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风险性监管的AIGC教育应用伦理风险治理研究

爆火出圈的ChatGPT为AIGC的发展带来了重大突破,也使教育领域从普适走向个性、从单一走向多样、从零散走向整合,人工智能赋能教育进入新阶段,随之也面临AIGC带来的一系列伦理风险,引起教育工作者的高度关注,需要从风险性监管视角来处理AIGC教育应用的伦理风险。该文首先从“人-技术”交互角度归纳AIGC教育应用四类伦理风险:算法相关伦理风险、数据相关伦理风险、技术相关伦理风险和应用相关伦理风险。其次以风险性监管流程为基础制定AIGC教育应用伦理风险的治理框架,依据治理框架对四类伦理风险按照“归纳-运行-分级”的顺序实行监管:在总结伦理风险已有的治理依据后构建“5W1H”监管模型,对伦理风险进行编码后实现高、中、低三类分级。以此系统化的监管流程为应对AIGC教育应用伦理风险提供借鉴,对AIGC时代赋能教育的伦理使用指南提供指向性的引领,推动教育领域这场持久变革的健康化发展。

资本约束对监管效力的冲击效应研究

本文改变了传统研究思路,在模型中以虚拟变量形式加入代表监管压力水平的目标"锚",研究了银行资本约束与风险行为、顺周期性、宏观经济波动等三个层面的关系,以此验证资本约束对中国商业银行监管效力的冲击效应。研究显示:加强资本监管有助于化解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资本监管的"信贷萎缩"效应在中国银行业中并不成立;银行资本在监管标准之上或之下对信贷投放周期和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不同。进一步分析得到:资本充足率监管存在一个适度问题,在银行资本低于这个目标锚时加强监管则可以提高社会福利,反之在高于目标锚时,若继续加强监管则会损害社会福利,反而有利于信贷扩张,该结论为中国银行业资本监管带来重要的政策启示。

金融监管如何影响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来自CHFS的证据

金融监管是引导金融机构合规运营、保障金融市场有序运行、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重要条件,可能影响家庭金融资产配置决策。本文利用地方金融监管数据和2013—2019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数据所做的研究发现,金融监管强度的提高将促进家庭参与风险金融市场,提高家庭资产中风险金融资产的份额;机制分析发现,金融监管主要通过提高家庭信任程度、降低家庭风险厌恶概率路径,来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进一步分析表明,金融监管强度提高还可改善家庭金融资产投资的多样性;中央金融监管与地方金融监管的协调配合,有利于促进家庭投资风险金融资产。上述结论为研究家庭金融资产配置提供了一个新视角,也为金融监管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支持。

我国银行业监管效率研究综述

银行业监管作为一国金融监管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监管效率问题越来越受到各国的关注。近年来,我国银行业监管工作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在很多方面还存在问题,监管效率还不尽人意。本文通过对我国近些年来的银行业监管效率的研究进行总结,以期对今后银行业监管效率的研究提供借鉴。

情绪和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的影响及其神经基础

风险决策是人们在生存和发展中的重要决策。实证研究表明,情绪和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有重要的影响。情绪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理论解释包括情绪维持假说、情绪泛化假说以及躯体标记学说;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影响的神经机制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主要可以定位在大脑的纹状体以及中脑和脑岛。在此基础上分析了情绪和情绪调节对风险决策影响研究的应用价值以及未来的研究趋势。

对化工行业企业风险单元监管的几点思考

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化学品进入人们生产生活中,化工企业的环境安全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本文以中科华宇(福建)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化工企业风险排查为例,介绍该企业风险单元及主要污染源、针对防控措施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方案。阐述城厢区化工企业及政府在环境风险防控中存在问题与不足,提出企业要落实环境安全主体责任、建设环境防控措施、配置应急物质,进一步为城厢区化工企业环境应急管理提供依据。

制度主义公共债务管理模式失灵的再反思——与刘尚希等商榷

《制度主义公共债务管理模式的失灵——基于公共风险视角的反思》一文认为,基于确定性思维的公共债务管理模式与公共风险的不确定性无法有效匹配是全球范围内制度主义公共债务管理模式失灵的根本原因,并一以贯之地坚持公共风险是债务风险的源头,将减少政府应对公共风险的责任作为减少公共债务的治本之道。文章在理论逻辑上以公共风险的不确定性否定制度确定性来解释世界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公共债务管理模式失灵,会导致对确定性和不确定性关系的认识论谬误;解释框架上否定制度主义,以追求确定性公共风险的行为约束替代制度约束,反而重新踏入已被该文抛弃的制度主义的领地。反思制度主义公共债务管理模式的失灵需要转化单一的经济学理论分析范式,尝试性引入跨学科分析的回应性监管理论。

人工智能时代党建的“技术利维坦”风险应对

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技术与党的建设加速联结并深度融合,既推动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也为党的建设带来不确定性风险。人工智能技术在党建领域的广泛应用,很容易出现“技术利维坦”,使党的建设面临技术工具化、思维理念异化、被技术奴役等现实风险。这些风险侵蚀着党的肌体,削弱了党的建设工作成效。面对人工智能时代党的建设风险,我们可以通过建立健全党建工作体系、党内伦理体系和党内风险防范制度,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和党内法治监督机制来提升风险的应对能力,释放技术与党建的内在动能,促进二者的深度融合、协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