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行”与“行器”——关于上古丧葬礼制的一个新考察

传世文献中的"行"和"大行"都与丧礼有关,表示死者远行不返,因而成为死亡的讳称,历代文献中的其他解释不足为训。前代所谓"大行之称,起于汉氏"的说法,实为误识。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自铭为"行器"者,其功能可与《仪礼·既夕》中的记载互相印证。青铜"行器"的用途绝不限于征行、燕行等,它们也可视为随葬的"遣器"。"行器"自铭出现的高峰期正是春秋时期,而《仪礼》所反映的礼仪制度在时间上大致可以契合。

红山文化玉箍形器功能探析——上古巫、史之职的物解

红山文化中出土的玉箍是巫、史等神职人员司职的神器,它的出土对于研究北方远古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具有重大意义。玉箍作为祭祀神器是斜口陶器和无底筒形器的综合与升华,它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精神生活和祭祀观念。巫、史等也借助它来绝地通天并以此来维系氏族或部落内部的稳定与团结。它在文明起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值得人们深思。

器物之礼与权力的正当性——以唐代为中心

通过对器物层次的礼的研究,来探讨礼背后所蕴涵的权力问题,并进而认为,器物之礼不仅彰显着权力关系,而且还论证了这种权力关系配置的正当性。

金玉共振: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玉兵器的演变态势

在中原青铜时代伊始的二里头时代,青铜礼兵器渗入并局部替代既有的玉礼器器种,形成"金玉共振"的局面。大型、片状、有刃,构成了二里头玉石质礼兵器的主旋律,这是对史前玉器的重大扬弃。当烈火铸就的贵金属——青铜被塑成温文尔雅的礼容器,温润可人的玉却隐隐地呈现出某种杀伐之气。"祀与戎"这两件"国之大事",就这样被和谐地融入早期王朝的礼仪制度中。以有内钺、直内和曲内戈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青铜兵器,奠定了中国古代兵器的基本格局。其中,戈的出现意义尤其重大,啄击兼勾杀的威力使其极利于近战,成为日后中国冷兵器中的主宰器种。二里头都城中出土的玉石钺,和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青铜钺,应是已出现的王权的一个重要象征。

青铜礼器——中国三代文明的物化象征

青铜器知识和生产技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传入中国后,很快与中国的农业社会环境和技术、文化传统相结合,为满足“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社会需要,青铜广泛用于夏商周三代社会的祭祀器具和军事用品生产,形成自己独特的青铜时代文化特色——高度发达的青铜铸造礼乐器。这些青铜礼乐器用于庙堂等宗教与政治场所,不仅是三代时期主要国家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祖先崇拜的献祭仪式用具,更成为国家政治制度——宗法制度的物化形式和统治者社会等级、身份地位的标识,被视为当时的国之重器与国家政权的象征,具有三代礼乐文化大传统物化象征的历史意义与文化价值,并对后来的中国历史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玉礼器作为祖灵象征——张开焱《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研究》序

文章既是张开焱《世界祖宗型神话——中国上古创世神话源流与叙事类型研究》一书的序言,同时也对书中所提出的中国神话中的神话叙事受祖先崇拜的制约这一文化现象展开商榷。文章从前文字的大传统视角审视祖先崇拜的由来,指出中国文明早在史前时期就形成了祖先比德于玉的大传统,并提出中国神话学可以通过玉礼器来研究玉教神话观的学术理路。

浅议虢季氏家族诸器铭与西周重大礼制问题

虢季氏家族是从虢叔氏分室立家而来,虢季易父为其始祖,家族世为王朝之师,尤其是西周晚期的虢季子白和虢文公在国家政治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考古发掘资料和出土的虢季氏重要器铭,反映了西周册命礼、献捷礼、射礼、籍田礼、婚礼等诸多重大礼制问题,值得我们作深入探讨。

宋代陶瓷礼器的起源与发展

瓷质礼器从宋代开始,取代了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成为国事活动中的主要祭祀用品之一。根据宋代官窑和贡窑的产品来看,仿战、汉之前的青铜器所制作的各式陶瓷礼器不胜枚举。一方面体现了宋代崇古尚礼之风的盛行;另一方面也表明该时期制瓷工艺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可以跨材质模仿不同的器物。随着经济发展和传统观念的改变,陶瓷礼器又逐渐成为文人雅士陶冶情操、美化居室的一种陈设品。

古陶瓷中青铜器艺术的继承与发展

在瓷器文化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青铜器表现出了对陶瓷器文化的借鉴,而陶瓷文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青铜器的影响,在两者的相互借鉴与碰撞中,促进了陶瓷器的创新与发展,给陶瓷艺术带来了独特的审美趣味。

“德”之下移:西周铭文中的“德”

现存西周青铜器铭文中的周人之"德"经历了一个从天到王再到臣的"下移"过程。这个过程是一个有层级、以"礼"为外在形式的下移过程,为"德"内化为修身的功夫提供了契机。究其原因,"德"之下移既是基于西周确立、稳固政权的需要,也是区分贵族、庶民的政治策略。

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的文学史价值

西周青铜器铭文是礼乐制度的遗存实物,宝鸡作为周文化的发祥地和中国青铜器之乡,出土的众多青铜器铭文在内容上反映了西周时期的祭祀、赏赐、册命、盟誓、约剂、征伐等方面的历史事实;将其与《尚书》对比,可以印证诰、誓、命、典等《尚书》类文体在西周时期的实际运用,旁证《尚书》中与西周相关文献语言的真实性。宝鸡出土西周青铜器铭文呈现的独特鲜明的文学特质和体式美、伦理美、实用美三者统一的艺术精神,奠定了中国文学现实主义的基因。

仪式感造物:探析汉陶鼎的发展

我们的空间在不同时间折叠--伸展--再折叠--再伸展,许多仪式在这过程中渐渐隐没,但随着历史的变迁,深藏于礼仪中的仪式感没有消失,反而可以通过遗留的器物解读出来。"器以藏礼",一个很小的器能够把"礼",也就是社会的原则都容纳进来。汉陶鼎作为汉代明器的一种,其发展到消失都体现着古人造物仪式感的变迁。

中国酿酒起源考古研究综述

本文从民族考古,酿造工艺,科技考古和社会功能研究四个方面梳理了一个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界关于酿酒起源研究的学术史,指出当前对于典型酒器、酒类、曲蘖、酒礼等基本问题已经有了一定认识,但仍然存在很多薄弱环节,今后应该特别加强科技考古和跨文化比较研究,探索古酒起源与农业社会起源的关系。

浙江地区战国原始瓷生产高度发展的原因探析

浙江地区的原始瓷生产在战国时期达到了顶峰,主要表现在窑址增加、窑区增多、烧造规模扩大,产品器类大幅增加、大量仿铜制品出现,技术和工艺提高,产品质量显著提高等,其原因主要在于于越民族坚守用仿铜原始瓷礼器替代青铜礼器随葬的传统,推崇、模仿中原礼乐制度的同时发展、健全越国礼制,以及盛行厚葬之风等。

“牢”铭漆器考

汉以后漆器上常见朱漆书写的“上牢”“作牢”等铭文，研究者一般将其释为产品的质量信息。本文通过比较漆器铭文的不同书写方式和辨析“牢”的字义，认为朱书“牢”铭特指祭祀之牲肉，“上牢”“作牢”是以牲肉祭祀的行为，反映了古代丧葬礼仪中的助丧习俗。

论秦汉铜器的一体化

秦汉铜器的一体化可划分为秦至汉初、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一体化主要体现在打破了先秦族群铜器文化独立发展的格局,与秦汉帝国的统一和建立有关。第二阶段主要为铜礼器的一体化,与汉武帝的铜政即工官专控有关。第三阶段主要为实用器具的一体化,与铜器制作的放开、私家作坊的涌现所导致的产品商业化有关。不同阶段的铜器一体化程度不同:秦至汉初处于雏形阶段,西汉中期至晚期前段进程加速,西汉晚期后段至东汉得到进一步加强。

江苏苏州谢家坟元明朱氏家族墓发掘报告

2010年6月,苏州市考古研究所对江苏苏州姑苏区谢家坟土墩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共清理汉代至明清墓葬三十座。其中三组夫妻合葬墓为元明时期朱氏家族墓葬,出土有墓志、印章、陶礼器等随葬器物。三组墓葬均出土有墓志,明确记载了墓主之间的亲属关系。三组墓葬的发掘,为研究苏州地区元明时期的丧葬习俗提供了珍贵的实物和文字资料。

江南土墩墓与铜礼器器用的偶数用鼎

江南地区土墩墓葬青铜礼器的器用礼俗,偶数用鼎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无论是墓葬整体器用组合的偶数用鼎,还是用鼎组合内部存在的偶数同形鼎,西周中期以降在宁镇、皖南、江淮以及山东沿海地区均有所见,特别是偶数同形的用鼎礼俗至迟在春秋初期已成为上述地区有别于中原地区列鼎"周制"的显著特色。墓葬青铜礼器用鼎亦揭示出春秋以后广义之"周人"族群内部的诸侯国族在青铜器用文化层面的交融互摄,并最终凝聚成华夏族群的动态历史过程。

浅析红山文化的玉礼器与玉礼制

根据玉器的造型特征将红山文化中数量众多、造型各异的仿生造型玉器重新分为两组,分别代表天、地两个空间,进而将红山文化玉器分为斜口筒形玉器、玉璧、玉环(包括佩戴于手腕的镯)、分别代表天或地的仿生玉器、石斧(钺)以及玉管、玉珠、玉坠等装饰品。通过对玉器的组合规律及其与墓主身份地位关系的分析,讨论红山文化玉器中的玉礼器及其所体现的礼制原则和社会规范。结合随葬品种类与衡量墓主社会地位和影响的另一重要指标——墓葬规模的相关变化,进一步确认各类玉器与墓主身份地位的关系。分析表明,红山文化晚期逐渐形成了玉器使用的等级规范,出现反映社会等级秩序的礼器,渐趋完善的玉礼制系统成为构建红山社会的制度基础。

商周时期方形青铜礼器上的“四隅中心制”纹饰及相关问题

以器体四隅为视点中心形成中轴对称的结构布局是商周时期方形青铜礼器的重要装饰方法之一,此类装饰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晚期兽面纹玉琮,商代早期开始用于装饰方形青铜礼器,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继续存在,西周中期逐渐消失。统治者在设计铸造青铜礼器时刻意模仿被诸多氏族部落所认可的兽面纹玉琮,目的在于藉此笼络其他氏族部落势力,掌控宗教话语权,强化自身统治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