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机器人的性别对消费者宽恕意愿的影响:热情与能力的中介和拟人化的调节

性别作为重要的身份信息,对机器人的形象设计和消费者感知具有重要意义。已有研究主要关注机器人的性别对消费者接受度、信任度、满意度和购买意愿等结果变量的影响,但缺少对消费者宽恕意愿这一心理变量的研究。由于服务机器人的交互技术还处于不断优化的阶段,服务机器人无法完全避免服务失误,存在服务失败的风险,故有必要研究机器人领域的消费者宽恕意愿。研究基于刻板印象的热情和能力维度,考虑服务机器人的拟人化程度,研究服务机器人的性别对消费者宽恕意愿的影响,提出了一个有调节的双中介模型。采用基于情境的实验法,设计了一个2(服务机器人的性别:男vs女)×2(拟人化程度:高vs低)的实验,通过Credamo见数的官方数据集市平台,收集了304份有效样本数据。研究发现:服务机器人的性别差异对消费者宽恕意愿具有显著影响;热情在服务机器人的性别差异和消费者宽恕意愿的关系中起积极中介作用,能力在服务机器人的性别差异和消费者宽恕意愿的关系中起消极中介作用;服务机器人的拟人化程度调节热情和能力的双中介作用。研究补充了机器人性别对消费者宽恕意愿的影响研究,可从实践上指导服务机器人设计。

人工智能时代的新爱情?——论珍妮特·温特森《弗兰啃斯坦》中的跨界之恋

如果机器人真正介入人的生活,包括爱情在内的人际关系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如果人可以摈弃肉身,将大脑变为数据上传至任何载体,人是否就可以不再受物质性身体的束缚,便因此可以免除一切病痛、丧失和死亡,从而走向永生 2019年英国女作家珍妮特·温特森出版的《弗兰啃斯坦:一个爱情故事》通过重写玛丽·雪莱的《弗兰肯斯坦》,表达了生物工程、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高度发展的语境中生命观和婚恋观的变化。本文拟围绕《弗兰啃斯坦》中的性别政治和离身性这两个核心问题,阐释温特森对后人类社会中酷儿之恋和人机之恋的设想,认为该小说体现了性别伦理、人机伦理和生命伦理三个层面的伦理隐忧,表达了新语境下对爱情以及对身体、意识、生命与死亡等问题的思考。

工业机器人使用、性别异质性与高等教育入学率

“机器换人”已成为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的时代命题,但现有研究对机器人在替代过程中促使劳动力知识结构升级的作用研究不足。本文采用67个国家(地区)1993—2019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工业机器人使用对高等教育入学率的影响及其性别异质性。研究发现:第一,工业机器人使用显著提升高等教育入学率,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工具变量法等因果识别策略验证结果的稳健性;第二,工业机器人使用对于女性(相比男性)参与高等教育具有更强的激励作用,此性别异质性在发展中经济体尤为显著;第三,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调节作用。伴随着高技术制造业出口比重和高端服务业增加值占比的提高,工业机器人使用对高等教育入学率的正向影响进一步增强。本研究扩展了人工智能社会效益的文献,也为探讨“机器育人”现象提供经验启示。

论科幻叙事中的机器人性别身份建构——对小说集《我,机器人》的一种解读

在20世纪的科幻小说中,部分机器人形象已经具备性别特征。本文通过对阿西莫夫的小说集《我,机器人》进行深入分析,揭示其叙事中机器人的性别化过程与身份建构机制。本文认为,人机关系的固定模式使男性、女性与机器人之间存在着由高到低的权力关系,具体表现为人类“亚当”—机器人“夏娃”与“假面”女人—机器人“新娘”两种性别图式;随着不同情境中权力主体的位移,机器人的社会性别也会产生变化,呈现出流动性、非连续性与悖谬性的特点;科幻叙事的性别书写并非宣扬一种以人类中心主义为范式的权力话语,而是将其作为反思人类的隐喻或寓言。

德国科幻《大都会》中的女性机器人形象解析

在西方机器人叙事史中,德国科幻经典《大都会》中的赫尔-玛莉亚是女性机器人形象的银幕首秀,在概念、定性、形象和功能等方面均独具特点。赫尔-玛莉亚并非“robot”式的反叛奴仆机器人,而是更有早期机器人的类人属性:在女性机器人叙事中,它不仅符合“男性幻想—女性身体”的性别模式,也成为西方文艺中技术与女性负面结合的典型代表;它不仅满足了个体欲望,其影响也拓展社会层面,成为西方早期到当代、小说到影视机器人形象的承转角色。同时,为什么传统机器人多是女性?《大都会》给出了答案。

工业机器人应用如何影响年轻人婚育行为?

现有研究聚焦于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而相对忽略了其他社会经济后果。本文将自动化技术引入家庭集体模型,理论分析了自动化技术应用通过缩小性别工资差距,降低女性的结婚和生育意愿的机制。基于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和人口普查以及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实证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提高了年轻人的结婚年龄和离婚率,但减少了生育子女数量。这一结论在控制贸易的影响、更换样本等稳健检验下均成立。机制分析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相对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和工资收入,同时增加了子女养育成本。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女性相对经济地位提升,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女孩出生率的负面影响更小,因此有助于缓解中国长期以来的性别失衡现象。在产业智能化和人口负增长的双重背景下,本文提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增强就业灵活性,能够有效缓解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婚育行为的负面影响。

服务机器人创新对工资性别差异变化的影响研究

服务机器人创新改变了劳动力的技能优势和就业市场的性别分工,为推动性别平等提供了新契机。文章综合利用城市层次的服务机器人专利申请数据和CHIP微观调查数据,运用Oaxaca-Blinder分解方法测算了城市层次的工资性别歧视程度及其变动趋势,并在个体层次考察了性别工资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服务机器人创新显著降低了城市服务业的工资性别歧视程度,相较于男性而言,女性的平均年工资水平显著提高;(2)服务机器人创新对女性工资的提升作用在较高学历人群中更加明显,在不同年龄、不同工作经验的人群中相应作用的异质性较小;(3)服务业的技能溢价是服务机器人创新降低工资性别歧视的主要机制,城市服务业发展与服务机器人创新相辅相成,在其中起着正向调节作用。文章研究结论表明,在数字经济时代,以服务机器人为代表的技术创新不仅有助于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对解决劳动力市场上长期存在的性别不平等问题具有积极作用,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服务机器人创新的社会效应。

机器写作中的性别刻板印象:基于实验研究的实然探讨

性别刻板印象会影响读者对作者与内容的评价。基于CASA(Computers are Social Actors)范式,本研究探讨在机器写作领域中,被赋予了性别的机器作者是否也会受到性别刻板印象的影响。一个采用因子设计的在线实验收集了读者对不同物种、不同性别作者及写作文本的评价。研究发现性别刻板印象的确存在于大众对机器作者及内容的评价中;但在具体类型的文本中,读者对文本质量和作者的评价呈现出物种和性别的差异。

机器人的应用可以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吗——基于CFPS2018的经验证据

基于"资本—技能互补"假说和ALM任务模型,构建劳动和资本要素投入双嵌套CES生产函数理论模型,利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考察了机器人应用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结果表明:(1)机器人可以促进个体工资增长,且女性工资的增长幅度大于男性,从而缩小了性别工资差距;(2)从技能水平看,机器人在教育技能中等和"软技能"较高的劳动力群体中对性别工资差距缩小的作用更为明显;(3)从市场分割看,机器人对于缩小城镇地区和机器人密集区的性别工资差距效果明显。

工业机器人应用、性别工资差距与共同富裕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不断演化,工业机器人的广泛应用势必对中国现阶段以及未来的劳动力收入分配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使性别工资差距呈现新特征。本文首先构建理论模型刻画工业机器人应用通过影响技能工资差距进而影响性别工资差距的经济逻辑,然后利用IFR机器人数据、第二次经济普查微观企业数据测算各城市工业机器人密度,并在匹配微观个体和城市变量的基础上,使用固定效应模型与工具变量法实证考察工业机器人应用对性别工资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提高了男女性劳动力的工资水平,且有助于缩小性别工资差距。分样本回归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缩小性别工资差距的作用在初始性别工资差距较高、劳动力技能水平较低、制造业组别中更为明显。本文进一步分析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宏观收入分配格局的影响,发现工业机器人应用对各省份基尼系数具有显著负向影响,有助于改善省份层面收入分配状况。本文研究不仅对国家引导产业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提供政策参考,还对缩小中国性别工资差距、优化收入分配格局提供新的政策启示。

伴侣机器人的三维伦理冲击

作为传统性玩偶与AI的结合体,伴侣机器人能够在“身”“心”维度满足人类需要,但这并不能构成其充当人类伴侣的充分道德理由。为此,伴侣机器人需要得到严肃的伦理审视。考察从小到大的三大伦理场域:“个体-家庭-社会”,伴侣机器人可能会对当前人类的“身份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造成强烈冲击。原因有三:一、伴侣机器人并不具有专属于“人”的性别,但它因具类人化的外形,故可获得虚幻的“第三性别”。二、伴侣机器人具备一定的性能力,故可成为家庭生活中想象的“第三者”,对夫妻的情感及性关系造成威胁。三、伴侣机器人不是道德主体,但人们又易将道德期待附加在它身上,使其处于尴尬的“道德盲区”。综上,伴侣机器人只能停留在伴侣的功能性维度,而无法上升至伦理性维度。故,机器人不能成为人类的伴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