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体牙髓病患者根管治疗后口腔健康行为状况分析

目的 分析牙体牙髓病患者根管治疗后口腔健康行为状况。方法 选择2022年4月至10月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拟行根管治疗的100例牙体牙髓病患者,所有患者均在根管治疗后2周首次复查时采用自制的口腔健康行为状况量表评估口腔健康行为状况,分析牙体牙髓病患者根管治疗后口腔健康行为状况。结果 100例牙体牙髓病患者根管治疗后口腔健康行为状况得分为(76.18±5.46)分。不同年龄、受教育程度、吸烟、心理状态低下、营养状态患者治疗后口腔健康行为状况得分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年龄≥60岁、初中及以下、吸烟、存在营养不良风险或营养不良是牙体牙髓病根管治疗后口腔健康行为状况的影响因素(P<0.05);线性方程为Y=71.636+3.127X_(1)+3.975X_(2)+4.550X_(3)-6.762X_(4)。结论 牙体牙髓病患者根管治疗后口腔健康行为状况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且患者口腔健康行为状况受年龄、受教育程度、吸烟、营养状态等因素影响。

护士经历工作场所负性行为的现状及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了解护士经历工作场所负性行为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为改善护士工作环境、提升护士职业健康水平提供依据。方法采用多阶段抽样法,于2023年11月—12月选取来自28个省份63所公立医院的4484名护士作为调查对象,应用一般资料调查表、中文版负性行为问卷、中文版大五人格问卷第二版神经质维度、简易应对方式问卷、护理组织氛围量表、中文版领悟社会支持量表同伴支持分量表、丹尼森组织文化量表参与性与一致性特质对其进行调查。结果共回收有效问卷4325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6.45%。共有19.86%(859/4325)的护士经历过工作场所负性行为。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职称为中级或高级(以初级为参照)、职务为科(总)护士长或(副)护士长(以无职务为参照),以及神经质、消极应对、护理组织氛围、同伴支持、参与性与一致性特质水平是护士经历工作场所负性行为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工作场所负性行为在护士群体中的发生率较高。职称较高者、中层管理者、神经质与消极应对水平较高者,以及对感知的护理组织氛围、同伴支持、组织文化参与性与一致性特质水平较低者更频繁经历工作场所负性行为。护理管理者应当关注重点人群,注重组织文化、氛围建设,促进积极的同事关系和支持网络的形成,降低护士经历工作场所负性行为的可能性。

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下儒家典籍德育思想英译研究——以国学漫画《菜根谭》英译本为例

以国学漫画《菜根谭》柏啸虎(Brain Bruya)英译本为例,对其中的儒家德育思想进行分类划分,并从译者行为批评的“求真—务实”连续统评价模式出发,从行文结构和词汇上评析译者在国学漫画《菜根谭》英译中有关德育思想的翻译行为,即翻译策略的使用。研究结果发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翻译行为倾向于社会“务实”,多采用直译、解释译法,力求译文在语义求真基础上实现社会务实,最大程度上考虑目的语读者的阅读体验和其背后的社会文化因素;译者的社会“务实”翻译行为能更好地助力饱含中华传统文化内涵的国学漫画作品走出国门。

弹幕视频网站用户使用行为影响因素研究——以B站为例

以弹幕视频网站B站为例,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收集B站用户的视频网站使用情况相关数据,并运用扎根理论方法,使用质性分析工具NVivo12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最后在此基础上构建B站用户使用行为影响因素模型,并提出B站的改进建议。研究表明,网站功能、资源内容、网页环境、用户学习需求和情感需求是影响B站用户使用行为的5个核心范畴,其中网站功能、资源内容和网页环境属于平台建设因素,情感需求和学习需求属于用户需求因素。对于B站来说,可以从审核、界面分区和功能方面实现优化。

国家治理转型、基层超载与基层干部“行为悖论”

近年来,一些地方部分基层干部日趋忙碌且避责行为日益常见,消极主义倾向明显,这已是不争的治理事实。既有研究的个体视角和抽象的结构视角,难以对十八大以来广大基层干部“行为积极而心态消极”这一行为悖论做出充分解释。引入“国家治理转型”视角,基于各地基层治理实践考察,研究发现:当前阶段,国家治理转型明显,集中体现在治理目标全面提高、治理事务密集下沉和治理过程高度规范上,与位于科层体制末梢、权责倒挂明显和干部分化严重的基层治理体系张力较大,基层超载问题突出。为了推动各项工作落实,“问责推动”日益成为常态化工作推动手段和机制。适度的工作推动,可较好调动广大基层干部积极性;滥用问责却极大挫伤基层干部主体性,影响工作落实,反而助长了基层干部消极行为再生产。基于此,亟待建立健全权责相当的基层治理事务清单制度、面向工作内容和工作形式的合理性识别机制以及面向基层干部的精准问责机制。

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行为响应机制阐释——基于政策刺激视角的质性研究

为了探索养殖户对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政策的行为响应机制,研究以2021年6—8月份湖南省6个地级市生猪主产区养殖户深度访谈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对原始访谈材料进行开放式编码、主轴式编码、核心式编码,运用扎根理论构建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行为响应机制两阶段模型。结果表明:通过对原始资料进行三级编码,分析主范畴之间的关联,整合构建了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的行为响应机制两阶段模型,即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为可以分解为养殖户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响应意愿形成阶段和意愿向行为转化阶段。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支持政策、养殖户个性特质、养殖户感知、成本收益和环保规制是养殖户响应行为的主要影响因素,但它们影响养殖户响应行为的方式和路径存在差异。支持政策是响应意愿产生的外在环境刺激;养殖户感知是响应意愿形成的心理归因;个性特质是支持政策与养殖户感知间的调节变量;成本收益和环保规制是响应行为转化的情景因素,具有加速和制约养殖户响应行为的调节作用。建议政府在宣传、服务、补贴等方面加大刺激力度;推广高效简便的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加大环保督查力度,增加养殖户非环保行为机会成本。

伦理型领导对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支持感和组织公平感的中介调节模型

以福建省A市294名Z世代基层公务员为对象,构建了伦理型领导对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的机理模型,并且通过组织支持感的中介作用以及组织公平感的调节作用来研究其影响机制。实证研究表明:伦理型领导能够积极影响组织支持感、Z世代基层公务员的组织公民行为;组织支持感能够中介伦理型领导对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组织公平感能够调节伦理型领导和组织支持感之间关系。研究启示:Z世代基层公务员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是我国基层治理的新生力量,为了不断激发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民行为,相关部门应重视公务员的伦理道德建设,着力提升组织支持感的水平,同时要关注其对Z世代基层公务员组织公平感的影响。

基于Android系统免Root主防方法的研究

为解决Android手机获取Root权限系统安全性的降低,非Root授权下Android手机安全应用防护效果不理想的一系列问题,研究了ART运行时工作原理、Java反射机制和AOP原理,设计验证了一套免Root主动防御机制,避免了传统防护应用在系统内核层Hook系统关键函数需要Root授权带来的安全问题以及在应用层调用API效果不理想的现状,实现了对手机应用的敏感行为拦截,能够达到增强Android手机防护的效果。

The status quo and influence of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in convalescent stroke patients

Objective： The aims of this study were to investigate the status quo of self-management behaviors in stroke patients at the recovery stage and to explore its influencing factors.Methods： A total of 440 hospitalized convalescent stroke patients were recruited and investigated using the Basic Situation Questionnaire,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Scale of Stroke, Stroke Prevention Knowledge Questionnaire and Social Support Rating Scale.Results： The mean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score was （151.95±23.58）, and dimensions in descending order were as follows： dietary management, drug safety management, social function and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life management, emotion management, rehabilitation exercise management and disease management. Five regional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scores were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nd the scores from Minnan and Minzhong of the Fujian province, China, were higher than the others. Gender, age, family income and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were significantly correlated （P〈0.05）; educational level, stroke knowledge level, social support level and self-management behavior we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and the difference was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0.01）. Conclusions： The overall self-management level of convalescent stroke patients should be improved to strengthen health education; focus on the educational level, which is relatively low; strengthen the social support system of patients; stimulate the enthusiasm and initiative of self-management disease patients to promote disease rehabilitation and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ife.

沉浸式演艺情境下旅游体验记忆对游客行为意向作用机理研究——以武汉市“知音号”为例

沉浸式旅游演艺颠覆了传统的观演关系,游客地位显著提升,从游客视角出发,以武汉市“知音号”为例,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对网络文本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探究沉浸式演艺情境下旅游体验记忆对游客行为意向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旅游体验记忆感知、旅游体验、游客满意度以及个人涉入度在旅游体验记忆影响游客行为意向过程中起到一定作用.其中,游客在沉浸式演艺情境下的旅游体验记忆感知是产生相应行为意向的重要认知要素,同时也是游客体验沉浸式旅游演艺的重要前提条件;旅游体验显著影响游客满意度;游客满意度进一步影响其行为意向;个人涉入度调节了旅游体验记忆感知对游客旅游体验的影响程度.

中国四地区老年人新型冠状病毒疫苗接种行为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背景 老年人是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简称新冠疫苗)接种的重点人群,接种新冠疫苗可有效降低其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发展为重症、危重症患者甚至死亡的风险。目前,我国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且鲜少有研究者探讨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行为。目的 分析我国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行为及其影响因素,为提高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率提供参考。方法 于2022年8月3—14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常州市武进区、郑州市中牟县、西宁市城中区和牡丹江市林口县1 323例60岁及以上老年人为研究对象,采用自设问卷对其进行调查。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影响老年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因素。结果 96.60%(1 278/1 323)的老年人接种了第一剂新冠疫苗,91.76%(1 214/1 323)的老年人完成了新冠疫苗全程接种,79.67%(1 054/1 323)的老年人接种了新冠疫苗加强剂。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与年龄为60~64岁的老年人相比,年龄≥75岁的老年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可能性更小[OR(95%CI)=0.27(0.11,0.62),P<0.05];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可能性更大[OR(95%CI)=2.07(1.12,3.84),P<0.05];感知利益水平越高的老年人接种第一剂新冠疫苗的可能性越大[OR(95%CI)=1.39(1.07,1.79),P<0.05]。与年龄为60~64岁、保持规律体育锻炼的老年人相比,年龄≥75岁[OR(95%CI)=0.34(0.19,0.59),P<0.05]、未保持规律体育锻炼[OR(95%CI)=0.64(0.42,0.96),P<0.05]的老年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可能性更小;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种的可能性更大[OR(95%CI)=1.59(1.05,2.40),P<0.05]。与年龄为60~64岁、来自中部地区的老年人相比,年龄≥75岁[OR(95%CI)=0.55(0.36,0.86),P<0.05]、来自东部地区[OR(95%CI)=0.47(0.34,0.64),P<0.05]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更小;与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更大[OR(95%CI)=1.54(1.15,2.06),P<0.05];感知严重性水平越高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越大[OR(95%CI)=1.06(1.00,1.11),P<0.05]。亚组分析结果显示,与年龄为60~64岁、来自中部地区的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年龄≥75岁[OR(95%CI)=0.35(0.19,0.65),P<0.05]、来自东部地区[OR(95%CI)=0.49(0.29,0.83),P<0.05]的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更小;感知严重性水平越高的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越大[OR(95%CI)=1.09(1.01,1.18),P<0.05]。与来自中部地区的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相比,来自东部地区的未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接种新冠疫苗加强剂的可能性更小[OR(95%CI)=0.44(0.29,0.68),P<0.05]。结论 在开展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工作的过程中,应重点关注高龄和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通过加强新冠疫苗知识的宣传,进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疫苗接种率。

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生成机理--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纪检监察干部是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中坚力量,但为何会有纪检监察干部从反腐者蜕化为腐败者?厘清此问题对于加强纪检监察干部队伍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本文以20名落马纪检监察干部的忏悔内容和10名在任纪检监察干部的访谈资料为研究对象,通过扎根理论的质性研究方法,构建出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生成机理的“权力—制度—监督—心理”四维理论模型。研究发现:(1)监督执纪权所具有的权力特性既是纪检监察干部受到外界腐蚀的重要原因,同时也是纪检监察干部实施腐败行为的前置条件;(2)制度虚置和监督乏力是纪检监察干部实施腐败行为的关键,并对腐败心理具有逆向强化作用;(3)心理变化是纪检监察干部由廉洁奉公向营私舞弊转变的“总开关”,若腐败心理得不到制度机制和监督体系的有效遏制,纪检监察干部的腐败行为便难以根治。研究结果揭示了纪检监察干部腐败行为的生成机理,并丰富了腐败行为研究的理论认识,为防治纪检监察干部腐败提供了经验证据。

慢性失眠患者未治疗行为及影响因素

目的 调查未治疗的慢性失眠患者情况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调查,在全国13个城市招募有失眠症状的18~65岁成年人,对其中诊断为原发性慢性失眠且未治疗的患者,通过问卷获取年龄、性别、经济水平、治疗史等指标,以及匹兹堡睡眠质量指数问卷(PSQI)和失眠严重指数问卷(ISI)得分;通过单因素分析和进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研究对象既往从未治疗的比例及其影响因素。结果 本研究在有失眠症状的4 189例个体中,筛选出符合标准的研究对象601例;研究对象既往从未接受治疗的比例高达86.02%;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经济水平、肥胖程度、病程是既往是否治疗的影响因素。与收入不足5 000元/月患者组相比,1万元/月~<2万元/月患者组既往治疗是对照组的3.103倍(OR=3.103,95%CI:1.310~7.346)、≥2万元/月患者组既往治疗是对照组的4.966倍(OR=4.966,95%CI:1.353~18.228)。与超重和肥胖组[体重指数(BMI)≥24 kg/m^(2)]相比,正常体重组(18.5 kg/m^(2)≤BMI<24 kg/m^(2))的患者更倾向于既往接受治疗(OR=1.863,95%CI:1.030~3.370)。病程每增加1个月,既往接受治疗增加0.4%(OR=1.004,95%CI:1.001~1.007)。结论 当前未治疗的慢性失眠患者中,既往从未治疗的比例非常高;患者的经济水平差、体重超标和病程短是患者从未接受治疗的主要影响因素。

“弱马拉大车”:小组办的权力聚散与条块协调策略

“弱马拉大车”是小组政治的另一面向。对T区安委办的研究发现,其弱马身份根植于T区安委会“聚中有散”的权力结构,即办事机构的折扣履职阻碍组织实体化效果,高层领导的挂帅效应消减于科层叙事,牵头部门的实际地位与职责定位倒挂等现象制约了小组办的条块协调能力。对此,T区安委办发展出了刚柔相济的权力策略(高位推进、审慎威慑、渐进追踪、身份强调)。将协调策略置于任务情境中审视,发现任务情境与策略的权力类型呈模糊搭配关系;而与策略的权力用法呈偏好搭配关系,即偏好刚性用权以应对难度和风险均较高的任务情境,偏好柔性用权以回应难度和风险较低或不确定的任务情境。这两种搭配关系是任务完成逻辑中权力复制机制和“效率—合作”权衡机制的产物。本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小组政治在研究的对象、面向和焦点上的进阶。

多主体视角下基层干部避责行为生成的演化博弈分析

基层干部避责行为是多方主体博弈过程的结果与反映.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构建基层干部、社会公众和监督机关之间的三方演化博弈模型,分析各博弈方的行为策略选择.研究发现,良好的口碑收益、避责处罚、担当奖励、检举奖励及监管不力造成的损失等,对各博弈方行为策略选择有较强影响.基层干部自身具备较强责任意识,社会公众有序理性的利益表达方式,监督机关和社会公众监督效能的提升是基层干部实现责任行政的关键.治理基层干部避责问题,促进基层干部担当作为,必须进一步健全干部激励约束制度、建立权力运行的道德实现机制、畅通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渠道、构建公众素质提升长效机制、创建监管部门的监督奖惩机制.

家族聚集性遗尿儿童临床特征及情绪与行为异常的相关因素分析

目的研究家族聚集性遗尿(family primary nocturnal enuresis,FPNE)临床特征及引起患儿情绪与行为异常的相关因素。方法收集2021年9月至2022年9月新乡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儿童遗尿门诊就诊的306例原发性遗尿症(primary nocturnal enuresis,PNE)患儿临床资料,包括一般资料调查表、长处与困难问卷、儿童睡眠调查表(pediatric sleep questionnaire,PSQ)。依据PNE患儿三代家族成员是否受累,分为家族聚集性遗尿组(FPNE组,45例)和散发性遗尿组(sporadic primary nocturnal enuresis,SPNE组,261例)。观察FPNE组患儿临床特征及情绪与行为改变情况。结果FPNE组中,严重遗尿症(nocturnal enuresis,NE)、非单症状性NE、大便异常和夜间排尿次数≥2次的发生率分别为68%(31/45)、75%(34/45)、48%(22/45)和29%(13/45),显著高于SPNE组的35%(92/261)、47%(123/261)、24%(63/261)和11%(30/2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13~16岁遗尿患儿人数在FPNE组的占比为44.4%(20/45),显著高于SPNE组的19.6%(51/26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FPNE组中约46.7%(21/45)符合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约33.3%(15/45)符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约20.0%(9/45)为多基因遗传。FPNE组患儿的情绪症状、多动症状和困难总分高于SPNE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年龄大、学习成绩较差、PSQ总分高是FPNE儿童情绪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学习成绩较差、患有大便异常及膀胱功能障碍、PSQ总分高是FPNE儿童多动症状的影响因素(P<0.05)。结论FPNE有多种遗传方式,以常染色体显性遗传最常见,患儿情绪症状、多动症状发生率高,临床症状多且较严重,发生尿频、尿急的风险较高,且随年龄增长而不易治愈。

主观认知下降与阿尔茨海默病临床特点差异和影响因素初步分析

目的比较主观认知下降(SCD)与阿尔茨海默病(AD)患者临床特点差异和相关影响因素。方法连续收集2021年10月至2022年10月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天坛医院收治的AD生物标志物与生活方式研究队列的AD患者105例(AD组),SCD患者51例(SCD组)。采用单因素分析比较2组基线资料、精神行为症状(BPSD)、蒙特利尔认知评估量表(MoCA)评分、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量表评分以及载脂蛋白E(apoE)基因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SCD患者发生AD可能的影响因素。结果AD组年龄、BPSD、携带apoEε4比例明显高于SCD组[(70.30±8.64)岁vs(65.67±6.86)岁,P<0.01;77.1%vs 27.5%,P<0.01;41.9%vs 17.6%,P<0.01],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适当摄入咖啡及MoCA评分明显低于SCD组[78.1%vs 92.2%,P<0.05;11.4%vs 29.4%,P<0.01;12.0(6.0,15.0)分vs 26.0(24.0,27.0)分,P<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BPSD(OR=7.970,95%CI:3.167~20.054,P=0.001)、携带apoEε4(OR=2.742,95%CI:1.084~6.935,P=0.033)是SCD发生AD的危险因素,而受教育程度为初中及以上(OR=0.229,95%CI:0.060~0.878,P=0.032)、适当摄入咖啡(OR=0.306,95%CI:0.104~0.892,P=0.030)是SCD发生AD的保护因素。结论有BPSD及携带apoEε4的SCD患者发生AD风险升高,受教育程度初中及以上、适当摄入咖啡的SCD患者发生AD风险降低。

基于扩展TAM-TPB整合模型的患者基层首诊意愿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意义基于扩展TAM-TPB整合模型,研究影响患者参与基层首诊意愿的主要因素。方法/过程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探析患者选择基层首诊决策过程中的影响因素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结果/结论患者主观规范、行为态度、知觉行为控制显著正向影响其参与基层首诊意愿,感知易用性和感知有用性显著正向影响行为态度和知觉行为控制,感知易用性显著正向影响感知有用性。患者对基层首诊认知存在盲区,自我效能感较弱,应不断加强对基层首诊相关政策法规的系统宣传,简化基层首诊的流程与步骤,引导居民树立科学理性的就医观念,从而增强患者基层首诊参与意愿。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风险应对行为形成机制研究

[目的/意义]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方式,研究公众应对行为是引导公众采用科学应对方法的重要手段。[方法/过程]基于国务院公布的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二十条措施背景下的疫情微博数据,采用扎根理论的分析方法,结合相关风险及行为决策理论,凝练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公众应对行为的类型特征、发生规律以及形成机制模型。[结果/结论]信息属性、风险属性、信息源等是公众基于风险传播过程中的风险感知的重要因素,并受到个体响应和社会响应的调节。进而通过决策前的处理与感知来制定公众自身的行为决策过程。最后产生相应的问题聚焦应对、情绪聚焦应对和意义聚焦应对行为。

“国家-社会”视角下基层治理的行为选择与调适——基于基层政府行为逻辑的考察

基层政府是联系国家体制和基层社会交互作用的真正“接点”,它能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力量在保持适度张力的同时相互合作形成治理合力,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一项解释性研究,从基层政府的行为逻辑中分析和研究其在实际中的角色、不同治理路径以及形塑该路径的条件与因素十分重要。基层政府在国家代理人、公民代理人和自利性经营者角色的交互影响下,催生了“不出事逻辑”“完成任务逻辑”和“打造亮点逻辑”,并带来临时的权宜性治理、层层加码的新压力体制和碎片化差异化执行等困境。面对体制约束下基层政府行为的同构性、各地实际状况的差异性和基层治理模式选择的多样性,需要通过制度赋能、协同共治和机制创新来激发基层政府的动能、效能和潜能,实现基层政府复合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