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天法祖”与“格卜异象”——周初“天命论”现实有效的形式保障

作为一种政治宣传,周初“天命论”的现实有效性问题,是一个根本的基础性问题,而其最终的宣说效果无疑由形式和内容两方面共同决定。“天命靡常”“德民是依”等周初“天命论”所宣说的新观念、新逻辑虽然强辩,却一时难以为殷遗和万民所心悦诚服地接受。因此周人不仅充分利用了“祭卜格异”等传统的宗教文化实践形式,以彰显“天命”唤起民众的心理和情感认同;而且以祖先崇拜为接引,通过“以祖配天”和榜样政治的制度设计与实施,将“天命论”中的“德治”理念真正贯彻落实于现实政治当中。所以,“祭卜格异”与祖先崇拜等原始神秘的非理性存在,成为“德民”理性主线之外,周初“天命论”现实有效的形式保障和逻辑辅线。

从宗庙祭祀制度看北朝礼制建设

北朝礼制建设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伴随着氏族制度向家族制度转化而采取的政治上与南朝争正朔和文化上同汉族趋一体的基本手段与策略。作为礼制主干内容的宗庙祭祀制度的建设与完备是北朝礼制建设的一个重要表征。本文尝试从宗庙祭祀制度这一独特层面论述北朝时期礼制建设的基本路迹与特征。北朝礼制建设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其间充满着胡汉文化矛盾与冲突。孝文帝改革是北朝礼制建设的一个转折点,在汉族士人的帮助下,孝文帝建立了融合各种因子的全新五礼体系,宗庙祭礼正是北朝五礼创制的一个典型代表。

慎终追远与国人之灵魂归宿

"慎终追远"是中国孝道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高度智慧的结晶。它通过对严父的崇敬、进而对祖先的崇拜,形成为一种"礼教"的形式,不仅培养了农耕文明所需要的温柔敦厚人格,也从制度上凝聚了全体国民的向心力,促使中华民族从"祖先认同"走向了"民族认同";尤为重要的是,它让国人通过血缘链的接续找到了灵魂的归宿,并通过子孙"慎终追远"的香火祭祀,使灵魂获得了永生。

试论“熙丰变礼”及其思想史意义

北宋神宗朝"熙丰变礼"是唐宋礼制发展中的重要环节。在"追法三代"的政治思想推动下,同时出于国家治理的务实需求,当时执政者在熙宁年间通过编修南郊等式,以法令的形式将礼仪的过程标准化、规范化;元丰时期,又设专门机构,以经学为本,以义起礼,讨论历代沿革以考得失,编修郊庙礼文并付诸实行。从礼制史的角度看,这是将礼的经典性、权威性和实用性进行统一的一次尝试;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则是以详定礼文的形式,将经学学术和治理实践相结合,超越汉唐格局,追求高远的政治人文理想,是当时变法改制的重要精神底色。

北方古代游牧民族丧葬祭祀习俗中的宗法特征——北方古代游牧民族宗法文化研究之四

我国西北古代少数民族事死如事生的丧葬礼俗和寓于多神信仰中的祖先崇拜,以及顺天应命的天命观,均反映了一定的宗法特征。

中国传统和合思想历史演变考察(Ⅰ)

西周以前的中国传统和合思想的历史演变呈现出这样的脉络:远古时代,万物有灵的意识占据人们的思想,它认为自然物和人一样,具有思想、意志和感情,也有各自的灵魂存在,这种灵魂支配着自然物的运动。夏商时代,万物有灵意识逐步发展到崇祖敬天思想,祖先崇拜和上帝(天)崇拜突出出来。西周时代,对天的崇拜有了新的内容,周人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的思想,在神人相和中,周天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在人间秩序中也存在着"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

山西沁县卫氏宗族清明祭仪研究

山西沁县卫氏宗祠祭仪是一份非常完备的礼仪典章制度。从集体表象理论和结构-功能论看,它是凝聚宗族成为一个共同体的手段;从象征论看,它是区别地域社会其他宗族并由此获得荣誉感和自豪感的策略,同时也是一群儒生身份的自我表达与展露;从活着的子孙和逝去的祖先两者间的交流看,举办祭仪的地点——祠堂,乃沟通阴阳两个世界的桥梁,并非宗族办公场所。

《诗经》祭祖诗的礼学内涵

近年来,以周代礼乐文化为背景对《诗经》进行研究,是《诗经》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诗经》的美,是浸润着礼乐文化精神的理想美。《诗经》祭祖诗是《诗经》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一段时期以来,却往往被人忽视。事实上,《诗经》祭祖诗是礼乐文化的重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及丰富的礼学内涵。本文拟在考察《诗经》祭祖诗的基础上,试对其礼学内涵进行阐释。

河南桑坪镇岭岗村余氏春节祭祖民俗探析

祭祖是中国民俗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鬼魂崇拜、生殖崇拜、万物有灵思想的遗存,它体现民众对祖先的缅怀和崇拜,以及祈福禳灾的文化现象。通过对河南省南阳市桑坪镇岭岗村余氏家族春节期间的祭祖仪式的探析,以人类学田野调查法去解读祭祖民俗文化。

中国古代祖先崇拜及其和谐关系的构建

祖先崇拜是我国古代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维持在祖先崇拜下的和谐关系是人们面对生命中不同层次矛盾和困难的处理方式。丧葬礼仪、祭祖仪式和家谱制订的目的,是促进人与祖先神之间的和谐、人与宗族关系的和谐,以及自己的身心和谐,并进而推进社会整体和谐关系的构建。它们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人文情怀和生存智慧,是我们坚持民族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基础。

北宋献赋颂扬风尚及其成因

天祚有宋四百余载,献赋活动盛衰不息。北宋献赋既承汉唐传统,又因时代环境的变化而表现出新的特征。祥瑞的出现与封禅活动的举行,为文士词臣提供了大量献赋机会,众人应景奏赋颂扬太平之景与天子圣德。战争不断、天灾频仍,皇帝南郊祭礼祈福消灾,群臣随之而奏赋颂扬,典礼仪式的庄严与太平之景的描绘成为主要内容,也由此而使典礼赋成为宋代尤其是真仁时期辞赋的典型。皇帝经常巡狩,众臣随之奏颂,绵延不断。

满族历史上的宗法性宗教及其基本信仰

历史上,满族曾经历了一个典型的宗法性传统宗教信仰阶段。该信仰的基本对象是"天"和"祖"。天,即天帝、天道、天神;祖,即祖宗、祖德、祖灵。由于对两者崇拜的主要活动是祭祀,且同时进行,故合称为"天祖祭祀"信仰。围绕着"堂子"进行的各种仪式活动构成了这一基本信仰的文化内容。满族宗法性传统宗教是民族与宗教互动发生的结果。今天,"天祖祭祀"信仰在满族民间还有遗留,表现为"祖德宗功"的民俗文化现象。

湘西永顺双凤村土家族传统祭祖仪式的田野记述

双凤村土家族祭祖仪式传达了土家族人有远古祖先茅人,也有近古祖先彭姓土司王的族源观点。各项土家族传统祭祀仪式都可追溯到某个特定传说,通过茅古斯、摆手舞等表演,栩栩如生地再现了土家祖先的生产生活历史情形。通过神话、传说、群体性仪式的多次重复与强调,这种"历史"深植于群体心里,从而持续着对"祖先历史"的制作。

曹魏、西晋郊礼重构及其对郑玄、王肃说之择从

曹魏至西晋的郊礼重构是中古礼制一系列变革中的重要环节。曹魏郊礼由魏明帝下诏制定,西晋郊礼则是世家大族统治者为了再造理想社会所撰《新礼》的组成部分。西晋郊礼与曹魏相比出现了明显变化,最重要的变化是曹魏依从郑玄说,《新礼》则依从王肃说。此外,曹魏为了施行“先祖配天”还进行了祖先系谱的重构。曹魏、西晋郊礼对郑玄、王肃说的择从以及西晋雅乐的重构,说明中古早期的国家礼制在整体重构过程中,各组成部分之间在不断调适。西晋灭亡并没有使重构礼典的传统消失,后来建立的王朝仍在继续进行重构礼典的实践。

周因于殷礼:商周祭祖礼的一贯性

"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指出了商周两代在礼制上的一贯性。祭祖礼作为祭祀典礼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周人没有完全承袭殷商祭祖的周祭和选祭制度,但是在整体上西周祭祖礼是在前代祭祖礼制的基础上因革而成的。殷商典仪职官、有史纪事以及与方国联姻等诸多因素促成了商之祭祖礼在早周的传播。其次,商周在天人观念、权力世袭制度、重视祖先祭祀、重视宗族史书写等诸多方面的共性,也成为西周因革商代祭祖礼的重要原因。

马来西亚广西籍华人秋祭仪式考察分析

在19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兵败,20世纪初中国海禁取消及英国对马来西亚加速开发,以及抗日战争时期国内动荡局势的影响下,广西人先后三次较大规模地迁徙至马来西亚。1957年马来西亚独立后,迁徙的广西人具有了新的身份——马来西亚华人。长期的异乡生活、浓厚的祖籍记忆和强烈的身份认同,使仪式文化现象通过马来西亚各州广西会馆的引导和组织在广西籍华人族群中得到传承。经过对雪隆广西会馆举办的秋祭仪式活动的调查和对参与活动的主要人员的访谈发现,广西籍华人秋祭仪式已发生了从宗族祭拜到“社群共祖”祭拜的转变。同时,广西籍华人秋祭仪式也显现出对中华传统文化如敬老重教的承继。此外,由离乡背井带来的环境、生活和身份的变化,使秋祭仪式在宗教、信仰、“先人”崇拜等方面显示出马来西亚广西籍华人独有的特征。雪隆广西会馆秋祭仪式充分显示了马来西亚广西籍华人当前的传统文化体系的建构状态,辩证、客观地看待这一文化体系将为“一带一路”的文化交流合作提供契机,为深化中马合作搭建桥梁。

“類”与“禷”祭

《诗经》、《尚书》、《周礼》、《礼记》等经籍提到的“禷”祭(又作“類”祭),是上古中国一项有着深厚民俗文化背景和深远历史影响的祭仪。不幸其礼早亡,汉儒已经难究其详。影响及今的《尚书》古文家说和郑玄《礼记》注等,将“禷”祭解为祭天之礼。但根据经籍中的记载来看,“禷”祭指的是当国有大事时,向上帝或社稷宗庙祈福禳灾的一种“祷祈”仪式,与祭天之礼并不是一回事。据《说文解字》等书,“類”字本义是一种犬,可能是白犬。“禷”祭应是指特以“類”为牺牲的祭仪。《山海经》等说“類”具有“自为牝牡”的神奇特性,这与该书所记“白犬有牝牡,是生犬戎”的传说非常相似。在先秦文献中,“類”字常用来指出自同一祖先的子孙后代。这些材料表明“類”与古代中国某些族群的祖先神话有着密切的关系。“禷”祭之形成,正植根于此种观念之上。“禷”祭当属于曾广为流行于上古中国北方地区的犬祭礼俗中某种特定的类型,它的消亡可能与周人颇具理性色彩的的礼制改革有关。

多元化的南方史诗类型思考——基于创世史诗《布洛陀》与《崇般突》比较研究

创世史诗《布洛陀》与《崇般突》在文本结构、演述方式、故事范型等方面存在着诸多相似性,但在叙述主题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旨归,《布洛陀》史诗突出了稻作文化的特质,《崇般突》强调了祭天文化对纳西族历史文化的深刻影响。从全观的史诗视域而言,南方史诗类型的划分是多元的。《布洛陀》称作"稻作史诗",《崇般突》称为"祭天史诗",更符合这两部史诗的文本主旨,也更契合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而仪式类史诗是从南方史诗的演述载体来定位的,祭祖史诗则是依据南方创世史诗的共性主题来界定的。

肃慎系民族对长白山的崇拜与祭祀

长白山作为东北地区重要的文化符号,自古便受到东北诸民族的敬仰和膜拜,其中尤以肃慎系民族对长白山的情感最为持久。肃慎系民族自古便有神秘、隆重且成体例祭祀山岳的习俗。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类似中原的"封禅长白山"习俗渐成制度。安图县的宝马城及吉林市的小白山,分别是金、清这样建立正统王朝的肃慎系民族用以祭祀长白山的皇家神庙所在。

嘎仙洞祝文礼制与北魏初期汉化

通过对《魏书》与大兴安岭嘎仙洞记载的祝文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北魏这次祭祖很少出现鲜卑文化信息。这说明太武帝时期,汉文化的崇拜天地的精神信仰,已经占据北魏朝廷的主流地位,甚至从"天阳地阴"与"先祖先妣"的配祭礼制的一个侧面可以看到,南郊祭天与西郊祭天已经开始出现逐渐汇流的历史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