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苏绣服饰绣挽的历史演变及艺术特征探析

绣挽作为清代女性服饰的主要装饰配件载体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通过苏绣绣挽可以进一步理解整个清代衣饰轨制背后的服饰文化。本文通过实地考察中国丝绸博物馆、江南大学民族传习馆和苏州大学博物馆展出的绣挽藏品,并结合运用实物图像分析学,归纳总结清代绣挽的历史演变及艺术特征,类比分析苏绣绣挽的针法类型特点及应运规则,梳理清代服饰中绣挽的苏绣针法、丝线工艺、色彩、绣地和构图题材等独特的表达形式。研究表明:清代苏绣服饰中绣挽的款式衍变与当时的思想和文化息息相关,其袖制构思和刺绣缝制等是实用与审美的双重表现,形、色、艺极具江南特色,更表达了独特的民族和地域的风俗习惯及价值取向。

清代挽袖中寿纹饰元素及文化研究

目的梳理清代挽袖中寿纹饰元素的资料和实物,使中华传统服饰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方法以苏州大学博物馆、杭州工艺美术博物馆展出的清代挽袖藏品实物为研究样本,结合文献研究法和图像分析法,对寿纹饰元素中的寿字纹饰和寿意纹饰分别进行论证,剖析其中的造型形式、构建方式,探讨寿纹饰元素所隐喻的文化内涵。结论清代挽袖中的寿纹饰元素从根本上是人们借物抒情的设计载体,是集吉祥纹样与文化为一体的装饰符号产物,有助于寿文化的传播。清代挽袖中寿纹饰元素的构建方式趣味多元,巧妙地将纹样的形式、内容,以及文化融合于其中。挽袖中的寿文化内涵是华夏民族人伦亲情的一种表现,具有良好的社会效应,有利于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对践行当今崇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积极推动作用。

清代驻防旗人的婚姻圈——以朱卷履历为中心

清代驻防旗人的乡试、会试履历,以近于家谱的形式反映了他们的家族世系与通婚状态。地域的局限和旗民间的畛域,限制了大多数驻防旗人的婚姻选择。其中,仅少数驻防旗人,通过官职升转、军事调动等途径,实现了跨地域通婚;至于旗民间的通婚,履历中也保存了若干旗人娶民女、旗女外嫁民人的个案。总体上局限于旗营内部的婚姻圈,增强了驻防旗人内部的累代交叉通婚,以“姻亲师友”为连接点,愈益错综复杂的婚姻圈亦与师友圈产生了重叠,驻防旗人的社会关系网遂逐渐延展。

基于晚清满汉服饰标本的“袖制”比较

以晚清满汉女子上衣袖制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标本的信息采集、测绘与结构复原,采用标本与文献结合二重考证与比较研究的方法。晚清汉族女子尚宽袍大袖,有“袖胡”之制,此不仅是遗留下来的汉族礼俗的物质体现,也有本身的功用价值所在。满族女袍在清早期承继本民族紧身窄袖的袍服,晚清时因地域、生活习性的转变以及政治经济的稳定,紧身的“马蹄袖”上升成为礼制符号,功用性减弱,便服中则以宽大的舒袖或挽袖取而代之,长短、形状、挽法不一。满汉女子衣袖虽在晚清时宽度呈现相近,但从其结构角度分析,仍各有特色,且在各自的服饰中保留了本民族的符号,成为表现中华一体多元文化特质的实证。

清代挽袖的发展及其艺术特征辨析

挽袖是清代服饰中特有的袖口设计,具有装饰与功能的双重价值,在女服中使用甚多,是清代袖饰设计中的一朵奇葩。文章通过文献研读法、图像分析法,对清代挽袖的发展过程和艺术特征进行研究,并厘清其兴起与衰亡的原因,有利于更全面地呈现挽袖的历史价值。分析表明:挽袖是清中后期满汉女服互仿与缘饰艺术发展背景下的产物,常与镶、滚技艺结合使用,其制作工艺的精细程度能反映出穿着之人的社会地位,然而随着清代的灭亡与民国女性平权意识的提升,挽袖逐渐沦为用来收藏的画幅。

清代龙纹袍的袖部形制特点及内涵

为了进一步解读清代龙纹袍的袖部形制,以传世清代龙纹袍藏品为实物来源,结合大量书籍文献资料和图像进行分析研究,发现清代龙纹袍袖部造型变化主要体现在其袖部结构中的局部形制上。通过梳理龙纹袍连袖、接袖及袖端的结构特征,结合当时的时代与审美特性,分析袖部形制的变化及其原因,并阐明清代龙纹袍袖部造型的功能性内涵及特点,进而丰富清代服饰文化的研究成果。

弋阳腔《琵琶记》的宫廷演出

过往清宫戏曲的研究已经关注到连台本戏、节令戏存在昆弋并用的情况,而较少关注民间传入的南戏或传奇作品的弋阳腔演出。通过对弋阳腔《琵琶记》演出记录的梳理,得知清代前期与后期所演《琵琶记》折出存在明显差异,这与帝后好恶的转变和民间演出风尚的影响直接相关,而弋阳腔折子在宫廷的演出也呈现出由盛转衰的趋势。同时,以现存宫廷《琵琶记》剧本来看,不仅有弋腔单折,还有弋腔本戏,而且单折与本戏对应折出的内容基本一致,说明弋腔《琵琶记》存在一个改编为本戏到拆分出单折上演的发展过程。重新发现的《琵琶记》本戏是对明代通行本、选本和民间弋腔流行折出的综合,使用昆弋两腔交替演唱,使得研究者可以一窥清代前期宫廷改编南戏或传奇作品的基本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