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基因视域下礼乐精神的艺术呈现与价值构建

在中国文化基因谱系中,礼乐作为“天人合一”的实践媒介,体现出一种将宇宙秩序引入人性与社会的文化模式。自然之律、道德之音、仪式之乐作为礼乐精神的三重维度,以十二音律合于天地之气、以琴乐德音涵养高尚人格、以祭祀乐舞象征伦理秩序的深刻意蕴,构成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品质。礼乐精神作为中华文化基因的重要组成部分,其通过塑造国家意象,以及审美体验和道德教化的双重作用,涵养人性意蕴,体现伦理精神。

凝结中华民族共同意识:以中秋民俗艺术的深层历史内涵与现代转化为例

中秋节起源于月祭,月祭在世界各地早期均有发生,且多与“生殖崇拜”相联系,是原始思维的产物。但我国自周以来的官方月祭内涵已经从生殖崇拜转向了对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尊重,并与礼乐文化及“阴阳”观念结合。除了官方祭月活动,中秋节的民俗仪式在形成过程中更多地受到民间信仰、神话传说及文人赏月活动的影响。“嫦娥奔月”和“吴刚伐桂”是两个与中秋节密切相关的神话,它们在中秋民俗与信仰的形成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通过考察中秋民俗,可以了解中国人信仰系统中某些美好的理念及长生久视思想的形成过程。中秋节的传统在当代社会受到了严重冲击,中秋节民俗仪式的重建活动需要抓住“团圆”“平等”“诗意”“生命感”四个核心内涵进行,同时利用当下发达的网络与社交媒体、教育戏剧等新手段进行推广,与时俱进地赋予其新的生命力。

主敬与中和:儒家治道思想的根基

儒家的“中和”观念并不局限于心性范围,还可以从治道的角度进行理解。“中和”的形式与目的根植于人性之中,但由于生命的形态最初不是现成饱满的,因而需要通过教化加以实现。根据《孝经》的记载,孔子主张通过礼乐形式使社会有序运作,调节天下百姓的性情,使之和睦而不生怨气,从而维持社会的“中和”形态。从礼乐到“中和”,是以人伦作为勾连,根源在于使民众在伦理生活中产生爱敬之心。爱敬是礼乐的实质内涵,也是施行礼乐的目的所在。爱敬观念背后有一个逻辑圆环:一方面,敬身的实质是敬亲,敬亲的渊源可以追溯到敬天;另一方面,敬身向外推扩是从父母开始,由近及远至全天下的范围,这一逻辑圆环构成了天人系统的顺畅运行。施教者通过推扩爱敬,向百姓教敬教爱,引导与发掘民众本性中的爱敬潜质,使之在亲子关系中实现出来,由此维持天人系统的“中和”形态。

郭店楚简《性自命出》“有为”文学主张的内涵

郭店楚墓竹简中的《性自命出》篇在言及诗、书、礼、乐等传统经典时,分别提出了“有为为之”“有为言之”和“有为举之”的概括。这一概括不仅是对前代文化经典的总结,也蕴含了对文学必须“有为”的理论主张。尤其是其中“有为言之”的说法,更是关涉语言这一文学的核心问题。基于之前礼乐时代人道的思想立场与文化原则,“有为”之学肯定了人文价值的实在性,与道家的虚无主张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在言语形式上,“有为”的理论主张又最终和礼乐文化相结合,落实到具体的实践规范之上,由此丰富了儒家与先秦文学理论的内涵。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流风遗韵——以叔孙通“起礼乐”为中心的考察

齐文化人才思想的核心要素为“尊贤上功”的根本指导思想、“大人才观”的选拔标准与“终身树人”的培养思想。通过论证齐国对薛地的长期统治与薛地盛行的礼乐文化与任侠文化、叔孙通“稷嗣君”封号与稷下学风的渊源,可以发现齐文化在薛地长期处于主流地位并影响了身为薛人的叔孙通。通观叔孙通在为汉家“起礼乐”过程中对待人才的方式,本文认为其人才理念与齐文化人才思想基本一脉相承而又有新特征,具体表现为对“大人才观”选拔标准的细化与坚守。叔孙通躬身践行、重视时效的做法,不仅是齐文化“尊贤上功”人才思想的流风所及,也是以稷下学派为代表的、以“务为治”的中华文化精神与先秦士人品格的回响。

迷失与复归:妈祖之“礼”与“她时代”女性的精神追寻

妈祖是中华民族的一位优秀女性典范,在她身上高度集中地体现出孔子式的礼乐精神和礼乐境界,展现出女性丰盛的人生、圆满的人性和独特的女性精神,这为“她时代”下女性的精神追寻带来重要的思想价值和智慧策略。“她时代”下的女性,深受多元文化的影响和西方文化的冲击,出现传统文化失落的现象,导致身份感、归属感和价值感迷失的现象较严重。践行妈祖之“礼”,承传和发扬礼乐文化,可破解“她时代”下女性的事业与家庭这个“鱼和熊掌”难以兼得的大难题,可寻回并体现新时代风范的女性精神。

心灵与音乐之间的互动机理——基于《礼记·乐记》的音乐心理学研究

作为中国最具代表意义的音乐文化典籍《礼记·乐记》始终贯彻一个基本逻辑,即音乐来自人的心灵感应。本文基于音乐心理学视角,以《礼记·乐记》为文本,围绕哀心、乐心、喜心、怒心、敬心、爱心等心态与音乐的互动机理,淫志、溺志、烦志、乔志等心志与音乐的互动机理,疏达、恭俭、清廉、温良等心理品格与音乐的互动机理,探讨人的心理与音乐之间的辩证关系。

宋代元会礼乐仪制的新变

元日朝会历来颇受统治者及朝廷的重视,且各代的元会礼乐仪制又有所差异。宋代元会仪则在继承前制的基础上,作出较大幅度的增补和改革。诸如宋代在皇帝朝贺皇太后、鸣鞭、炉烟升、帘内再拜及称贺帘外等方面予以增补,并于元会所属类别问题、元会仪次序、贺辞与寿辞的宣读者、上寿仪步骤、行礼方位、皇帝与百官着装、元会仪地点、乐舞的使用等方面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宋代礼乐仪制的诸多变化,既与宋代崇文抑武、崇儒尚雅的治国方略和文化政策有关,又反映出其对前代礼乐制度着力厘革的迫切要求及政治制度化的进一步加强。

论古代戏曲美育观念的历史演进及体系建构

“礼乐论化”是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直接渗透和影响了戏曲教化观念的生成和发展。宋元时期,文人开始介入戏曲活动,他们自觉地将“诗教”观念移植进戏曲。高则诚提出“不关风化体,纵好也徒然”,奠定了“风教观”的基础,明中期剧坛掀起了教化剧风潮。随着教化剧的逐渐僵化,明后期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以汤显祖为代表的一批剧作家提出了“以情为理”的教化观念。清代皇权强化,戏曲中“情”与“理”以调和的态势,逐渐融入审美性的教化观念,成为“戏教”思想的两个重要维度。

早期中国公共秩序之建构

早期中国在自然、生产、行政、生活和社会领域内持续建构公共秩序,并确立了秩序运行的道德原则,将之强化为道德认同,作为衡量社会行为的标准,形成了道德秩序。在此基础上建构的礼乐制度,将道德认同作为内在要求,形成了既能别异又能合同的秩序形态,使之担负价值判断的职能,不断促成公共秩序的运行。两汉将孟子所总结的四端拓展为仁、义、礼、智、信五伦,依托天地自然秩序建构起人伦秩序的运行模式,阐释了公共伦理的基本逻辑,建构了公共秩序的评骘体系。

文中子乐教思想述论

文中子王通生于魏晋南北朝乱世末期,由于亲眼目睹政治混乱、兵戈四起带给百姓的灾难,他逐渐孕育出以天下为己任、身体力行传承古代礼乐教化的文化意识。首先,他从理论上界定了乐教的本质,认为乐是对于圣王之德的一种象征与描绘;其次,他指出乐教的作用机制是通过礼乐将其蕴含的道德精神,以一种具体可感、喜闻乐见的形式表现出来,然后在潜移默化中感动聆听者,使之浸润在道德之善、艺术之美中而受到诱导,最终影响其内心世界与外在言行;最后,他通过点评历代礼乐教化、教育弟子、参与政治等实践,试图在隋初重建礼乐。虽然最终未能实现其愿景,但王通乐教思想仍有不可磨灭、值得研究的现代价值。

诗礼乐“三教”内涵论略

孔子思想体系中的诗教、礼教和乐教各有侧重:诗教侧重“义用”,其旨归是培养达政与专对人才,兴发人的好善恶恶之心;礼教侧重“节用”,其旨归是引导个体出于生命的自觉要求,顺应天地四时之大节大礼,遵守人伦道德规范,使整个人类社会处于和谐有序的状态;乐教侧重“声用”,其旨归是培养人的和通之性,引导个体破除小我局限,体验物我一体的生命舒展感。同时,诗礼乐“三教”构成了一个完整的育人体系,以人格培养为第一要义,以实现人生的艺术化为立足重心,旨在使人从世俗生活中兴发感动,既顺情适性的生活,又自觉地涵融群体生活,最终达到天人相和、人际相和、身心相和以及家国相和的境界。

思想、生活与生命——论梁漱溟对孔子礼乐思想之诠释

孔子礼乐思想是其在总结周代礼乐思想基础上,纳仁于礼的创制。梁漱溟对孔子礼乐思想的诠释首先在对礼法关系的分梳上,并通过对礼之真情发端于自然、重质轻文、彰显于情理三个层次的疏解,将孔子生活之乐与其礼乐思想相统一,从而使礼乐之教成为生命之理。孔子礼乐思想具有多重内涵,把握梁漱溟对孔子思想的解读对于考察孔子礼乐思想有积极意义。

中国古典美学视域下的体育文化探源与概念思辨

体育文化的历史生成与概念思辨不仅是体育理论研究中的基础性问题,更是探究中国体育文化传承与发展规律的基本途径和重要手段。为解决以往体育起源诸学说过于笼统和宽泛的不足,从体育的生成与发展中把握其本质特征,从而提出“礼乐起源”的学说,以期在体育的形式和形态中理解其文化智慧与审美理想,对体育进行一种文化与审美的整体观照。中国体育的历史传承深受中国古典哲学思想的熏陶,具有塑造行为、培养情感和提升品格等审美教化功能,并对近代以来中国“体育”术语概念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为摆脱多年来体育概念定义困难的尴尬局面,应坚持历史与逻辑发展相统一的原则,避免对体育概念进行统一划归式的总结,从中国体育的礼乐本质与当代意义出发,坚守其“生命本位”的核心价值与“雅俗共赏”的艺术精神,为我国体育理论研究的深化和提升提供理论创新。

唐代籍田赋及其礼乐文化意蕴

籍田礼是帝王春耕前举行的一种祭祀活动,目的是表达对农业的重视,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亦指天子示范性的耕作。唐代籍田礼在多元化背景下取得了较好的传承发展,文人也由此创作出许多优美的籍田赋。研究唐代籍田赋中所包含的劝课农桑思想、敬天崇礼理念,挖掘其礼乐价值与文学价值,考查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对于农业发展的重要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先秦龙形象中的礼制元素及其演进

中华民族的龙形象来源于蛇、鳄、鱼、蜥蜴、鲵、猪、马、牛、鹿、虎、熊等多种动物,在新石器时代已成为重要的祭祀礼器纹饰。夏、商、西周时期,龙纹综合了多种原龙造型,是礼乐伦理建构的形象表征。至春秋战国,龙形象与凤、虎等形象进一步融合,呈现多元化与开放性特征,并逐步成为礼制文化的代表性符号。先秦时期,龙作为沟通人神的通天神兽,经历从原龙到夔龙再到飞龙的造型变化,象征了礼制文化从单一到多元的兼容并蓄的发展过程,蕴含着中华民族最核心的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的宇宙观。

胡瑗“明体达用”的政治思想及实践

胡瑗“明体达用”既是宋学精神的体现,也是治国施政的纲领,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内涵。胡瑗“明体达用”以“仁义礼乐”为政治原则,以“大中之道”为政治策略,追求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政治理想,成为范仲淹、王安石变法的重要学术资源和理论基础,被广泛运用于政治实践,影响并推动了北宋时期的政治改革运动。

尽善尽美:美育教学实践中自律性与他律性的辩证转化

美育教师是美育教学实践的重要力量,美育教学实践的自律性解析出美育教学实践内容是美育教师的创造性产物,决定了美育不应只是思政、道德教育的从属;而他律性阐释了美育教学实践的社会功能、职责与担当,美育教学实践中的自律性与他律性,二者互为平衡关系,并在发展中相互转化。

礼乐制度与《周南·桃夭》篇的文化意蕴

《周南·桃夭》是《诗经》中的著名篇章,从礼乐制度的角度解读该诗,可以对先秦时代的审美标准、道德观念及人们的行为规范有进一步的认识,真正理解《诗经》的诗教价值和礼教意义。《周南·桃夭》反映了周人美善并臻的审美观、希冀家庭幸福美满的婚姻观以及期盼家族子孙蕃盛的子嗣观。这些观念的形成与当时社会的礼乐文化背景密不可分,值得认真探讨。

从《大唐开元礼》看唐朝礼乐制度的新变及影响

中华文明是在不断交流与融合中逐渐形成的,我国古代的礼乐制度亦是如此。唐朝作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强大而开放的封建王朝,其礼仪制度必然对后世影响颇深。唐朝礼仪制度的形成与其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着重要关联,是唐朝统治者根据政治需求结合实际条件而制定的封建礼仪制度。《大唐开元礼》作为盛唐时期官修的礼仪制度,可从各个方面展现盛唐时期的礼乐,从中既可以看到对前朝礼乐的继承,也可看到在盛世之下礼乐制度的革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