表的全基因组关联分析(GWAS)数据库中获取两样本的单核苷酸多态性(SNP)信息,筛选出合适的SNP作为工具变量,利用逆方差加权法(IVW)、加权中位数法(WM)、MR-Egger回归法、加权众数法以及简单模型法五种MR分析方法进行双向MR分析,并进行敏感性检验。结果IVW显示以胃食管反流病为暴露的正向MR分析结果有阳性意义[OR=1.3987,95%CI(1.1817~1.6556),P=9.59×10^(-5)],以偏头痛为暴露的反向MR分析结果无阳性意义(P>0.05),在除MR-Egger外的其他方法中得到相同的结论。正向MR(P=0.92)与反向MR(P=0.64)均未发现工具变量具有水平多效性,留一法剔除单个SNP后结果具有稳健性。结论胃食管反流病与偏头痛之间可能存在单向的因果关联,胃食管反流病是偏头痛发病的危险因素。

2型糖尿病患者血清C1q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5、脂联素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关系研究

目的: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血清C1q肿瘤坏死因子相关蛋白5(CTRP5)、脂联素(APN)水平与颈动脉粥样硬化(CAS)的关系。方法:选择T2DM患者96例为观察组,选择体检健康者108例为对照组。采用酶联免疫吸附(ELISA)法检测血清CTRP5、APN水平。根据超声检查将T2DM患者分为CAS组和无CAS组,并比较两组一般资料及血清生化指标。分析T2DM患者发生CAS的影响因素,并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观察组血清CTRP5水平高于对照组,APN水平低于对照组(均P<0.05)。T2DM患者中,40例出现CAS,56例无CAS。CAS组患者年龄、空腹血糖(FPG)、糖化血红蛋白(HbA1c)、甘油三酯(TG)、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CTRP5水平较无CAS组升高,APN水平较无CAS组下降(均P<0.05)。HbA1c、TG、LDL-C、CTRP5为CA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APN是CAS的独立保护因素(均P<0.05)。血清CTRP5与HbA1c、TG、LDL-C水平呈正相关,血清APN与HbA1c、TG、LDL-C水平呈负相关(均P<0.05)。结论:T2DM患者发生CAS后CTRP5水平升高,APN水平下降,CTRP5为CAS发生的独立危险因素,APN为CAS发生的独立保护因素。

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调查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现状,分析影响因素,为建设老年友好型社会提供参考。方法于2020年11月—2021年2月,采用方便抽样法选取300名中老年人作为调查对象,使用一般人口学特征调查表、家庭代际关系问卷和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问卷进行调查。结果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条目均分为(2.70±0.97)分,家庭代际关系条目均分为(2.95±0.41)分。年龄、月收入和代际团结是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中老年人机构正式照护服务感知风险处于中等水平,主要担心选择机构正式照护会带来性能风险和财务风险。政府应优化政策环境,从供给侧方面改善机构运营发展条件;机构应对客户群体进行调研和评估,识别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照护需求,制订多样化的照护服务方案和风险预案。

铁路隧道施工人员与安全风险节点映射关系模型设计及应用

施工人员既是铁路隧道施工安全风险发生的主要因素之一,也是受害者,然而“施工人员”与“安全风险”的关系研究尚未得到有效关注。通过引入网络理论,基于OBS(Organization Breakdown Structure)-WBS(Work Breakdown Structure)-RBS(Risk Breakdown Structure)法和2-模网络进行施工人员与安全风险节点映射关系模型设计,用于显性化施工人员和安全风险因素节点映射关系,为研究和预防铁路隧道施工安全风险提供新思路和新工具。首先运用WBS-RBS法识别铁路隧道施工安全风险因素并构建2-模WBS-RBS矩阵,运用OBS-WBS法确定铁路隧道施工人员集并构建2-模OBS-WBS矩阵;以WBS中施工活动为链接,将2-模OBS-WBS矩阵和2-模WBS-RBS矩阵转换为2-模OBS-RBS矩阵;接着,将施工人员和安全风险因素分别作为节点,将2-模OBS-RBS矩阵中反映的双方之间的映射关系作为边,构建施工人员与风险因素节点映射关系网络;最后,采取典型对应分析,显性化施工人员与风险因素的关联程度,旨在探索处于网络核心位置的施工人员、安全风险因素及其双方映射关系;以怀邵衡铁路盛德堂隧道作为典型案例,应用该模型对施工人员和安全风险因素节点的映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不同施工人员与特定安全风险因素具有明显映射关系;经专家验证指出,基于上述映射关系模型实证结果符合现场工程实际,构建的模型具备实用性。研究结果可直观呈现各级施工人员与安全风险因素的主要关联关系,帮助施工人员提高安全认知,端正安全态度;也可帮助施工管理人员针对不同施工人员提出针对性风险管控建议,合理优化安全风险管理资源,为预防铁路隧道施工安全风险提供方向性指导。

数字时代中心化治理何以应对电诈去中心化风险

电诈犯罪已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安全治理领域亟待重点关注的新型风险之一。以“技术-组织”关系、风险治理为理论基础构建电诈治理双重转型的分析框架,聚焦A省个案研究发现:数字时代电诈犯罪的转型已经形成了去中心化组织结构和众包犯罪模式,其危害与后果已经演化为一簇去中心化的风险综合体。与之相应,电诈治理通过组建任务型组织、建立技术平台等方式极大地提升了治理效能,但仍然基本延续了政府主导、多元参与的中心化治理模式。面对问题侧与治理侧双重转型持续推进的治理情境,中心化治理如何动态适应去中心化风险,成为数字时代社会安全治理的关键所在。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的伦理风险及其应对

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的必然走向。思想政治教育与人工智能的深度耦合,促进了思想政治教育的精准化与“出场”多元化,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但随着技术向度的增强与工具理性思维的介入,思想政治教育也面临着不同维度的伦理风险。通过分析人工智能赋能思想政治教育伦理风险的成因发现,人工智能的类人属性不断强化、算法自主性导致的不可预测性不断增加、风险认知与外在保障具有有限性,导致了伦理风险“在场”的必然性。为了规避伦理风险,要以道御术,守正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立场;要以情化人,构建柔性的共情共鸣机制;要以法为界,明确人工智能赋能的何以可为。

多重关系视角下心理咨询的伦理风险治理

多重关系是心理咨询的一项重要伦理议题,也是影响心理咨询服务质量的主要因素。以多重关系为视角,系统性梳理心理咨询的伦理风险、评析国内服务环境现状,解读域外伦理和法律规范的治理逻辑。对于心理咨询服务缺乏有效治理的问题,建议以伦理规范为基础,在伦理规范中建立相应的预判机制、督导机制和约束机制,在立法中确定心理咨询师对多重关系的预防义务、风险应对义务,建立心理咨询督导制度。最终形成和完善由政府部门、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方参与的共同治理法治框架。

控股股东股权质押对数字化转型的影响

股权质押是股东常用的融资手段之一,对企业经营行为具有联动影响。在积极推进企业数字化转型以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以2013—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股权质押对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研究发现,股权质押与数字化转型呈倒“U”型关系,股权质押主要通过筹集资金和创新投资能力两个渠道影响数字化转型。异质性分析发现,股权质押对非国有、非高科技、内部控制不完善和媒体监督力度弱的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影响更大。拓展性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而股权质押削弱了数字化转型对公司价值的正面影响;数字化转型提高了公司股价下跌至预警线或平仓线的可能性,提高了股权质押风险。拓展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影响因素的研究,也为理解控股股东行为与企业行为的联动效应提供了更充分的证据支撑。

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的影响:双调节的中介模型

为探讨体育锻炼对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采用方便抽样的形式,选用体育锻炼等级量表、自尊量表、感觉寻求量表、儿童青少年同伴关系量表以及亲社会冒险行为量表对871名高中生进行问卷调查,并构建双调节的中介模型。研究发现:(1)青少年体育锻炼对亲社会冒险行为、自尊、感觉寻求均有正向预测作用;(2)体育锻炼既能直接预测青少年亲社会冒险行为,又能通过自尊的中介作用间接预测亲社会冒险行为;(3)感觉寻求在模型中的后半路径起调节作用。研究结果为青少年参与更多亲社会冒险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有利于个体降低消极的冒险行为,为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作出贡献。

上市公司参与PPP项目对审计费用的影响研究

为了充分调动社会资本活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及公共服务的良性发展,近年来政府致力于PPP模式的推广和对其监管的完善。上市公司响应政府号召,积极参与PPP项目。本文从注册会计师审计角度,基于手工数据和双重差分法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参与PPP项目后其审计费用显著增加。上市公司参与的PPP项目投资规模较大、合作期限较长以及投资风险较高时,其审计费用增加幅度更高。进一步分析发现,对于经营风险和融资约束较高的企业、当事务所不具有行业专长和审计任期较长时、处在政企关系较差地区的企业以及所处年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时,参与PPP项目后公司审计费用的增加更加明显。本文丰富了审计收费影响因素和PPP模式经济后果相关研究,对于注册会计师审计和PPP项目监管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