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黄河漕路与秦汉隋唐帝国

中原黄河漕路是以现在郑州桃花峪以西至三门峡灵宝段的黄河河道为主干的漕粮运输通道,由灵宝至三门峡段、三门峡至孟津段、孟津至郑州桃花峪段等数段构成,敖仓、荥阳故城等地是中原黄河漕路上的关键节点。作为关中与关东之间唯一有效的运输渠道,其畅通与否和秦汉隋唐帝国的国运兴衰息息相关。在秦、汉、隋大一统的过程中,中原黄河漕路有着重要的战略地位。桃花峪以西的中原黄河漕路转输军粮物资之便,帮助秦人在兼并统一战争中占得先机;而关中以东中原黄河漕路的畅通及其对敖仓之粟的控制,几乎成为刘邦战胜项羽的决定性因素。汉代时,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转输的漕粮数额一直呈现攀升之势,最高在元封年间达六百万石,约为当今的18万吨。隋帝国借助中原黄河漕路控制了当时东亚大陆上最富庶的区域,更是以郑州桃花峪西至三门峡灵宝段黄河漕路为主轴,西引渭水,东连黄河下游与后来的隋唐大运河通济、永济两渠,构建了南至淮水、北达海河流域的水上交通运输系统。唐代关中长安对中原黄河漕路的依赖则超过了汉、隋,经由中原黄河漕路西输至关中长安的漕粮数量与规模随着唐帝国国运盛衰而不断起伏变化,可以说中原黄河漕路畅通、漕运制度不断完善,唐帝国蒸蒸日上;中原黄河漕路断绝,唐王朝政权亦随之衰亡。因此,中原黄河漕路足以称为秦汉隋唐帝国的生命线。

明朝之前中医骨伤科文献研究

中医骨伤科起源于远古时期;战国、秦汉时中医骨伤科解剖生理知识、创伤病因病机等基础理论基本形成;魏晋隋唐时期骨伤科诊疗技术取得了重大进步,骨折复位、固定、功能锻炼三大原则及整体观念、筋骨并重、动静结合、内外兼治治伤理念初步形成;至宋金元时期,骨伤科独立成科,不但创新了复位方法,而且对开放性损伤以及手术治疗有了进一步探索,骨伤科理论得到升华,临床经验得到总结,为明清时期骨伤科的兴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空白”的疑惑与解读——宋代以前福建漆艺的发展状况

对宋代以前的福建漆艺研究,因实物难觅踪迹、直接的相关资料残缺,素来乏人问津。梳理战国至唐末五代时期的闽地漆艺发展概况,并对闽地出土的战国时期漆器遗迹的来源、战国秦汉时期闽地漆艺概况的成因、唐代"纻胎漆像"兴盛的原因等问题作初步探讨,这对福建漆艺在文献资料、考古出土文物和海外遗存漆器的综合研究方面,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

探索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高敏先生访谈录

20世纪后半叶以来 ,高敏先生在简牍与简牍学、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研究领域 ,对诸多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 ,做出了巨大的学术贡献。对高敏先生所做的访谈 ,内容涉及其学生时代、治学道路、学术成就、治学方法与学术思想 ,以及他的一些有代表性的论著的独到见解 ,尤其是他将科学的理论与信实史料的有机结合 ,将已有文献与出土资料并重的治学方法 ,既多层面凸现出中国古史的深层底蕴 ,又对后学提供了可资镜鉴的方法论知识。他对其相关研究领域的研究发展趋势与当前学术界、青年学者中所存在的一些情况的分析 ,则充分显现了老一代史学家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研究

新公布的荆州胡家草场汉简《岁纪》简内容涉及秦昭襄王、秦王政、汉高祖、吕后时期,为战国秦汉史研究提供了新史料、提出了新问题。《岁纪》秦昭襄王时期的三枚简,主要记载了秦对韩、魏之地的攻占,与史书记载有同有异。秦攻占宜阳是在秦武王四年,而《岁纪》却系于秦昭襄王元年。秦昭襄王四年,秦分别攻取了韩国的武遂,以及魏国的蒲反、阳晋、封陵。秦昭襄王十四年伊阙之战中秦军大胜韩、魏,杀死韩、魏联军主帅司马喜。《岁纪》秦王政时期的两枚简,记载了秦王政十六年、十七年,秦灭韩的过程,以及韩王安流亡吴房的情况。《岁纪》西汉早期的三枚简,分别记载了汉高祖元年王汉中,以及还定三秦,消灭章邯之事;汉高祖九年立赵王、大疫、因日食改朔日等事;吕后元年优待官吏和五大夫爵位者、减低免老者年龄增加傅籍者年龄、立号称制、改铸八铢钱等事。《岁纪》记载的内容,或见于史书记载,或未见于史书记载,或与史书记载有异,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深化了对战国秦汉历史的认识。

秦汉上郡治所小考

上郡是秦汉时期中原王朝与北方草原匈奴必争之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拥有上郡,即可保证中原王朝的安全。上郡治所位于今何处,是众多文史学者和当地人关注的一件大事,历来各家说法不同。归纳起来,主要有二说:一为肤施说,一为绥德说,二者皆有文献依据。然考其文献记载,前者可能在今陕西榆林市榆阳区鱼河堡,后者可能在今陕西榆林市绥德县四十里铺。

腰痛-历史沿革与文献探微

腰痛古代中医文献称之为"腰腿痛""腰胯痛""痹症",可追溯到秦汉时期,《黄帝内经》首次出现"腰痛",为肾精亏虚、寒湿外邪、外伤瘀血、脏腑经络病变和情志内伤;隋唐医家认识更趋完善,《诸病源候论》《备急千金要方》归纳为阳气虚衰、风寒侵袭、肾精亏虚、跌坠伤筋、久卧湿地五大类,另有饭后即卧、大便强努、笑多和卒然伤损亦可引起;宋金元涌现出大量名医名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丹溪心法》除延续《内经》中肾虚、瘀血、闪搓等,认为痰饮、湿热也是重要病因;明清《景岳全书》:真阴虚证为主,实邪较为少见,《证治准绳》:肾虚是根本,余者皆为标也,《症因脉治》"湿热岁气"致腰痛,《秘传证治要诀及类方》《医宗金鉴》《四圣心源》《金匮翼》《冯氏锦囊秘录》等,延续历代医家,补充脾湿肝郁、闪挫气滞、湿热岁气、食积、久坐而致腰痛,及妇人童子腰痛等。近现代认为气血、经络与脏腑功能失调和腰痛密切相关,辨证分型治疗。腰椎间盘突出症、腰椎管狭窄症、腰椎滑脱症、脊柱结核、梨状肌综合征、第三腰椎横突综合征、泌尿系疾患(如肾结石、肾盂肾炎等)、妇科疾患(盆腔炎、子宫盆腔瘀血等)均可引起腰痛。

宋以前中国社会伦理相对薄弱的家族因素——从社会史研究的视角出发看汉唐时期的伦理问题

春秋战国时期至隋唐时期的中国社会生活主要有以下特点:(1)整个这段时间,以小家庭为主,其不但贯穿始终,甚至常常独步天下。(2)家族或宗族的形式十分有限,其不仅时隐时现,若有若无,更重要的是普遍不具有宋代以后家族或宗族那种制度性的形式。由此,建立在这一社会生活之上的伦理观念主要包括这样一些特征:(1)核心观念应当是能够普遍在基本家庭单位立足的"孝"观念;(2)普遍的小家庭形式,同时也会在财产、赡养等方面对"孝"观念形成侵蚀和背离;(3)就社会整体而言,缺乏更大的集合或更大的平台,由此也缺乏在更大的集合状况下或更大的平台基础上所制定的种种伦理规范,具体而言,即是宋以后社会那种家法族规;(4)偶尔浮现的一些家训是这一时期个别家族或宗族在伦理观念上的结晶,但它仅仅具有偶然性和或然性,而不具有必然性和盖然性,也就是说它不具有普遍的作为社会风尚的意义;(5)与此相关,以小家庭为平台的"利"观念或许在整个社会占据更为中心的位置,少数思想家对于"义"的美好愿望和善意引导由于没有切实的制度性平台作为依托而多半付诸东流。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上)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

中华养生文化的历史沿革(下)

中华养生文化历经数千年,上古夏商时期食养、导引、针药养生萌芽,春秋战国百家争鸣,道家崇尚自然、提倡返朴归真、自然无为,重视精气神调护;儒家守中庸,致中和,重视寡欲的精神调摄。《黄帝内经》为养生理论奠定基础,强调未病先防、既病防变、病后防复,法于阴阳、天人相应、顺应四时、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形与神俱。秦汉时期养生理论初步形成,《伤寒杂病论》重视顺应四时、避邪慎养,固护脾胃、饮食调摄,未病先防、防微杜渐。《春秋繁露》进一步发展气-阴阳-五行养生观;《论衡》提出生死寿夭,延年之道,《淮南子》倡导形、气、神兼养,中国养生理论和体系初步形成。魏晋南北朝时期养生理论发展,《养生论》提出形神兼养、清虚静泰,《黄庭经》提倡积精保精、吐纳服气、存思内视,《抱朴子》重视玄道守一、积善累德、兼采众术,《养性延命录》兼融三家、认为我命在我、守静食诫,孙思邈融通各家论养生。宋金元时期养生理论不断丰富发展,程朱理学、金元四大家在食养、机体不同阶段养生方面提出新的观点。明清时期养生理论日趋完善,脏腑养生突显,药物养生渐进发展,综合调摄推动养生全面发展。近现代养生理论与实践加快发展,促进养生事业日渐繁荣。通过系统梳理中华养生历史源流,体现了儒释道医四大流派养生思想及其衍化发展,以期为健康服务事业作出贡献。

秦汉至隋时期武陵地区民族关系发展简论

自秦汉至于隋代,武陵地区民族关系进一步发展,中央王朝与武陵地区、汉族与少数民族、武陵地区各民族内部的互动关系进一步密切。整体上看来,中央政府对武陵地区的治理原则是"以其故俗治",要在羁縻怀柔,能结合武陵地区的实际采取因地制宜的政策,如赋税上的宽免,律法上的宽贷,以夷制夷,简选良吏等等。虽然其实质是中央政府在力有不逮之时采取的权宜之策,但客观上促进了民族地区的发展,改善了民族关系,也促进了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发展。与此同时,针对本地区各民族的反抗斗争,中央王朝也采取了断然的镇压手段,甚而荼毒惨烈;在平定之后,往往内迁其部落,安置教化。客观而论,无论是正面的安抚教化,还是反面的武力镇压,实则都加深了民族交流与互动。

帝国无赞,王朝有佳——试论北宋王朝与大明帝国不同的历史模式

从宏观上来讲,在汉唐建政之前,都存在过短命的王朝,它们很好地解决了游牧民族侵扰的问题,而北宋没有这个福分。驱使北方民族向南扩张的动力,是生存环境的压力和追求财富的欲望。在恶劣环境下生长的游牧民族,其求生本能、战斗意志、群体意识和献身精神都远远超越那些生活在优裕环境中的农耕民族。以上因素,是导致北宋未能建立起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之最主要的几个原因。

胡家草场汉简《岁纪》读札

通过对胡家草场《岁纪》部分简文的条析,本文初步讨论了简文涉及的战国后期至汉初的一些重要史事,对秦始皇元年开凿的郑国渠、秦始皇二十九年东游、文帝初汉与南越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新的看法。

“秦汉隋唐现象”原因解析

“秦汉隋唐现象”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从古以来，许多史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曾对秦、汉、隋、唐的历史结局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对于我们理解“秦汉隋唐现象”有帮助，但尚不深入。深入而言，“秦汉隋唐现象”的产生其实主要受四大因素的影响：一是战时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惯性影响；二是新制度磨合的延迟影响：三是事业成功与“盛世”的表面光环的迷惑；四是秦、隋速亡的现实冲击与汉、唐统治集团史学自觉的双重影响。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导致了“秦汉隋唐现象”的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