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章制度文献:我国古代音乐历史演变的丰盈载体--中国音乐史学问题思索之九

在我国古代社会,典章中的礼乐制度分“礼”和“乐”两部分。礼,主要对人的身份进行划分和社会规范,最终形成等级制度;乐,是基于礼的等级制度,运用音乐进行缓解社会矛盾。由于历代统治者对“礼乐”的推崇,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中,留存了大量的、具有音乐信息或与音乐有关典章制度的文献。文章论及与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有关的历代礼制文献中的“礼乐”文献、典章制度中的音乐文献、会要类书等著作中有关的礼乐文献。这些文献呈现出广博浩繁的史料特征,对探索古代音乐历史事件产生、延展到衰亡的真谛,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天子之位与政治中央集权的确立——试论作为政治理论家的韩非子

作为周秦之变的总结者,韩非子在多元权力逐渐覆灭、单一主权逐渐形成的历史过程中为政治理论奠基。韩非子建构了作为政治顶峰的天子,同时也从权力斗争、圣人之道、治理结构三个层面消解了作为特殊性个体的天子;在将“天子之位”视为政治中央集权的同时,天子本身又成了政治中央集权的工具。由此出发,不仅可以解释对皇权进行制度约束的合理性,也为秦汉之后的士大夫政治与礼法秩序开放了理论空间。

论唐代判词中礼法关系对当代裁判文书的借鉴意义

判词在古代诉讼中相当于现在法院的裁判文书。唐代判词具有以情理说服和说理透彻两大特点,且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由于我国目前的裁判文书具有格式刻板且说理不透、文采不足和缺乏情理等问题,而唐代判词注重以情说理、以典故说理、以道德说理和以文化说理,对我国裁判文书改革具有良好的借鉴意义。建议通过优化法律表达方式,学习唐代判词的逻辑清晰、寓情于理的表达方法,凸显法官的司法智慧等途径助力我国裁判文书改革。

宗周治理经验之反思: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

周代治国理政的经验,浓缩为一个字,便是“礼”。宗周社会万邦谐穆,社会成员皆在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自觉行礼,此时无须赘言“礼”的重要性。东周时期,社会变革,号称“三千”“三百”之序的礼乐体系行将崩坏,人们意识到礼治的危机,才开始了对“礼”及其相关问题的关注。当时的有识之士围绕着“礼”的渊源、合法性、功用、涵义、礼德法关系等问题展开讨论,其中不乏精辟之言。这些论礼之言汇集形成了春秋时期的礼学思潮——虽不像后来的“哲学突破”那样大放异彩,却也开启了人们的思维视野,为即将到来的“百家争鸣”奠定了思想文化基础,同时也为当今国家治理体系的创新提供了一个“礼治”方案。

法律·秩序·美

秩序与和谐既是法律基本的属性和价值 ,又是古典美的基本特征 ,所以 ,法律也有其秩序之美。周朝的礼法是这个方面的一个突出例子。

荀子礼法关系论

荀子推崇礼治 ,同时又提高法律的地位。其隆礼重法视野下的礼法关系理论包括礼的内涵层面的礼中有法 ,政治和社会价值层面的礼法并重 ,儒家理想层面的礼尊法卑等三方面的内容。

荀子的礼法学说

在荀学诸范畴中,礼居于核心地位,甚至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但是,从法理学的立场上看,作为儒家传人的荀子还特别突出了法的地位。因此,荀子法理学的核心范畴是礼与法,荀子的法理学可以概括为礼法学说。荀子强调隆礼,表明他有传承儒家法理学的自觉。荀子主张重法,表明他有接纳法家法理学的倾向。进一步看,在荀子的礼法学说中,隆礼与重法并非对等的关系,比较而言,隆礼占据了更加重要的地位,重法则居于相对次要的地位。荀子的礼法学说表明,他在总体上依然属于儒家。他的法理学以儒家学说为本位,同时吸纳了其他各家特别是法家的学说,呈现出综合法学的形态。

论荀子的礼法价值观

基于对国家治理的现实考虑,荀子将法纳入自已的关怀视野,认为法是国家治理的工具之一。但他又秉承儒家的思想立场,以逻辑上的礼包含法、产生顺序上的礼先法后、功能上的礼本法标为学理依据,论述了礼相对于法的价值优先性。

历史上的“平妻”现象及其法律问题初探

中国传统婚姻形态以"一夫一妻多妾制"为主流,然而历史上曾出现过一种称之为"平妻"的现象与一夫一妻制同时存在,且呈愈演愈烈之趋势,传统法律对于导致"平妻"的重婚、以妾为妻行为的处罚也日益轻减;并嫡中的平妻现象与兼祧中的平妻现象虽均属"平妻"但却遵循着不同的逻辑,其背后所深藏的礼、法、民间习惯的互动也有着截然不同的路径。

从墓葬考古看楚汉文化的传承

汉制形成及其与六国文化的传承、演变关系是秦汉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日益丰富的考古资料业已表明,在社会文化、风俗领域,汉制其实多沿袭传统楚文化的内容。具体到丧葬礼俗而言,汉人便吸取了楚国礼制中独有的偶鼎制度作为丧葬明器的制作范式之一,同时多采用战国楚地盛行的绞衾仪式敛葬死者,与玉衣制度形成等级差别。在棺椁的层数与营造方式上,汉人亦借鉴楚地的多重棺椁制度及椁箱分室系统来标示身份的高低。由此表明,汉王朝实则已将传统楚制纳入到国家礼制的建设层面,由此尝试构建新的社会等级物化标识。另一方面,近来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西汉初年"葬律简"上亦有关于上述丧葬礼俗的约束条款,可见汉人又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来确保传统礼制的遵守和推行,这无疑是考察中国上古社会从礼制走向法治的一个重要窗口。

中国古代官员致仕制度的法学分析

官员退休在古代称致仕,是指官员因老、病、孝养等原因交还官职,退休养老的行为。致仕制度源于礼制,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断向法制化转变,但是在专制政府的权力运作中,政治权力作为一种主要的力量支配着法律的实施,以礼入法的致仕制度始终只是一个过程,最终也未能实现彻底的法制化。

论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

魏晋南北朝"礼"与"法"的结合,既是西汉以降的继续,也是这个过程发展的新阶段。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礼法概念不同于两汉,不但指国家礼仪制度和法律,还包括家礼和家法。与礼法概念相同的还有"礼律"。礼律并列的概念更是直接地反映了礼法的结合。礼法初步结合大致发生在汉末三国,紧密结合发生在魏晋以及北朝北魏孝文帝太和以后。礼法紧密结合的一个突出特点,表现为二者在思想认识、法律制定、司法实践等方面的全方位结合。魏晋南北朝时期礼法结合的紧密程度是前所未有的,二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连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有机结合可以说是魏晋南北朝礼法结合区别于前代的特点,具体表现为礼制执行的刚性化,刑事案件中的礼法结合,不因礼废法,法不离礼独行几个方面。礼与法的有机结合无论在礼制发展史还是法律发展史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自此以后,这个有机体就变得牢不可破,一直影响至今。

“一准乎礼”:儒家孝观念对唐律之影响

儒家孝观念从汉代开始即对中国古代法律制度逐渐产生影响。迨至唐代,中国古代法律的儒家化进程终于完成。唐代的行政法、诉讼法、民法和刑法等部门法都深受儒家孝观念之显著影响,其中以行政法、民法和刑法尤具代表性。唐律是儒家伦理化的法典,这一说法并不为过。

“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刑法思想在我国的传承与发展

刑法思想是指导立法和司法的理论基础。司法效果是产生刑法思想的实践源泉。中华民族从封建王朝的"德主刑辅,礼法并用"刑法思想到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再到新中国成立的"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直至近年来国家实行的"宽严相济以及控制和慎重适用死刑",它们既一脉相承,又发展创新。其宗旨在于注重教化挽救,打击极少数,争取大多数,减少社会对立面,增加和谐因素。以此为指导思想,则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反之,重典治乱,虽救弊一时,但衰败亦促。

“礼”与自然法的沟通——从洛克《政府论》对亲权的阐释导入

约翰·洛克的自然法思想和儒家的礼法哲学,均将亲权置于上帝或者神意的支配之下,宣示自然伦理的合法性,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起家族和社会伦理。与之并行的另外一条发展线索则是:以神权法或者神法为逻辑起点,主张国家法或制定法是自然秩序和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投射。近代以来的法治文化变革,可能片面夸大了中西法律哲学之间的异质性,对两者共性的认知则略嫌不足。

先秦“礼法之争”法哲学之辨

"礼崩乐坏"的先秦时代如何治国,儒法两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论争。礼法之争涉及很多深刻的法哲学命题,对人性、情感的不同认识以及因不同职业所面临的问题与思考的着眼点及思维模式的不同,决定了两派对德礼和刑罚二者强调和取舍的不同。"礼治"与"法治"理论的同源及目的的相同又从根本上决定了二者之间存在着互补和融通。先秦礼法之争促进了法律的发展和法学的极大繁荣,其中蕴含的古人丰富的政治法律智慧,弥足珍贵。

略论《唐律》中的礼教思想

《唐律》"一准乎礼",其律条及律疏深受传统的纲常名教所支配,是儒家的伦理法典。礼教思想主要体现在《唐律》中的立法指导思想、同罪因身份而异罚、依礼教原则解释律条、修律以礼为蓝本等方面。《唐律》伦理法思想的基本精神与特色是家族主义、礼刑合一、义务本位、男尊女卑等。

从唐律看唐代的“亲亲相隐”制度

"亲亲相隐"亦称"亲属容隐",指亲属之间可以隐瞒罪行而不论罪。亲亲相隐制度中的亲属因不同的服制而具有完全的容隐权或半容隐权。唐律因"一准乎礼",其规定的"亲亲相隐"制度更强调伦理纲常,重"别异""尚敬",依据亲疏、尊卑确定容隐范围及相互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单纯强调卑幼对尊长的容隐义务,着重保护的是秩序而非亲情。

浅论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

中国古代社会是个礼法社会。礼法是中国古代法的基本形态。其基本特征就是将礼作为国家立法、执法和司法的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以礼率法、以礼摄法、"礼"与"法"既糅合又并存,相互补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用于规范社会、管理民众、治理国家。简单的介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的历史、含义、特征以及与法律的相互关系。

当代中国法治进程中的文化阻滞力

当代中国的法治进程正处于特殊的历史情境中,社会转型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碰撞,不同的文化精神同时影响着这个寻求现代化的国家。以理性化、契约化为核心文化精神的现代法治,要在有着千百年宗法伦理文化积淀的中国社会扎下根来,需要克服来自传统之中内在的文化阻滞力,这种阻滞力通过个体的行为和社会结构表现出来,通过人们的日常生活潜移默化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法律等各种非日常的社会领域,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中国在寻求适合自己发展道路的过程中,越来越意识到自身文化问题的重要性。在法治发展的现阶段,要真正打破困境,必须从根本上逐渐限制和消除来自于中国社会内部的具有结构性特征的文化阻滞力,变不利为优势和特色,从而为法治建设的进一步深化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