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符码的动态展演中聚合情感:仪式音乐作为情感动员符号的双重逻辑--基于新世纪以来国庆阅兵仪式的考察

作为一种听觉化的话语修辞文本,仪式音乐具有可溶性、伴随性、渗透性的属性特征,这些特征与情感的波动起伏存在着“异质同构”的相似性。研究以新世纪以来国庆阅兵仪式中的阅兵式音乐与群众游行式音乐作为观测对象,认为仪式音乐可被视作一种“组织符号”,在与仪式场景、仪式器物、仪式操演相互印证、相互契合的展演实践中,音乐文本通过具有意向性的编码与排列组合,将个体的生活经验及想象与国家意象进行巧妙融合、勾连,从而询唤出某种特定情感。在仪式情境所渲染的“能量场”中,仪式音乐表征出特定的意义所指,将政治仪式所内蕴的主流价值进行隐喻性传达,构筑起“散布性支持”的文化资源,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中进行政治动员、政治教化的重要柔性工具。从学理与实践层面审视仪式音乐与情感动员的内在互动逻辑,可以为理解中国式语境下音乐与政治传播实践的关系提供一个崭新视角。

中国礼教视域下的清代家礼书——以《茗洲吴氏家典》为例的讨论

《茗洲吴氏家典》是在清廷文教政策和徽州礼教大背景下出现的一部家礼书。它对礼经和《家礼》所记礼仪既有遵从,也有变通。其对礼之大体的继承和变通,折射出传统礼教所具有的强大生命力。《家典》在制定冠、婚、丧、祭诸礼时,择时俗之可从者不多,而对时俗的批判不遗余力。《家典》具有清代家礼书的共性,然与其他家礼书相比,其更看重的是礼而不是俗。

中国庙学教育实践及其启示

庙学教育作为中国古代地方官学的一种主要形式在教育史上曾占据核心的地位。而长期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其研究很不够,仅有的几个学者对庙学的研究也只是停留在对其进行历史梳理的层面,对庙学教育内在的意义以及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一直缺乏深入的探讨。该文在简要梳理庙学教育传统的历史发展脉络的基础上,深入分析其内在结构,探讨庙学教育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与意义。

何谓“礼法”?

"礼法"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礼+法""礼率法""礼法结合","礼法"是古代中国的法,具有自身的特性与内涵;"礼法"析而言之,包括礼典、律典、习惯法三个子系统,三者各司其职、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多层次、多面相、多功能的礼法体系;"礼法"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是根植于中国古代的礼法社会,符合中国人的法文化心理,在几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悠久的礼法传统。文章从正面、名义和结构阐释了"礼法"的内涵与基础。

中国古代异姓王朝更迭中的禅让:规范、制度、暴力和利益——对传统政治社会皇权魔魅的文化考察

中国古代历史上主要异姓王朝中央政权更迭主要是通过政治禅让加以完成的,并且集中在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王朝之间,传统上政治禅让被看作是权力合法转移的标志。从规范、制度、暴力和利益的视角对中国历史上的13次政治禅让事件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根源在于传统政治社会皇权的价值魔魅。而禅让本质上是对皇权价值魔魅的破除和消解,政治禅让的消失意味着权力的工具化和价值中立。

荀子集群思想的内在逻辑及其现代启示

集群思想是荀子思想的核心。荀子以性恶论为总的指导思想,通过考察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对其集群思想进行了严密的逻辑论证。荀子的集群思想对促进当代和谐社会建立具有积极的多方面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爱邻如己——《利未记》19章解读

诠释释《利未记》19章,关系到如何理解文本中的"圣洁"概念,不同学者理解的侧重点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犹太学者米路金将19章的主体背景定位在被掳前,认为19章的"圣洁"概念代表着伦理观念的普世性层面扩大了;但是卡米凯、戈斯腾伯格等联系18-20章的上下文脉,将19章的最后层的编修背景定位在被掳、甚至后被掳时期,认为19章的"圣洁"概念代表着伦理观念的普世性层面缩小了,它内部包含的仪式诫命,很可能与被掳一后被掳时期犹太教向内封闭和对外排斥的倾向相关联。这种完全不同的观点无疑增加了诠释经文的张力和困难。本文通过分析双方的不同观点,尝试对这些疑难给予一个初步的解决。

东亚礼制和礼论的展开与作为其渊源的荀子礼治思想

就东亚国家、社会以及思想的历史和特质而言,无论是什么时代或哪一朝代,"礼"应该是构成其制度的骨干,亦占据了其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有关"礼"的各种概念和论述则是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各种"礼论",但高度理论性视野下综合思考"礼"对人类整体政治社会秩序的作用问题,则是直到荀子的"礼治思想"才全面展开。汉朝根据荀子"礼治思想"的构想建立了"汉礼",但到了东汉时期,"汉礼"持续落实于东汉政治制度上,如同郑玄"礼学"的例子般,在此之后的知识分子则在"三礼"文献中探索周初理想的"礼制"。而这样"礼学"的典范下,荀子"礼治思想"再也没有发挥其文献引据的作用。

儒家“诗礼”文化视域下的高校学生人文素养培育

自汉代以来,历代统治阶层都将以儒家“诗礼”为核心的思想作为其统治基础,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儒家的诗礼文化不断丰富,起到了教化人心、规范言行的重要作用。诗礼文化对稳定社会秩序、规束人心、导人向善、教化言行都具有不可言喻的重要作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一定的关联性。基于此,阐述了古代官学私塾教育体制下“诗礼”的重要性和作用,指明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儒家“诗礼”文化的关系,并提出了通过“诗礼文化”培育新时代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策略,以供参考。

互动仪式视角下的语码转换研究--以闽南语普通话为例

本研究聚焦于人际互动中语码转换的语用功能,考察闽南地区双语社团日常交际中闽南语与普通话之间的语码转换现象。基于互动仪式概念,本研究从语用角度提出互动仪式视角下的语码转换分析框架,探讨交际者如何在互动中通过语码转换实现权利和义务的执行或转变。研究发现,互动仪式视角对理解语码转换现象的动态语用功能具有重要意义;日常交际中的语码转换往往具有仪式性特征,常标志着互动双方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或转变;交际者通过对不同语言的选择和使用规定或改变人际关系,标志自身与他人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或转变的同时彰显出对特定社会秩序和道德规范的遵守与服从。

礼的运作:魏晋南北朝的仪注文书与礼典编纂

魏晋南北朝时期,日常礼仪事务中使用名为“仪注”的文书。太常、尚书、门下三个机构都参与到仪注文书撰制、奏上、审批过程中,分工符合它们在一般政务运作中的角色。在两晋刘宋,历次施行的仪注文书构成存档和查阅、援引的基本单位,但很可能已被加以整编,以便查阅。齐梁朝廷在档案整理的基础上进一步参酌彼此,撰制定本,修成《五礼仪注》,成为国家的正式礼典。一面勾连礼仪事务与文书,一面勾连一代典章的运作体系,经过两晋南朝的发展逐渐成熟。与魏晋以后仪注文书对应,两汉史料中有称作“礼仪”的文书,东汉曹褒为和帝冠礼作“新礼章句”,或为“仪注”之滥觞。汉代有礼仪文书而未能修成“汉礼”,症结在于其礼仪事务多因秦旧制,制作礼典则是儒家理想,日常运作与典章制作难以衔接。

唐睿宗桥陵寝宫的位置与布局初探

唐代帝陵的寝宫是以寝殿为核心的建筑群,是供奉和祭祀的场所。前辈学者对寝宫的讨论涉及功能、位置、布局等方面,限于考古材料匮乏,诸家多依据文献各持已见。近年来,随着数座唐代帝陵考古调查和钻探资料的公布,学界对寝宫位置的认识逐渐统一,但论证尚不充分;有学者尝试结合文献探讨寝宫布局,但意见不一。二者都有进一步申论的必要。

谈士山盘铭文的“服”字义

本文从唐兰先生旧说出发,讨论新见士山盘铭文“服”字含义,认为其相当于《左传》、《国语》中所见的“职贡”一词,具体包括职事与贡赋两个方面。另外提出士山盘铭之方国“履”应即金文所见的“眉敖”之“眉”。最后指出士山盘铭对于探讨西周恭王时期的政治和先秦服制都具有重要意义。

团体操表演功能:仪式、文化与艺术

团体操表演功能的研究,对明确团体操艺术发展的方向具有基石性的作用,亦是为体育院校原创新学科提供理论依据的一项基础性研究。研究采用文献资料以及44部国家级团体操视频资料统计法,运用文化人类学、象征学、语言学等工具,以团体操起源、表演形式与各种仪式的交汇、手段要素为线索探讨团体操的表演功能。得出:团体操起源于斯拉夫民族国家,因团体操宏大精美的表演形式受到斯拉夫国家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大力推广。这种宏大精美的表演形式被奥运会开幕式、国家纪念日以及国家级会议的开幕式或晚宴所运用,而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仪式表演。团体操表演是通过对手段要素的选择、重组,形成特定图案,这一特定图案用于彰显人性中的正能量,即对生命的礼赞。礼赞的对象,称为团体操的文化、艺术功能。团体操表演功能是,完成民族文化符号的展示、完成民族命运密码的展示和完成主题的展示。

礼法“调协”的多重含义——基于瞿同祖研究的再探讨

瞿同祖的“法律儒家化”和“以礼入法”是中国法律社会学中的经典概念。不过,在初版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瞿同祖对于礼法间的关系有一种含义更为丰富的理解——礼法“调协”。本文首先探讨瞿同祖从礼法“调协”到“以礼入法”的理解变化,区分二者的异同,指出礼法“协调”所具有的两重意义随后利用瞿同祖曾利用过的大清律例、清代的官箴书以及清代具体的司法档案等史料,进一步探究瞿同祖所提出的礼法“协调”的多重含义,并据此探索未来中国法律社会学研究的一个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