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圣悖论与民间信仰双重性

中国民间信仰的社会学本质,即是中国信仰在民间的实践方式。它以中国底层社会大众对于神圣及其神圣祭拜对象的理解,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一套神人互动的信仰仪式及制度体系,形成了中国民间信仰的核心机制。其中,仪式专家或仪式承包者既是民间信仰仪式的操持者,也是民间信仰观念与仪式精神的维系者、传播者和信仰方式变革的推动者,是当代中国社会民间信仰复苏的最直接发起者和关键性力量。为此,对仪式专家或仪式承包者的研究,就能整体把握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方法,进而呈现中国民间信仰的内在统一性与实践方式的多样性,大体呈现了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研究中的行动社会学研究特征。本专题三篇文章,集中讨论了民间信仰仪式专家身份及其神圣性构成,并分析了近年来城镇化过程中的身份变迁,如何实现民间信仰的社会化与公共化建构等问题。如何将民间信仰与＂人的城镇化＂、城市文化建设彼此结合,既满足民众在城市生活中的信仰需求,又能很好地实现乡村民众信仰方式的转变,建构民间信仰的现代化转型,促进新型城镇化的发展与进步。这些论述与讨论,无疑已成为当代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重要问题。

仪式专家的身份特征及其困境

一、问题的提出民间信仰即中国信仰在民间的实践方式，是“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传统民间信仰兼具“社”、“会”的特点，既是具有自愿性质的民间信仰共同体，又是具有强制性的信仰组织。当代民间信仰经过了从“迷信”-“文化”-“非遗”的历史变迁，已成为地方社会建构文化资本及社会建设的重要资源之一。

仪式专家的当代图景及价值引导

一、问题的提出在传统社会，民间信仰仪式专家主要指专为民间信仰仪式服务，沟通人鬼神三界的执事人，因其具有预测人的命运、驱疫求吉、主持祭祀活动和人生礼仪以及主持神判、处理纠纷等方面的职能，往往被塑造成民众信仰空间建构的权威，并在地方社会日常生产、生活乃至于“国之大事”中发挥着作为那个社会知识精英的作用。

从赤脚医生到仪式专家：传统知识在乡村社会中的延续——一项阅读史的研究

本文讨论的是集体化时期乡村社会中传统知识的传承问题。在这一时期,国家出于意识形态的考量,一方面在国民教育中推行新课本,另一方面则严格管控"旧书"的流通,试图借此改造乡村社会的传统文化。但是,在一些经济模式相对稳定的乡村社会,其日常生活仍在一定程度上按照传统经验运作,也因此,承载着传统知识的"旧书"在政治运动中得以保存。本研究的主要受访者均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出生,作为回乡知青,他们出于生计考虑,加之国家医疗政策的推动,选择成为赤脚医生。在对医书与其他"旧书"的接触中,他们习得乡村社会的传统知识,并在经济因素和乡村日常生活逻辑的双重影响下,在后集体化时期不约而同地成为仪式专家,以满足乡民的精神需求和社会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