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战国礼学书写的类型

战国时期礼学书写的类型颇为复杂,需要做细致的分级梳理。就其发展而言,战国礼学可分为两大阶段,首先是对礼的还原,既包括对狭义礼仪的还原,也包括对广义礼法的还原。然后是对礼义的阐发,亦包含阐发狭义礼仪和广义礼制两类。阐发狭义礼仪一种是解释礼仪文本的字面含义,另一种是解释礼仪所包含的字面背后的义理。后者又可再分为解释缘由和综论礼义两种情形。载录广义礼制的主要文本带有书写意图的双重性。礼学故事是战国礼学书写的一种特殊类型。

壮族通灵巫事的主要类型——壮族巫信仰研究系列论文(之四)

壮族巫信仰源于先民的巫术观念,壮族民众日常生活中普遍笃信各种巫术行为。而壮族通灵巫师实施的各种巫事仪式都与之相关。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上古语类文献的生成方式及其文化意义

语类文献是上古时期一种载录"善言"的文体,它们因产生于不同的历史时期而致使其生成方式存在差异。最初的语类文献大都源于仪式,但周初经过周公制礼作乐之后,导致宗教仪式蕴涵更多的理性因素,《尚书》是其典型。周代政治实践特别重视道德理性,盛行规谏风尚,于是出现政典型语类文献《国语》。春秋时期的学术发生重大的变化,一方面私学盛行,导致教学型语类文献《论语》的出现;一方面私人撰述风气流行,于是产生著述型语类文献《老子》。

草原史诗与成年仪式

草原民族史诗中的好汉三项比赛、超自然力的考验和驯服凶猛动物考验与他们的生活民俗有着密切关系。骑马、射箭、驯服烈性马、骆驼和猎杀狼等凶猛动物是生活在草原上的一个成年男人必备的生存能力。他们只有具备了这些本领,才能在草原上生存、发展。因此,草原上的民族用赛马、摔跤、射箭、驯服烈性牲畜和凶猛野生动物等技能来考验男人,只有熟练掌握这些本领的男人,才能成为被社会公认的成年男人。赛马、摔跤、射箭、驯服烈性动物等体现男人强壮、勇敢和耐力的生存技能,后来变成草原民族考验男性成年的仪式民俗。

叙事功能与生命秩序:目连赛戏的展演形态解构

目连赛戏在明清以来成为酬神赛会的主要展演形态。就叙事功能而言,目连赛戏的仪式可分为导入(出)性仪式、情节性仪式、干预性仪式三类。仪式的渗透,为目连赛会建构了独特的仪式空间:祭祀圈与仪式展演场形塑的地理空间、人生礼仪与节序礼仪形成的生命空间、人神交互的宇宙空间,从而将仪式整体从阶段性过渡升华为生命历程的涅槃,这是目连赛戏带给庶民社会的深层次内涵。"扮下台"是目连赛戏中的创造性展演,借助西方现代戏剧理论的"他者"视野,可以发现目连戏的"扮下台"展演不仅仅是迎合观众的闹热性呈现,更是一种配合人神交互的展演仪式,是基于宗教迷狂的生命意义表征。

基于新型社交媒体平台互动仪式传播的思考——以高校学生工作微信公众平台为例

近几年移动互联网的迅猛发展,推动了高校在线服务向纵深发展,新型社交媒体——微信,是在校大学生使用广泛的重要媒介之一,也引起了高校各级部门的高度重视,更成为学生工作在线开展思想政治教育与服务的一个重要平台。笔者尝试以美国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提出的互动仪式链理论为基础,在与微信"朋友圈"的比较中,探讨新型社交媒体平台——微信实现互动仪式传播的可能,并据此提出学生工作微信平台实现互动仪式传播的路径。

传统传承中的有效性与生命力

无论是仪式中的行为,还是叙事中的母题元素,无一不是因地理、经济、政治以及宗教信仰等原因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新的礼仪与母题不断修正或更换现有行为或元素以便适应新的社会状况。通过对近年实地观察到的仪式与叙事活动的分析,简论传统传承中的有效性与生命力这一对概念,对传统能经历各种社会冲击而延续发展或被摈弃提出有益思考与讨论。

服务“礼”化:服务仪式对品牌体验的影响

服务仪式作为规范性、表演性和文化性的互动形式之一,对加强品牌建设和客户关系管理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一方面,消费者期望品牌不仅满足自身功能需求,更看重服务互动过程中如仪式化场景等带来的精神和情感的慰藉;另一方面,我国品牌的服务流程设计由传统的服务提供模式转向服务价值共创模式,服务仪式通过仪式场景互动可有效传递品牌理念。研究表明,服务仪式通过感官印记和会话价值的链式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消费者的品牌体验。同时,服务类型和消费者角色发挥调节作用,也即当消费者作为参与者体验享乐型服务或消费者作为观察者体验功能型服务时,服务仪式正向影响品牌体验。研究拓展了仪式在营销领域的应用范围,为企业利用仪式要素进行服务设计提供了启示和建议。

徽州板凳龙舞仪式类型的人类学阐释——基于休宁县田里村板凳龙的田野调查

安徽休宁县田里村板凳龙是徽州板凳龙的典型代表,田里板凳龙舞仪式即围绕着舞板凳龙活动构建而成的一整套连续性的文化体系。通过对田里板凳龙舞仪式的民族志调查发现,该仪式类型呈现着多元化的特点,其主要包括“秋报”“过渡”“图腾崇拜”“祈祷”“求子”“团聚”“狂欢”等内容与特征。对于仪式类型的深层认知十分必要,它是进一步了解仪式文化内涵、功能及意义的前提和基础。田里板凳龙舞仪式反映了先民们将节气、农时、图腾崇拜与自我生命紧密相联合的互渗性思维,彰显了一种朴素的生态观、价值观与生命观。

关中秦墓出土陶器编年研究

本文在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使用近年新出资料,对秦墓出土陶器展开类型学、年代学讨论。秦墓出土陶器与青铜礼器同样,亦可分为"本土型"、"外来型"两大类型,两者各自有大型实用器和小型明器,并在战国早、中期长期共存。本研究有助于理清春秋、战国时期秦墓出土陶器的发展序列以及演变轨迹。

社会地位影响下的愿望类型选择

从特纳的"仪式过程"理论出发,探讨在中国本土化语境下社会阶层地位对居民愿望选择类型的差异化影响。运用多分类逻辑斯蒂回归分析中国社会状况调查(CSS)2013年数据,结果发现:在控制了相关因素的条件下,主观社会地位和客观社会地位对居民愿望类型选择的影响显著,并且不同的愿望类型差异明显;人口学变量包括户籍、年龄以及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对居民愿望选择都具有显著的效应。同时,通过集中对处于社会结构断裂处、边缘处和底层处人群的探究,验证了特纳提出的阈限假定。

文化仪式视角下的传统聚落重构研究

基于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基础,对传统聚落中的文化仪式与空间进行类型划分,指出仪式行为通过规定人的活动对建筑空间必然产生一定的塑造作用,从而激发空间并释放意义,仪式与空间具有同构的特征。通过对当代传统聚落衰败的反思,以文化仪式的视角提出传统聚落重构的策略。

金属活字印刷发明于韩国吗?

出土实物证据证明,金属活字印刷于11～12世纪之交首先在中国发展。然而近年来,韩国某些学者提出金属活字印刷发明于韩国,本文对这种观点进行学术评论,指出韩国学者提出支持其观点的两项物证年代难以断定,又不具备活字形体特征,不能视为早期金属活字。他们引证的两条韩国史料不但自相矛盾,还相互矛盾,又与史实相违。史料提示的铸字时间,都在中国宋、金有了金属活字印刷之后一百多年。可靠实物资料证明,朝鲜半岛金属活字印刷始于14世纪末高丽朝末季,大规模铸字印书起于15世纪初(1403)李朝初期。

台南孔庙释奠乐的“双雅传统”

台南孔庙为台湾首座孔庙,素有“全台首学”之称。其释奠乐继承以八音分类的“雅乐传统”为主,同时也置入台湾民间音乐“雅乐十三音”,两者并呈,构成“双雅传统”的释奠乐。两者在此并无高下之别,“雅乐传统”提供了释奠仪节精神层面的支柱,而“雅乐十三音”传统则支撑了释奠乐实质上的运作,两者相依、相辅、相成,造就了台南孔庙释奠乐一百八十余年的传统。该文从文献与田野上阐析台南孔庙释奠乐,同时也提出“双雅传统”在释奠乐上的特殊性。

中国冥婚习俗研究综述

冥婚习俗起源于殷商时期,其形成原因主要有灵魂不灭观念、封建伦理观念、安抚亡灵的亲情寄托、现实社会的利益需求等。冥婚的基本类型为鬼娶鬼、嫁鬼夫、娶鬼妻,因时代不同、地域差别而衍生出的类型更是名目繁多。冥婚的仪式千差万别,有的程序繁琐,禁忌诸多。研究古代冥婚故事者多着眼于对冥婚内容与形式的考察,研究现当代冥婚小说者则偏重于从文学与现实层面进行宏观把握。冥婚风俗在当代仍延绵不绝,甚至在都市出现,其原因与特点尚有待深入研究。

从朝鲜时代的宫中仪礼看遮日的功能和特性——以19世纪以后宫中宴享为中心

朝鲜时代宫中举行仪礼行事时,经常排设和使用一种名为“遮日”的能够隔断日射和降雨的幕构造设施。作者以19世纪以后宫中宴享为中心分析了遮日的功能与特性,详细探讨了遮日的构成、种类、材料和排设方式等具体特性,并对在宫中仪礼行事的举行地如何使用遮日加以推断性的复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