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erseas operations and corporate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Using data on Chinese listed companies for 2008-2018,we find that firms participating in overseas operations,proxied by overseas subsidiaries,generally have higher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s than other firms.At the micro level,th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when the parent company faces serious financing constraints,has no overseas returned executives,has a business that is inconsistent with that of its overseas subsidiaries and has overseas subsidiaries that experience losses.At the macro level,the effects are more pronounced when overseas operations are in OECD and Belt and Road countries,or in areas with higher economic or political risks and greater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helps mitigate cash flow fluctuations and operational risks for multinational firms.This study advances research on the determinants of financial asset allocation and has implications relevant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s“Go Global”and Belt and Road strategies and its efforts to realize a developed financial sector to service the Chinese economy.

压力还是监督:机构投资者调研与企业金融化

基于2013—2021年深交所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从监督效应和压力效应两种竞争视角,考察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结果表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化具有正向影响。划分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后发现,机构投资者调研能够促进企业配置“蓄水池”类金融资产,抑制企业配置“投资替代”类金融资产,这说明机构投资者调研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具有监督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融资约束较低、代理成本较高的企业,机构投资者调研对其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更强;机构投资者调研对金融资产配置的监督效应有助于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对有关部门完善投资者关系管理,借助市场手段改善“脱实向虚”问题提供了可行依据。

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能抑制地方国有 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吗?

以2015年末我国实施的省以下审计机关人财物管理试点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选取2011—2020年A股地方国有企业为研究样本,利用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有效抑制了地方国有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规模。区分金融资产类别后研究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对企业显性金融资产规模的抑制效果较明显,但与隐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间无明显相关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当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力度以及地方审计机关的审计强度越大时,政府审计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越明显。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审计管理体制改革通过规范政府干预缩减了地方国有企业显性金融资产配置规模,且在财政压力较大的地区这一抑制效果更为明显。

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形成了庞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对经济社会各个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居民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和2019年两期数据,实证分析了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之后结论依然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人口流动对50岁以上的户主家庭和城市居民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促进作用更大;同时,人口流动通过影响家庭的社会互动和风险偏好,进而提升家庭的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水平。鉴于已有文献鲜有从人口流动视角研究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问题,研究结论丰富了相关文献,同时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优化人口流动机制、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提供了理论依据。

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否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宽带中国”示范城市的政策效应分析

农村家庭在信息获取上的劣势是其金融脆弱性比城市家庭更高的原因之一,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能够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面临的信息约束与信息劣势,从而可以通过增加家庭收入和优化家庭资产负债配置来缓解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0—2018年的5期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进行政策效应分析,结果表明,“宽带中国”示范城市建设显著降低了农村家庭的金融脆弱性;机制分析发现,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提高农村居民非农就业和购买商业保险的概率,并提高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收入和保险参与度,即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以通过促进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两条路径来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异质性分析结果显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对户主为男性、户主未婚、平均文化程度较低、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家庭具有更为显著的金融脆弱性缓解作用。因此,应加强农村地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并充分发挥“数字下乡”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和保险参与的积极作用,有效缓解农村家庭金融脆弱性。

苦尽甘来:子女数量与家庭财务脆弱性

子女数量与家庭经济行为息息相关。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探究子女数量对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抚养阶段子女数量增加会通过提高养育成本、降低劳动供给、改变资产配置增加家庭财务脆弱性,其中城市家庭更为显著。而父母在体制内工作、有较高的受教育水平和金融素养的家庭则不受影响。进一步分析发现,成年子女数量增加显著降低了家庭财务脆弱性,呈现出苦尽甘来的生命周期特征。从而,完善生育保障体系、提高育龄人群生育意愿,对于改善我国人口结构具有重要意义。

人口老龄化视角下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基于CHFS的分析

为探究人口老龄化对于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本文基于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从深度与广度两个层面探究了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生命周期特征。研究发现,风险资产比重在青壮年时期变化不大,而在55岁之后显著减少;股票资产占比、风险资产种数与年龄呈倒U型关系,并在45至55岁达到峰值;现金与银行存款的占比与年龄呈正相关关系。与此同时,本文分析了老龄化程度加深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发现老年人口占比提升对家庭风险金融市场参与和风险资产配置产生了显著的抑制作用,而这一抑制作用受养老保险覆盖率与收入的调节,并存在地域异质性。机制分析发现,主观风险态度与金融素养是年龄结构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重要途径。最后,针对我国人口老龄化背景下的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问题,本文结合实证所得结论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金融素养、家庭资产配置与财富积累

作为一种重要的人力资本,金融素养水平的高低会对居民家庭的金融决策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本文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CHFS)数据,考察了金融素养对我国居民家庭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影响。研究认为,金融素养的提升不仅有效促进了家庭对风险金融资产的持有,还促进了家庭持有投资性房产的概率和程度,而且,金融素养也显著促进家庭的财富积累。机制分析表明,金融素养会通过推动家庭配置风险金融资产和投资性房产获得较高的投资收益,以及推动家庭进行养老规划,从而促进家庭财富积累。异质性分析表明,相较于基础金融素养,高级金融素养对家庭资产配置、财富积累的促进作用更大;与农村家庭、中低财富家庭相比,金融素养促进城镇家庭、高财富家庭的资产配置和财富积累的作用更大。本文研究为提升居民金融素养、促进家庭资产配置优化和财富积累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涵义。

人力资本异质性与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教育和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Probit和Tobit模型来考察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对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行为的影响,并对其内在传导机制进行中介效应分析。研究发现: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会促进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并增加对风险性金融资产的投资。异质性分析表明,教育人力资本和健康人力资本的提升效应存在区域差异性,经济条件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农民工参与风险性金融市场的潜力较大;就性别而言,教育人力资本在男性农民工的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中影响更大,而健康人力资本对女性农民工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更为明显。机制检验表明,教育人力资本通过提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和金融素养的方式增加其对风险性资产的配置比例;健康人力资本越高,农民工的风险偏好越强,越倾向于投资风险性金融资产,其财产性收入也因此提高。据此,应加速提升农村地区教育和健康人力资本水平,并优化金融环境,针对农民工的实际需求提供金融服务;农民工自身也要主动学习金融知识,提高金融素养水平,拓展了解金融信息的渠道,提升抗风险能力,不断优化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

金融资产配置与中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

人口老龄化背景下,我国中老年人口金融资产配置与生活满意度的关联值得探究。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存款等非风险性金融资产的增加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而风险性金融资产和负债的增加则会降低其生活满意度;影响程度随金融资产量、年龄组别、早期经历而具有异质性特征,且结论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具体而言,中老年金融资产配置影响其生活满意度的直接效应占主导地位,间接效应传导途径包括健康状况、安全感和获得感,其中健康状况的贡献度最大。进一步研究表明,金融资产对中老年群体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存在示范效应,而负债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既不存在示范效应、也不存在攀比效应;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由此,增强中老年群体金融素养教育,加强对中老年群体健康的关注,提高中老年群体的安全感,加强中老年人口社会资本积累,以强化示范效应、保持宏观经济稳健运行。

企业“脱实向虚”:未雨绸缪还是投机逐利——基于宏观视角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中国实体企业“脱实向虚”的现象引起各界高度关注,已成为当前经济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项严峻挑战。企业“脱实向虚”的动机究竟是预防性储蓄还是投机逐利,国内外学者尚未达成共识。基于宏观视角,利用2009—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季度数据,通过实证分析宏观经济变化对中国实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结果表明:总体来看,在经济下行、货币政策紧缩以及资本市场萎靡时期,企业金融资产持有总量占比下降,且金融资产内部配置也受到影响,即稳健型金融资产占总金融资产比重上升,而风险型金融资产占比下降;分行业和地区看,这一抑制现象在东部地区和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相较于弱融资约束企业,强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资产持有对宏观经济变化更为敏感,这表明中国实体企业金融化行为的主要动机是预防性储蓄,而非投机逐利。

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利用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从微观视角探讨数字金融能力对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的影响效应和机制。研究发现数字金融能力能够显著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的配置多样性和配置比重。就提高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多样性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城镇居民、东部地区家庭、较高教育水平和较高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就提高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比重而言,数字金融能力的作用在农民、中西部地区家庭、较低教育水平和较低财富水平的家庭中更加显著。数字金融能力能够通过提升家庭风险偏好以及促进家庭保险配置等路径优化家庭风险性金融资产配置。因此,应注重提升居民数字金融能力水平,普及数字技能和金融知识,加大数字金融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缩小“知识鸿沟”“数字鸿沟”,促进家庭参与金融市场。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预防还是逐利?

运用2007—2021年重污染行业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环境保护税法》的准自然实验,分析了环境规制对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显著提高了重污染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企业主要出于“预防储蓄”动机增加短期金融资产进行预防,而非出于“投资替代”动机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来逐利。机制分析发现,重污染企业感知到的融资约束和环保投资所造成的内外双重资金压力是其增加金融资产配置以作“预防储蓄”的重要原因,且非正式融资渠道为其提供了流动性准备。非国有企业和小规模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水平对环境规制更加敏感,支持了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预防储蓄”动机。本文为有效实施环境规制、切实防范重污染企业金融风险、避免金融“脱实向虚”提供了政策参考。

“双支柱”政策调控与企业金融资产配置时变关系研究:基于TVP-SV-VAR模型的实证检验

金融科技发展和市场制度变革给传统金融体系带来的巨大冲击,使得“双支柱”政策调控的有效性面临严峻考验。借助TVP-SV-VAR模型,实证检验“双支柱”政策调控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动态脉冲效应。研究表明,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调控效果呈现出阶段性的演化特征,二者的协同效应能够有效抑制企业金融资产的过度配置。相比制度环境冲击,“双支柱”政策调控在面对金融环境冲击时表现出更强的作用效果和力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双支柱”政策通过资本流动管理、资产价格稳定和金融风险缓释途径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且对流动性与非流动性金融资产配置的作用效果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为理解实体企业金融化和完善金融市场制度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也为政府相关部门依据金融环境和制度环境进行“双支柱”政策调控的动态调整提供决策依据。

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

以《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的黄河流域家庭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普惠金融的机制作用与异质性因素。研究结果显示,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有明显的改善作用;数字普惠金融可以通过提高家庭的互联网使用意愿、金融素养与增加家庭财富来改善黄河流域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数字普惠金融对中上游家庭金融资产配置都有正向促进作用;相比于城镇家庭,数字普惠金融对黄河流域农村家庭的金融资产配置有更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是否降低了债务杠杆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基于CHFS调查数据的微观实证

本文基于CHFS调查数据和数字普惠金融指数数据,探究数字金融能否降低债务杠杆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进而促进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结构优化和效率提升。研究表明,债务杠杆影响负债家庭参与金融市场的积极性并导致金融资产配置效率降低,但对低债务家庭的影响具有一定的非线性效应。而数字金融通过提升低负债家庭的投资便利性和信贷可及性,有效降低了低债务杠杆对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负面影响;但对高债务杠杆家庭而言,不合理地运用数字金融反而进一步降低了其金融资产配置的效率。本文的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广度、数字金融使用深度和数字金融化程度可抑制债务杠杆的上升,显著降低长期贷款对低负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消极影响,但会加剧短期贷款对高负债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的负面影响。

金融科技影响企业创新投资的效应与机制研究

基于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金融科技发展对企业创新投资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发展有助于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短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抑制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企业创新投资水平;高管股权激励和政府补助均对金融科技的创新投资驱动效应有显著的强化作用;在非国有企业中,金融科技对于创新投资的驱动效应更显著。

金融素养、家庭资产配置与相对贫困——基于CHFS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CHFS)的微观数据,采用(Factor Analysis)因子分析方法和静态收入贫困测度法对金融素养和相对贫困进行分析和测量,采用加权赋值法根据金融产品本身的复杂度和风险程度赋值,从而对家庭资产配置的多样性进行测量,并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金融素养对相对贫困的影响,识别了依托金融素养缓解相对贫困问题的路径。研究结果表明,金融素养不足是相对贫困群体不减贫的重要原因,金融素养的提升能够显著缓解相对贫困问题。金融素养有助于降低资金信息获取成本,提升参与市场经济意识,增加信贷可得性,从而帮助家庭更好地管理和配置自己的资产,提高资产配置效率和收益率,进而缓解相对贫困问题,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税负加重是否会影响企业金融资产配置?

基于2006—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分析了税负加重对企业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税负加重会促进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这一促进效应对高技术企业和战略激进型企业更为显著;因税负加重而引发的企业金融资产配置行为提高了企业金融错配程度和股价崩盘风险。鉴于此,政府应持续释放减税降费红利,助力企业融资纾困,约束企业过度金融化行为,以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变中“求新”还是“求稳”:战略变化幅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金融资产配置视角的分析

在我国从经济高速发展迈向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企业作为微观主体如何通过战略变化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战略变化幅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战略变化幅度显著抑制了企业创新,且企业金融资产配置在二者中发挥了中介作用,体现为企业战略变化幅度越大时金融资产配置程度越高,进而对创新活动产生“挤出效应”。进一步异质性检验发现,在行业竞争度较低、财务风险较高的企业中,战略变化幅度对企业创新的负向影响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