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颂之音”与“讽谕之鸣”:论礼乐复兴视域下的宋初文学

宋初文坛纷繁复杂,不仅呈现出南北对峙、难以融合的紧张局面,还产生了时文与古文的创作分歧。而于此之外,士人群体内又共同含纳着一股颂美君王功业、宣扬帝国政治的风气。尽管从传统文艺审美的角度看,这种风气催生的文学作品多属程式化的礼仪书写,但若将之置于宋初礼乐复兴视域下进行更深层次解读,则于某些赋颂中可观觇士大夫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迹象,且雅颂主旋律中讽喻之声的鸣起,又宣示了宋初文人对唐人风雅观的进一步开拓。这些被程式化书写遮蔽的内容,实质是政治与文学的合奏交响,二者间表里经纬的错综关系及由此生成的强力互动,正体现出此间特殊的文学生态。

儒释融合思想在西夏文学作品中的反映

西夏崇佛,佛教思想唐时已传入河西地区,西夏在此建立后又多次向宋朝请经翻印;儒家的政治观符合西夏掌权者的需求,因此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重视。儒释两种外来文化被西夏人融合使用,并反映在用西夏文创作的文学作品中。以俄藏инв.№121V和инв.№5189缀合而成的《宫廷诗集》,将“颂圣”与“崇佛”两种文化观念融入同一篇文学作品中,并最终集结成册,是西夏诗人的独特创造。在思想上借鉴儒释理想,文学形式则保留党项民族文学的传统,则是西夏人充分考虑现实需求和民族特性后作出的最佳选择。

宋代育诞礼俗流变考论

宋代育诞礼俗自祈子习俗始,至婴儿周晬为止,囊括了祈子、孕期、庆贺三个时期,类型多样,意蕴吉祥。宋代育诞礼俗大体承袭前代而来,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了扬弃并为其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两宋时期育诞礼俗之变的显著特点表现为:适用对象不再仅仅囿于上层贵族,百姓之家始用此礼;各地育诞风俗趋向统一;科学性更是渐趋增强。究其变迁之因,应与北宋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的蓬勃发展密切相关。由于政治重心南移因素的影响,大量人口向南迁徙,致使宋代育诞习俗在承袭前代的基础上,出现了显著的变迁,展现出鲜明的时代特色。

传播仪式观视阈下高校红歌快闪短视频的国家认同建构

红歌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资源。本文基于传播仪式观,探讨高校红歌快闪短视频如何共享爱国信仰和建构大学生的国家认同。短视频记录大学师生歌唱祖国的政治仪式,通过多重权力保障仪式的合法性从而进行议程设置,以国家政治节日为仪式时间再塑集体记忆,以物理信息场景为仪式空间形成情感能量。短视频主要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国家认同的建构实践,包括用象征符号促进国家政治认同,集体记忆生成国家价值认同,情感动员激发国家形象认同,仪式表演链接公民身份认同。

论周代婚姻礼制下贵族女性的婚姻境遇——以《诗经》为中心

作为周代礼乐文化的承载者,《诗经》保存了完备的礼乐制度,客观反映周代的婚姻礼制。从婚前的祭成之礼、婚时的亲迎之礼及婚后的归宁之礼可知,周代贵族女性在成婚前后受到礼制的严格约束。通过婚前重视贵族女性教育与婚后忽视其情感诉求的对比,《诗经》反映了周代贵族女性被压抑、被束缚的从属地位与悲伤凄凉的人生命运。

论“六笙诗”与古《诗》文本

《诗经》“六笙诗”因“有其义而无其辞”,引发了古今无数的讨论。它的篇次莫定,前后不合,难以融入《诗》的辞章编排系统。特别是由它引起《诗》文本编排的变更,所谓由毛公“推改什首”,造成了《诗》的“非孔子之旧”,多与史实不合。这在出土文献海昏侯《诗》、汉《熹平石经》与毛《诗》互证中得到充分证明,并在《诗》文本的学术源流与汉代《诗》学研究中获得有力支持。“孔子之旧”就只有“三百五篇,遭秦而全”的《诗》文本,四家皆无异义。郑玄相关解说的存亡、缘由自相矛盾,反映的只是其笺《诗》所见与注《礼》所用乃不同的另一个《毛诗》文本。其中的“六笙诗”序,不过是其时的《毛诗》学者将《乡饮酒》《燕礼》中用乐的《小雅》的《南陔》等6篇编排到《诗》文本中的新变现象,而不能说是代表“孔子之旧”的古《诗》文本。不包括“六笙诗”,才是“孔子之旧”三百五篇古《诗》文本的实际篇目。

器以藏礼:宋代建盏的媒介符号表征与礼文化传播功能探析

宋代是华夏文明传播的一座高峰,其独特文化需要借助媒介才能得以传播。建盏作为兴盛于宋的茶器,是宋代文明独特传播观的载体之一,是中国人精神价值、伦理道德、自然观念、哲学智慧等的符号表征。笔者从传播学视域出发,探究建盏的符号表征、意义内涵、传播功能与现代价值,以揭示中国特有的“器以藏礼”的传播路径。研究分析得出,建盏在古代不同环境场中进行着礼节、礼俗、礼教的传播,成为宋代人们进行自我沟通和人际交往的媒介。到了现代,建盏更是被赋予联通中外的海外传播功能、传承礼乐文明的华夏传播功能、衔接上下的价值观传播功能,在传承华夏文明核心价值理念中起着独特媒介作用。

从“礼之文”到“诗礼相成”:礼乐兴衰与《诗》的经典化

虽然“礼之文”和“诗礼相成”皆说明“诗”是周代礼乐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从“礼之文”到“诗礼相成”,反映了“诗”从礼乐文化的附庸发展为礼制重要载体的逻辑演变过程。周公“制礼作乐”之后,“诗”的产生、流播皆依附于“礼文”,最初《诗》的文本也借此而结集。春秋时期“礼崩乐坏”,于是出现“诗礼相成”的文化现象,《诗》这一文本获得与“礼”同等重要的地位。孔子对《诗》育人效果的关注,春秋“赋诗言志”的传统,发掘了《诗》的文本义和引申义,拓展了诗的社会功能,推进了《诗》的经典化过程,从而指向经学一路。

以诗注礼,以礼笺诗:郑玄对《诗》义之解析

郑玄注《诗》与三礼时,采用诗、礼互证的方式,为诗、礼之间建立了联系。郑玄以诗注礼,是指注礼时引诗以证,对所引诗句的诠释是其对礼的义解所在。以礼笺诗,即援引三礼笺注诗句,注诗时对礼制的引证蕴含其对《诗》义的理解。诗礼互证既形成了郑玄注经的特色,也造成了诸多不可避免的偏差和误读。这些注解为今人观察理解先秦礼乐之制与《诗》之义解提供了依据和参照。

王肃《诗》礼阐发与郑学之异

对于《诗经》中蕴含的礼学内容,王肃多能提出与郑玄相左的学术观点,不乏较郑说更为贴合诗旨者。这些经注除了运用礼制仪文注解诗歌外,还有部分涉及对礼义的认识与理解,它们在不破坏诗境的基础上阐发己意,体现出相对独立的见解。郑玄阐《诗》以《毛传》为依据,王肃则随文赋义,以贯通诗义为基础;郑玄笺《诗》善于以刻板礼制阐《诗》,而王肃在使用礼书或礼学知识阐释《诗经》时也不妨碍诗歌人情气息的表达;郑玄注《诗》以宗毛为主,王肃则以宗毛为前提兼采三家诗说;与郑玄“以礼说诗”相比,王肃对《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往往能够融合诗义与礼义,在释放诗歌情志的同时也注重表现礼的内涵。对于《诗经》礼学内容的阐释,郑、王二说呈现出不同的风格形式。郑玄将《诗》看作礼的衍生物,以礼为主、以《诗》为辅,而王肃的礼学精神则展示出一种强烈的“人间属性”,更突出对人情的关怀与对现实政治的实用性。

宋儒对荀子礼学思想的批判与吸收

荀子的礼学思想不仅传承、丰富和发展了孔子的礼学思想,而且也对汉唐时期的礼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随着两宋理学的兴起,荀子思想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判,其自汉唐以来在儒学史上所形成的学术地位也岌岌可危。礼学思想作为荀子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儒的非议和批判。然宋儒在批判其礼学思想的过程中,也对其中的部分核心内容进行了积极吸收和借鉴,并实现了其在理学背景下的创造性转化。

琴以治国:论宋琴的礼乐复古

“以琴治国”是宋代礼乐复古的重要标志,该观念源于上古舜治时代以南风琴为象征的礼乐盛世。宋代“琴治复古”的内在表现为,在宫廷雅乐演奏中调琴弦以比文武、正堂上琴以随古乐、定琴数以循周制及庇卫琴声以防金石夺伦。外在措施为设官琴局、修阁谱、限胡乐郑声、废俗乐教坊、减燕乐坐部。宋代礼乐复古赋予了琴三个“官方身份”——雅乐之统、华夏正声、古乐之本,在宋代皇室的极力引导下确认了以“正”“雅”“古”为核心的古琴审美趣味,大大改善了前朝古琴的飘零境况。宫廷宋琴是宋代“文化重置”的必然产物,集中体现了国家意识形态对琴学的审美范导,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是宋代朝廷美学的典范个案。

仪式展演与实践记忆——以一个布依族村寨的“送宁”仪式为例

铜鼓是布依族的神器礼器。布依族送、迎铜鼓的"送宁"仪式,在具体实践展演过程中,产生重大的社会—文化作用:一方面使民族文化在实践记忆中得以唤醒重现和传播继承,另一方面增强了族群的社会记忆和自我认同。实践记忆的情境性和在场性特点,在民族文化的保存再现和传承播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

仪式与文本之间——论《诗经》的经典化及相关问题

《诗》是周代典礼仪式上用于歌唱的歌辞文本。周代仪式乐歌的文本内容与仪式中的话语要素存在密切的互文关系。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发展,颂、雅、风不同诗体的创制、乐用机制及其与仪式的关系也有变迁。《诗》的流传存在于两个系统,即乐官群体所用的、其内容和功能以服务于具体乐用为主的"乐本"系统和周贵族"诗教"所用、偏重于礼乐德义教育的文本系统,而后者正是《诗》的经典性主要动力来源。

家礼与国礼之间:《朱子家礼》的时代意义探析

作为宋代家礼发展的标志性成果,《朱子家礼》不仅与宋代官僚士大夫积极推动的礼仪教化实践、北宋时期家礼的发展趋势紧密关联,更与宋代国家礼制教化的推进直接联系在一起。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群体对推行礼仪教化民俗逐渐形成了清晰认知,家礼修撰日趋接近庶民层面,并由此促成国家层面的礼制下移意识的明确及官方礼制的庶民化。北宋家礼与国礼的交接极大推进了南宋时期官僚士大夫的家礼修撰意识。《朱子家礼》直接简化、删改古礼之框架体系,旗帜鲜明地宣示为广大士庶民众修礼的意图和有助于国家推行礼教崇化导民的主张,成为充分考量普通庶民生活实际、规范冠婚丧祭诸事和日常居家生活的士庶通礼。《朱子家礼》的仪制规范走出了"行于自家"的范畴,广泛扩展于士庶社会层面,家礼由此上升到了国礼,官僚士大夫群体的礼教意图、官方礼制的下移趋势由此得到了进一步的推进和演绎。

裕固族的礼仪歌及其功能解读

本文通过对裕固族生活礼仪歌、人生礼仪歌和生产礼仪歌的浅析,指出裕固族的礼仪歌是其独特生产方式和草原文化的产物,并在一定程度上反作用于裕固族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再现三代—宋代仿古陶瓷礼器探微

宋瓷中出现了大量仿商周青铜器、玉器的礼器,这成为其文化内涵中极其重要的一环。本文以文献和考古资料为基础,分析了宋代仿古陶瓷礼器的成因和艺术风格,探讨了宋代仿古陶瓷礼器对明、清陶瓷礼器复古风格的影响。

山川之祀与《诗经》相关乐歌的作成

山川之祀是天子、诸侯祭祀名山大川以求山川鬼神护佑的神地之礼。常祀之礼包括天子大合祀时祭祀天下山川、诸侯时祀时对望山的祭拜;非常祀之礼为军事行动时、天子巡狩时望祀山川之礼。山川之祀的祭义与形制,是观察诗乐形成的制度语境,两相结合来看,《诗经》言及祭祀山川之辞,当为描述先秦时期天子、诸侯出于不同用意所行山川之祀的乐歌。

“诗书礼乐”与“强国之术”——在早期秦文化进程中透视《秦风·蒹葭》

秦穆公自诩之“中国以诗书礼乐法度为政”表征了其在位中后期秦国于制度文化建设方面的重大成就,秦国因此可以跟东方传统礼乐国家平等对待。穆公之后,秦国疾速衰落,东方诸侯再一次像秦始国之时那样,视秦为夷翟。经历长期衰弱不振,秦人终于放弃“诗书礼乐”,重新专心追逐“强国之术”。《蒹葭》是上述政治和文化战略转折关头的作品,代表了秦人面临“诗书礼乐”和“强国之术”重大抉择时的迷茫、忧伤和思索。

《左传》赋诗习俗的渊源与流变

《左传》赋诗是由典礼性用诗而来,典礼性用诗是西周时期祭祀礼、朝聘宴享礼、射礼等仪式中的一项重要礼仪活动,《诗》的礼仪性功能非常显著。随着诸侯征伐和"礼崩乐坏"局面的形成,典礼性用诗已不能适应新的政治和外交形势的需要,于是赋诗传承典礼性用诗,用《诗》的文字意义来实现其政治性实用功能。而战国纵横捭阖的政治形势使各国完全撕去了文质彬彬的外衣,赋诗从此销声匿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