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人口迁移及其影响述论

东晋南朝时期 ,人口迁移的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历时之久 ,超过以前任何一个历史时期。大量人口迁入东晋南朝境内 ,产生了多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 ,从实质上讲 ,东晋南朝特别是其中的东晋、宋、齐、梁 ,是移民政权 ;其次 ,丰富了南方文化的内涵 ,提升了南方文化的层次 ;再次 。

董其昌“以势为主”笔法观辨析

董其昌对传统笔法有深入的探求,对晋人笔法见解独到。米芾书宗二王,以"锋势备全"诠释了对晋人笔法的认识,董其昌于米芾别有会心,视其为重要的取法对象,从米芾处参得"无一实笔"与"无垂不缩、无往不收"的笔法要领,其关捩为"以势为主"。董其昌视"以势为主"为"关捩子",对晋人笔法有了"自起自倒、自收自束"、"转左侧右"、"似奇反正"等深刻的认识。

严实父子与金元之交的东平文化

金元之际，严实父子治理东平地区近50年，一面招致流亡文 士，复兴金源文化，一面兴学养士，为元朝培养了大批人才，也为散曲等多种文学样式的繁 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扫除了改朝换代之际文化恹恹不振的局面，起到了发轫 元朝自身文化的作用。

李充《论语》注简论

李充《论语》注以道家的“自然之性”作为儒家纲常的存在依据 ,但同时极力强调儒家礼教的作用 ,具有向儒学靠拢的学术倾向。这种儒道兼综而侧重儒教的思想性格 ,既与李充个人的人生经历相关 。

论江左军府府佐兼带郡(县)职及行府州事——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出现了一种新变化,即军府府佐兼带统属郡(县)职(尤其是首郡)以及行府州事现象的大量出现,并逐渐有制度化发展的趋势。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取得对国家方镇的控制,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可是,因为生活教育背景的不同,他们不具备或者缺乏对国家行政事务进行有效管理的经验和才能,这直接促使行政体制发生变化来弥补和适应这种地方管理上的不足,富有经验和能力的高门士族成员因此被选拔出来任职于方镇军府的府佐并兼带统属郡(县)职甚至代行府州事。这种管理方式是在晋宋之际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发展起来的,为以京口北府集团为代表的"武"势力(军功武力)与高门士族为代表的"文"势力之间的合作创造了一个极为有效的发展平台,使得他们长短互补,相互为用,方镇乃至整个国家也得以正常有效运转。

何承天年谱

何承天是南朝宋初著名的文人学者,他一生涉猎广泛,在文学、史学、音律和天文学等方面均取得突出成就。但目前学界对何承天生平事迹及其主要作品创作年代的研究仍然很少,尤其是对其著名的政论文《安边论》的创作时间论断不准。文章通过对相关史料的搜集整理,并对何承天重要作品进行系年,力求准确客观地展现何承天波澜起伏的一生。

对三峡地区汉晋时期墓葬所出陶楼的认识

峡江地区出土的陶楼资料表明,汉晋时期三峡地区的建筑成就与周边地区相比,毫不逊色,可以说是齐头并进,甚至在某些方面还处于领先水平。长期以来,人们一谈到三峡地区就与落后闭塞蛮荒之地划上等号,这是由于对三峡历史知之甚少所产生的一种误解。

论“东坡风度”

苏轼与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韩愈等古代大诗人相比,个性更鲜明,更受到后世欢迎;习近平总书记引用最多的古代名人也是苏轼。这是因为苏轼全面学习、化用"魏晋风度",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东坡风度"。用"东坡风度"来概括苏轼的魅力,比其他任何一个词语都要恰当。后人固然学习苏轼超然旷达、爱国忧民的内在精神,但更热衷于模仿"东坡风度"的各种外在具体行为:谈玄论道、醉以忘忧、性好山水、谐谑风趣、书画怡情、医药养生、人物品评等等。"东坡风度"为历代中国文人树立了一个标准的效仿榜样,千古传颂。

论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的变化之一

晋宋之际,国家官爵制度上发生的重要变化之一就是带"五等"字号虚封爵的出现。晋末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之下,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强势军功击败高门士族,取得压倒性的军事政治优势,京口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由此形成。带"五等"字号虚封爵适时地出现则成为这个现实政治变化的典型表现之一。笔者从这种虚封爵产生的时间和目的进行详细分析,以为正是出于酬赏义熙初年京口北府集团建义之功,朝廷才创设了这种虚封爵。这种虚封爵突破既有的门阀制度优势,确立了以军功为核心的分享军事政治利益的价值导向。这使得京口北府集团凭借军功所获取的军事政治利益不仅在制度层面上得到保障,而且在价值层面上取得其正当性和合法性,也就在这个时候,京口北府军功利益阶层得以成立。酬赏军功的这一目的也直接决定了虚封爵的若干特点,对此,笔者也予以分析说明。

东晋文人的历史特征及其演变

西晋灭亡后,在江南建国的东晋王朝上下产生了一股强烈的历史反省思潮。在此环境中,东晋政治文化生活中的核心人物虽然皆出身于门阀士族,但却形成了有别于前代名士政治的两大特征,即对事功的重新重视和个人才能的文武合一。随着名士文化的发展,在士族文人中又逐渐产生出另一重文化人生,同时对名士政治的价值理性不断地进行消蚀。

“王与马共天下”与东晋政治

"王与马共天下"是魏晋时期出现的君主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一种特别形态。蜀汉时,刘备、刘禅与诸葛亮密切合作,使得蜀汉政权顽强地生存在魏、吴两个大国之间。西晋灭亡以后,北方门阀世族与南方门阀世族联合起来,在建康建立起"共天下"的东晋王朝。"共天下"既是皇帝与权臣共处的权力分配方式,也是东晋君权的实际运行过程,其支撑着东晋政权延续了百年。

嵇康《狮子击象图》献疑

唐人著录嵇康绘有《狮子击象图》,但该图恐非嵇康之作。"狮子击象"作为一种异域景象传入中原,结缘于佛教在中土的流播。狮子形象大约在东晋时期进入文士绘画题材。宗炳《狮子击象图序》交代了该图的绘事缘起,《狮子击象图》本系宗炳之作的可能性较大。唐人归之于嵇康名下,和嵇康刚烈的性格与"狮子击象"的惨烈意象暗合,其白画跟《狮子击象图》在文献著录中并行流传引起误题以及唐人借其题签抬高画价有关。

论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与金代社会及文坛的关系

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是金代少数民族政权下统一的区域文化形成后的产物。其核心不是反封建,而是女真统治者观念的反映。其写作主旨和元好问等金代文士的理想追求相一致,体现的是金代文学发展的总趋势。其写情和叙事的潮流,是元代文学兴盛的基础。

东晋南朝乡村社会组织与管理的变迁

在东晋政权偏安江南 ,北方十六国征杀不已的情况下 ,南北双方在各自的历史背景下 ,其乡里组织亦出现了明显的差异 ,东晋政权继续实行汉、西晋以来的官方乡里体系 ,而北方十六国除在个别地区有官方乡里体系的影子 ,绝大多数的乡里组织已为坞壁所取代。这种影响延及以后南朝、北朝时期的乡里组织体系 ,南朝宋、齐、梁、陈诸政权因袭了两晋的乡、里、什、伍体系 ,而北朝则在当时动乱、坞壁丛生、“宗主督护”制盛行的基础上试图重新恢复官方对乡村社会的统治 ,这种努力的结果便是北魏三长制的推行。应该说 ,东晋南朝的乡里体系与北朝的三长制乡村管理组织是形态迥异的两套乡村组织体系。值得注意的是 :无论在南朝还是北朝 ,作为乡村民众聚居地的“村” ,逐渐具有了乡村组织的职能 ,特别是在南朝 。

东晋以来爨氏与中央和地方势力的关系

东晋以来,爨氏在南中的统治区域相对稳定,并随内地王朝势力的扩大而收缩、随王朝势力的缩小而扩大。爨氏通过奉王朝正朔,获得了统治的正统性;同时,通过保持向王朝的朝贡及统合夷汉部曲,维护了其与中央、地方关系的互动。在爨氏称霸时期,西爨境内保持着许多小区域的政权,没有进到集权统治,只是奉爨氏大长为盟主。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爨区依然是"君长以什数",只是"爨"最大而已。

谁是东晋永和年间兰亭雅集的幕后推手——兼论晋简文帝的文学贡献

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兰亭雅集的关键人物除了王羲之、孙绰和谢安外,还有其他类似的幕后推手。本文通过对《世说新语》《晋书》及王世贞《艺苑卮言》的梳理发现,东晋简文帝司马昱的心性及其行为很值得关注。他与具有较高政治、文化地位的文人建立了特殊关系,从而对文人玄谈和文学活动产生了影响,尤其与兰亭雅集地(会稽地区)形成密切联系,凡此皆使其在地域和全局意义的兰亭会中发挥了重要的支持引导作用,成为兰亭雅集十分关键的幕后推手和两晋帝王中少有的文人领袖人物。

逯耀东的史学研究风格——基于其魏晋史学研究成果的分析

逯耀东是台湾当代著名的史学史研究专家,尤其在魏晋史学研究领域有很深的造诣。以其魏晋史学研究成果为基础,分析其史学研究的风格,可以更好地认识逯耀东在魏晋史学研究领域的地位。其史学研究风格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以大见小"与"以小见大"相结合的考察方法,二是全方位、多角度的立体性审视视角,三是史料引用丰富、考证详细,四是文笔优美、可读性强。

裴祗墓志疏证——兼论西晋时期的社会礼俗

裴祗事迹未见史书记载,人们很难从传世文献中探查裴祗的生平概况与家族渊源;出土的裴祗墓志记载了裴祗的生平状况、仕宦履绩,为史学工作者研究河东裴氏家族打开了一扇新的大门。裴祗墓志提供的新线索与佐证材料,成为史学工作者研究裴氏家族的重要补充文献资料。裴祗墓志所载材料结合传世文献,对后人理解西晋初年的社会风气与尊崇儒家礼制的思想潮流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董解元《西厢记》泰和五年成书考--兼论其团圆结局

《董西厢》成书于泰和五年可据文中多处证据予以考证。其推崇科举,鄙弃门荫等可与泰和年间门荫与科举斗争、重申贤良方正的史实相印证;而太平、德化天下等则与泰和前六年修订《大金集礼》《泰和律令》,结束北方战争等相关联;又《董西厢》改悲剧为团圆结局则与泰和四五年间官方提倡男女及时婚姻、淑女配君子、夫妻和谐等行为密切相关。故此,《董西厢》作于泰和五年当为比较可靠的结论。

山东龙口市东梧桐晋墓发掘简报

2007年10～11月,烟台市博物馆考古队对龙口市东梧桐村北的两晋墓地进行发掘,发现墓葬均为砖室墓,分单室和双室墓。随葬器物多为白陶,有耳杯、钵、罐、勺、盒、盘等。少量墓葬用砖上有"泰康七年"、"泰元廿年"等铭文,个别器物上有"太元十一年"年号,推断该墓地为延续时间较长的家族墓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