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

将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是提升基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必然要求,分析人工智能赋能基层治理的运行机制及风险规避具有重要意义。在互动仪式链理论支撑下,社会可以被视为一种信息传播形式,治理过程即为治理主体与治理对象在共同目标的引导下发生的互动。在唤醒信息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革新物理、社会、人文三种情境实现情境再塑,破除治理场域中的壁垒;在信息传播过程中,人工智能通过强化情绪归属感和身份认同感实现情感再塑,助推情感持续加能。人工智能嵌入基层治理过程中主要面临数据误用、主体错位、适用偏差、舆情失控四方面风险。因此,需要采取一些风险规避措施:一是要完善法律规制,从法律框架和监管机制入手防范数据滥用和信息泄露;二是要规范科技运用,保持批判性思维,预防技术懒政和行政低效;三是要优化应用场景,充分考虑具体治理场景中人工智能的适用性;四是要加强网络治理,避免舆论风险发酵与滋生。

县级融媒体中心参与社会治理的互动仪式建构

互动仪式链理论的要义在于从微观社会学的视角出发,把人们的交往看成一个互动仪式链,其核心在于能量聚合、情感共享和场景仪式等要素的综合作用。智媒时代,县级融媒体中心已日渐成为社会治理的媒体端口,在舆论引导、凝聚共识、政务信息公开和服务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效能。整合式呈现议题、情感共享与多重传播、鲜明的地域传播表征建构场景仪式、多维链接与深层互嵌的媒介矩阵打造立体化传播路径,可以作为增强县级融媒体中心公共议题讨论、政民协商互动与沟通效果优化和社会治理效能提升的互动仪式话语生产模式。

礼文化在国民公共文明素质提升中的作用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软实力的重要体现,当代中国人的公共文明素质提升需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礼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以"毋不敬"和谦逊自律为精神内涵的礼文化,经过现代文明的创造性转化,运用到国民公共文明素质提升的教育中,必定能给中国人带来崭新的精神风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是公共文明素质提升的重要途径,而教育者率先垂范则是道德教育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将礼文化的一些要求纳入制度体系,是建立良好公共文明秩序的有效保障。

中国基层司法中的仪式与权力

通过影像和访谈获得的材料可以提供生动的司法运行情况。基于一部电影和深度访谈发现,在基层司法中,与抽象的法律规范相比,地方性知识发挥着重要作用。依赖于时间、空间、阶层、主体等地方性要素,司法在运行中呈现出不同的权力关系和技术。正是这些权力与技术,使司法呈现出多重面相。司法并不是纯粹的公权力规范私主体行为的过程,相反它是国家公权力和民间私行为互动的场域。仪式是司法中的重要要素,当事人有时会通过参与仪式而影响理想中的司法仪式。空间体现着不同主体间的权力关系。基层司法更多呈现了民间百姓的实践,从而使司法具有了多义性。因此,看上去是“背离”司法的现象实际上是司法的不同面向。

谈《刘师礼文》的后代变种

现知《刘师礼文》最早见于敦煌遗书的南北朝写卷,据传是东晋僧人刘萨诃所倡导的一种礼拜法。通过收集敦煌遗书乃至现代流传本《刘师礼文》及其后代变种16种,梳理其异本,探讨其演化,可以看出由《刘师礼文》体现的与时俱进并演变为种种形态的特征、将自己装饰为民众喜闻乐见形式的特征、以及它所具有的多种文化混杂的特征,进而成为我们研究仪轨佛教演化的观察点。

郧西县“打带诗”仪式调查研究

在郧西县的丧葬活动中,“打带诗”是必不可少的一种仪式,它是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文化传统。它包含四个固定仪程,每一个固定仪程中包含相对固定的唱词、唱腔和锣鼓牌子。这些唱词、唱腔和锣鼓牌子按照一定的方式结合在一起,推动着仪式的进行及发展,形成不同的结构层次,显示出特定的符号意义,负载着不同的功能。“打带诗”仪式的形态结构、表演形式、社会功能、符号意义是在历史的传承、传播中形成的,当下在歌师傅的仪式表演中已形成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约定和规范。

“转发锦鲤”和“网络迷信”——基于移动互联视角下“锦鲤”现象考察

作为2018 年的年度词汇,“锦鲤”在社交网络上受到了广大网民的追捧。通过分析“锦鲤”现象的成因和公众“转发锦鲤”行为产生的心理机制对这一传播现象进行考察。研究认为,“转发锦鲤”行为的心理基点在于人们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生活压力的拒斥。同时,随着后现代文化的兴起,宏大叙事的逐渐衰落拉近了人们同信仰对象的距离,“锦鲤”文化便是由此衍生出的一种表现形式。资本的推动和对“锦鲤”形象的构造也在“锦鲤潮”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多重合力的共同作用下,“锦鲤”现象引发了一场公众的集体狂欢。

仪式音乐研究

仪式音乐(Ritualmusic)是源于特定的文化传统与社会语境,在特定的仪式场域或仪式表演语境中生成,为渲染仪式气氛,对仪式参与者的身心施加相应影响,以达到特定的仪式文化功能的一种音声形态。国外关于仪式音乐的研究最早基于民族学或人类学者对仪式的研究,主要涉及了仪式音声的形态、文化内涵与社会功能的探讨。国内学界关于仪式音乐研究大致分为音乐资料集成期、音乐形态分析期与民族音乐学探究期三个阶段。当前,关于仪式音乐的性质、范畴、社会功能与文化价值等学术认知仍处于探索阶段,认识论与方法论体系仍有待更新,仪式音乐研究亦面临新的学术转向。新文科背景下,仪式音乐研究必然主动接纳观念层与学统层的全面开放,适应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深度变革,这对于当下民族音乐学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发展,以及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知觉现象学视角探析建筑感知层的赋形——以仪式建筑为例

技术主导下的建筑呈现多样化特点,但缺乏感性的充分表达。对于人的意识层次中感知层的研究,在对抗“唯理智主义”建筑上起到了定性作用。研究从感知层的概念出发,以知觉现象学的哲学观念辨析了人的三个感知层次,即身体、感官和记忆;并以仪式建筑为研究对象,展开了对应的赋形表达研究。结合观念和具体的案例,提供了一条将知觉现象转译为建筑空间形态的路径,从而表达建筑中不可或缺的感性特征。

中国传统戏剧的分类与戏曲剧种层次新论

目前学界对戏曲定义以及分类存在诸多问题。同样名之为戏曲者,存在历史深浅不同、艺术积累不同、演出形式迥异等现象。这些现象,在一个统一的"戏曲"概念下讨论与研究,不但会造成许多麻烦甚至困惑,也与数百种戏剧样式的存续状况不符。所以,本人建议将中国全部戏剧形态称为"传统戏剧",进而提出传统戏剧的分类以及戏曲剧种层次的设想。

商代晚期气候变迁与祀井仪式发生——基于水井水位线的分析

殷墟水井水位线深度的历时性统计数据显示,从殷墟一期到殷墟四期水井水位线基本呈递增趋势,尤其在殷墟四期上升趋势较为明显,说明商代末期殷墟地区的降雨量相对较少,气候更为干旱。商人在殷墟三、四期开始在水井及其周围举行祀井仪式,祈求水井出水或是降雨,反映了商人在仪式信仰层面对环境变迁所做出的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