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和窃取”行为之法律定性——兼论“平和窃取说”与“秘密窃取说”

近年,“平和窃取”行为频发,传统的“秘密窃取说”对此类新型犯罪行为评价能力有限,导致实践中对平和窃取行为的认定不一,引发同案不同判的现象。而“平和窃取说”的提出与发展有望实现对传统盗窃罪的补充。出于不损害国民的习惯认知及法的稳定性的目的,应将“平和窃取”行为的要素进行拆分,针对主客观一致的平和窃取行为可依“秘密性”与“公然性”分别认定为盗窃和抢夺,而对于基于认识错误导致主客观不一致的平和窃取行为,应纳入盗窃罪的评价范畴。

兰州市“两抢一盗”犯罪空间分布及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核密度分析、Pearson相关系数和地理探测器,围绕社会经济和人类活动环境因子,基于因子独立与因子交互联合探索兰州中心城区“两抢一盗”犯罪的时空差异与影响因素。结论如下:(1)研究区两抢一盗犯罪案件主要发生在黄河南岸,呈现出多高发中心和由多中心向外环状渐次降低的格局。(2)无论昼夜,商业都是影响犯罪的主要影响因素,并且任意2种影响因子间交互作用都表现为双因子增强,双因子交互可以增加对犯罪的解释力。同时商业因素与任意环境因素两两交互的解释力都排在所有交互解释力前列,该因素不仅自身对犯罪影响巨大,而且与环境因素交互作用很强,是犯罪发生的重要催化剂。

长春市“两抢两盗”犯罪的空间分析

基于警区层面的数据,以长春市为例,选取城市中典型的"两抢两盗"(抢劫、抢夺、机动车盗窃和入室盗窃)为研究对象,分析了长春市2008年不同犯罪的空间分布特征,并通过建立多元回归模型,探究几类犯罪空间分异的影响因子。研究发现,各类犯罪均表现出差异的空间分布规律和特征。回归分析的结果表明,抢劫、抢夺和机动车盗窃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与之显著关联的影响因子,而入室盗窃则未能建立回归模型。最后基于相关结论,提出了犯罪地理研究对城市管理几点启示。

抢劫罪、抢夺罪若干问题研究

准抢劫罪的结构实际是一个预备性质的违法行为和抢夺行为的结合 ,而以抢劫罪的实质判断 ,其行为结构应当是具有威胁性的行为和抢夺行为的结合 ,以相当性原则衡量 ,“携带凶器”盗窃、诈骗的行为也应当以抢劫罪论处 ,但以立法价值衡量 ,准抢劫罪的规定没有必要 ;认为转化型抢劫罪的前提行为应当构成犯罪的观点 ,既不符合无罪推定原则 ,又不恰当地束缚了侦查权、检察权的行使 ,同时剥夺了被害人或第三人的绝对防卫权 ,与抢劫罪的构成要件也不相符 ;随附暴力强度较大的抢夺行为不应一律以抢夺罪论处。抢夺罪其行为表现不应以“乘人不备”和“公然”夺取为必要。

抢劫与抢夺犯罪行为时空分布特征研究——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

本文以上海市浦东新区为例研究抢劫、抢夺犯罪的时空分布规律及其与城市空间环境的关系。发现两抢犯罪时空分布呈现显著且稳定的规律性。犯罪时间分布与人们的起居、出行时间密切相关;两抢犯罪高发区往往犯罪目标相对集中、人口流动性较大并且作案后便于逃逸;犯罪低发区多为非生活功能的区域。外来人口、商业场所、通勤人口以及交通复杂程度等城市环境因素对两抢案件数量呈显著正向贡献。两抢案件的发生要素可归纳为三个方面:犯罪目标时空上的集聚、较强的人口流动性以及作案后逃逸的方便。

刑法“多次”从严根据论

我国刑法中的"多次"规定按其规范功能可以分为三种法定类型,即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和作为累计载体的"多次"。以"多次盗窃"为代表的作为犯罪成立条件的"多次"和以"多次抢劫"为典型的作为法定刑升格条件的"多次"都体现了立法者的从严态度。"多次"从严的根据来自两个方面,即客观方面的违法性增加和主观方面的罪责增加,其中,罪责的增加是"多次"从严的首要根据,而违法性的增加仅为其次要根据。"多次"从严的上述根据对于"多次"的立法、解释与适用具有重大意义,尤其在解释论上意义尤为突出。

“盗”“抢”区分的学说争议、事实分析与法律判断——从“公开盗窃说”出发的思考

通说认为盗窃罪具有"秘密性",而"公开盗窃说"认为盗窃罪是公开、平和取得他人财物。"公开盗窃说"不但影响盗窃罪的构成认定,"盗""抢"区分也要重新界分。针对盗抢区分的学说争议、事实分析与法律判断进行分析,笔者认为:"公开盗窃说"使盗窃罪的适用范围宽泛扩张,尤其在新类型案件的处理中表现明显。从方法论的角度,以扩张适用的方式来处理特殊情形的案件传导了"法律不确定性"和刑法扩张的危险信号,应慎重对待。"公开盗窃说"以"对物暴力""对人暴力"的简单界分,不符合我国刑法中财产犯罪的罪名设定与体系安排,无法发挥犯罪认定与罪名区分的功能。"对物暴力"不属于规范评价的内容,"盗""抢"区分的依据是本国刑法的罪名设定与体系安排,前提是案件事实的综合分析,目标是对行为危害性的充分评价,内容是"对人暴力"可能性的规范判断。

驾车暴力冲卡逃费应如何定性

驾车暴力冲卡逃费行为在中国频繁发生,不仅造成高速公路通行费大量流失,有时还导致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高速公路通行费属于刑法意义上的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取得型财产犯罪之犯罪对象。基于法益保护原则,暴力冲卡逃费行为应归属于取得型财产犯罪,结合其具体行为特征,应排除构成破坏生产经营罪、合同诈骗罪、寻衅滋事罪等犯罪之可能性。暴力冲卡逃费可以区分为对物型暴力冲卡逃费及对人型暴力冲卡逃费两种基本类型,前者构成盗窃罪,后者应构成抢劫罪。

论事后抢劫罪

由于与抢劫罪一样,同时具有作为财产犯罪的性质与作为人身犯罪的性质,因而,事后抢劫罪被称为准抢劫罪,要求暴力、胁迫达到按照社会一般观念一般情况下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要成立事后抢劫罪,以在盗窃机会的持续过程中实施暴力、胁迫为必要。判断盗窃机会的持续性标准是,盗窃犯与被害人等之间的紧迫对立状态是否仍然在持续。作为本罪主体的“盗窃犯”还包括盗窃的未遂犯,并且,应该以盗窃行为的既遂或未遂作为本罪的既遂与未遂的区别标准。另外,本罪是以盗窃行为以及暴力、胁迫作为实行行为的结合犯,因而在盗窃犯实施了盗窃行为之后再参与进来,仅仅参与了盗窃犯的暴力、胁迫行为的,就属于是否成立承继的共同正犯的问题。

携带凶器抢夺定性问题探析

携带凶器抢夺的行为,表现为多种情况,并各自具有不同特征。其中有的应依抢劫罪定罪;有的应定抢夺罪;有的不构成犯罪。为使刑法条文符合客观实际,应对《刑法》第 267条第 2款进行修改。

严打“两抢一盗”政策评析——以被害调查为视角

当前中国盗窃、抢劫和抢夺犯罪形势严峻。严打行动的开展,对于遏制该类犯罪的高发态势有着积极意义,但也存在一些不足。治理犯罪,保护民生,需要多策并举、多措并举。

盗窃与抢夺的界分--以被害人为视角

“公开盗窃说”的观点虽然得到部分学者的支持,但是该观点主张的区分标准在逻辑上无法自洽,原有的通说观点面对公开盗窃说的批判也略显无力,两种观点均缺乏对被害人视角的观察。刑法长期以来根据“犯罪人—国家”的框架对犯罪进行分析,忽略了被害人应有的地位。对于有被害人的犯罪,从被害人视角出发厘清犯罪的界限是一条有效的路径。抢夺罪在立法上和观念上都重于盗窃罪,面对被害人公开夺取财物的行为给被害人带来的影响和威胁也重于未面对被害人而秘密侵害财产的行为,因此应当从被害人的视角出发,将公开面对被害人夺取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夺罪,未面对被害人的窃取行为认定为盗窃罪。

对当前抢劫、抢夺犯罪的分析

抢劫、抢夺犯罪极大地影响到社会治安形势,使人民群众的安全感迅速下降。分析当前抢劫、抢夺犯罪的特点及其原因,有针对性地制定预防和打击对策,才能有效遏制抢劫、抢夺犯罪活动的高发势头。

多次盗窃之“次”的法解释学分析

我国刑法和司法解释对于多次盗窃进行了规定,但是对于多次盗窃之"次"的认定并没有明确规定。文章对多次盗窃的立法沿革进行了介绍,通过对多次盗窃的理论界纷争、司法实务的迥异运用和多次抢劫的司法解释的分析,借助犯罪主观层面和犯罪客观层面的时间连续性、区域相对性,探究了多次盗窃之"次"的认定,提出了对司法实践具有借鉴性的意见。

海口市抢劫抢夺犯罪现状及其综合治理

海口市的抢劫、抢夺犯罪较为严重 ,有其特点及原因 ,要改变其现状 ,应从打击、防范、教育、管理、建设、改造六个方面着手 ,对“两抢”犯罪进行综合治理 。

携带凶器抢夺研究

我国《刑法》第二百六十七条第二款在学界引起了较为广泛的争议。从该款的立法原意看其存在有必要性,且应以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来理解该款的具体内容。实际适用中尚有部分疑难问题。

谈城市“两抢一盗”犯罪的情景预防

情景预防是指对某些高发生率的犯罪通过改造可能诱发犯罪发生的情景来减少犯罪的犯罪预防方法。"两抢一盗"犯罪的情景因素包括:犯罪人、被害人、影响犯罪的时空因素和社会控制力度。采取减少犯罪机会、加大犯罪难度、增加犯罪成本及降低犯罪预期回报等措施,可以有效控制"两抢一盗"犯罪。

构建整体打击和防控“两抢一盗”犯罪长效机制的思考

近三年来,上海市的“两抢一盗”犯罪立案数值呈持续走高趋势。各级公安机关应当在20 05年全国范围开展的打击“两抢一盗”犯罪专项斗争的基础上,牢固树立持久作战、常年打防的意识,确立专项斗争常态化、情报支撑信息化、警务协作一体化、防控手段多样化、社会防控互动化的“五化”思路,落实情报主导、刑嫌调控、协同严打、综合运作为主要内容的“四个三”工作措施,构建打击和防控“两抢一盗”犯罪的长效机制,尽快有效遏制住此类案件的高发势头。

两宋时期聚众型贼盗及其整治研究

两宋时期聚众型贼盗事件频频发生,不但破坏了王朝的统治秩序,也严重影响了经济社会的发展,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聚众型贼盗事件爆发,根本的原因是君主专制下对人民的压榨和奴役,直接原因则主要表现在国家的政策不当和社会的动荡等多个方面。面对具备一定规模的聚众型贼盗事件,统治者在整治过程中没有一律镇压,而是区分不同情形,剿抚并施,调整了一些不当的政策,遏制了形成大规模起义的趋势,为王朝的延续提供了保障。

《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评析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科学地解决了主要争议的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该《意见》对入户抢劫问题、抢劫罪与寻衅滋事罪的界限问题,以及实施伤害、强奸等犯罪行为后,临时起意劫取他人财物行为的定性问题的解释存在不足,需要进一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