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团鹤纹石青缎的染料鉴定及色彩分析

纺织品文物是人类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色彩是纺织品文物重要的外在表现,而染料是色彩表现的基本内核。染料考古通过对文物的色彩、染料进行测试,结合古文献记载,可获得染料来源、染色工艺、内在审美、商品流通、文物年代和产地等重要历史信息。本文以中国丝绸博物馆馆藏清代团鹤纹石青缎为例,运用高效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检测丝织品文物上的染料,成功鉴别出红色染料苏木,蓝色染料靛青,黄色染料姜黄、黄檗、黄荆等,并结合相关历史文献对清代纺织品色彩的使用进行了分析。苏木与姜黄套染可得杏黄色,黄檗、黄荆与靛青套染可得绿色。该文物是在清代纺织品中发现使用黄荆染料的首个案例。该文物的鉴别结果为清代丝织品染色研究提供了科学依据,结合色彩分析有助于研究清代时期的经济、文化历史,亦可为清代丝织品色彩复制和文物修复及展示方法提供参考。

萨珊王朝纺织品经典图案研究与文化解读

公元3—7世纪,萨珊王朝通过图案各异的纺织品打开了欧亚间的商业大门。借助频繁的商贸、外交等渠道,萨珊王朝奢华的丝织品不仅远销各地,且对周边的文化艺术产生了明显影响,因此对其丝织品装饰图案进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文章依据萨珊王朝留存下来的织物为研究基础,综合文献、考古及实物等多重证据为支持,考察了萨珊王朝丝织品上的联珠动物纹、森穆夫图案、三球式图案及帝王登基与狩猎图案。研究结果显示,以上经典装饰图案的使用与流行背后受到了古波斯传统文化、英雄崇拜及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影响。

吐鲁番出土文书和面衣所见波斯锦

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是西晋至唐朝高昌居民的公共墓地,墓中出土了大量的纺织品文物,所出文书中亦有很多与纺织品相关的记载。文书中有四件明确提到了波斯锦,年代跨度为北朝晚期至唐朝,或用于制作面衣和被褥,或作为财富象征随死者入葬。记载了波斯锦面衣的两件衣物疏都属唐朝,而出土的唐朝38件面衣中有32件使用了联珠纹锦,并以斜纹纬锦为主。本文经过名物对比研究得出结论:波斯锦应为联珠纹纬锦,其中经线加S捻的中原式联珠纹纬锦为何稠仿制的波斯锦,而经线加Z捻的中亚式联珠纹纬锦为吐鲁番文书所记载和当地人所认知的波斯锦,其图案受波斯艺术影响,但不一定产于波斯。

导向筛板-新型浮片式浮阀复合塔板的流体力学和传质性能

设计了一种新型塔板,即导向筛板-新型浮片式浮阀复合塔板,并在内径Φ600的有机玻璃塔内以空气-水为物系,对该复合塔板进行了冷模实验。测定了不同开孔率的复合塔板在固定堰高,改变气速和液流强度情况下的塔板压降、雾沫夹带率、漏液率和清液层高度,并与相同实验条件下的F1型浮阀塔板的流体力学参数进行了对比。此外,本文采用氧解析实验对新型塔板的传质性能进行了研究。实验结果表明,导向筛板-新型浮片式浮阀复合塔板相比F1型浮阀具有通量大、压降低、抗堵性好、传质效率高和浮阀不易卡死、脱落等优点。实验数据表明,该复合塔板的干板压降、湿板压降和雾沫夹带率都随着孔动能因子和液流强度的增大而增大;漏液率随着孔动能因子的增大而减小,随着液流强度的增大而增大;传质效率随着孔动能因子的增大而增大,随着液流强度的增大而减小;清液层高度随着孔动能因子的增大呈现上升、稳定然后下降的趋势,并且随着液流强度的增大而增大。根据实验数据,回归得到了该复合塔板的干板压降(Δpd=aF20+b)、湿板压降(ΔpT=ξF0mLnW)和雾沫夹带率(eV=aF0mLnW)的关联式。

唐初官服“异文”与“陵阳公样”

唐初官服"异文",即官绫图纹中的"大、小科",它们应该与中、西亚起源与盛行的联珠纹、对兽纹有密切关系,故在中晚唐的史籍文本中被记为"异文",但其已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因此,总体上应归属于唐初由窦师纶创制的"陵阳公样"图纹内涵范畴。

徐显秀墓室壁画中服饰图案研究

徐显秀墓发现于公元2000年,墓室壁画资料丰富,众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研究,但是对其服饰图案缺乏系统的研究。文章对徐显秀墓壁画中的服饰图案进行了分类整理及复原,就联珠团窠纹的联珠环、主题纹样和辅花的特点进行了归纳总结和分析,然后将其与同时期的联珠团窠纹进行比较,总结出了联珠团窠纹中的联珠环均为圆珠构成,每个团窠之间没有连接的交点,图案具有极高的封闭性和完整性等特点。另外壁画中的服饰图案融合了中西方文化因素,是当时社会生活的映射,为研究者了解及探究北朝至唐的服饰图案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吐鲁番出土联珠大鹿纹锦研究

吐鲁番地区出土了大量年代为7—8世纪的联珠大鹿纹锦,织锦中大角鹿的形象与中国传统梅花鹿相去甚远。以这类织锦为研究对象,对其出土情况、艺术与技术特征进行分析,并结合文献探讨织锦中大角鹿纹的源流。研究认为,联珠大鹿纹锦属于经线加Z捻的中亚式斜纹纬锦,很可能是由粟特工匠织造并经由丝绸之路输入吐鲁番地区,这类织锦的盛行受到了中亚、西亚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文化的影响。

日本藏唐代时期丝路宗教联珠纹织物纹样考

丝路联珠纹织物东渡入日后留下了大量遗珍,却甚少引起学术关注,这些特殊的宗教联珠纹织物对研究欧亚丝绸贸易与宗教交流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将针对日本现存的联珠纹织物纹样与中原、中亚地区出土品进行对比,采用文史、考古学、图像学相关方法,并放置于欧亚大陆丝路贸易交往与宗教传播的背景下进行分类分析,结论将填补国内对于宗教类联珠纹织物的研究空白。研究表明,隋唐时期丝绸订制贸易已非常专业化与细分化,开始针对不同宗教教徒进行纹饰细分,织造者极有可能为信仰琐罗亚斯德教的中亚粟特人或生活在中原的粟特人。

唐朝团花纹样元素在手工皮具设计中的应用研究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尤为繁荣昌盛的时代,留存下来大量宝贵的文化遗产。本文从唐朝团花纹样的图案、造型、色彩、文化寓意、时代特征等多个角度分析其艺术特色,并以典型纹样黄地宝花为例,提取团花纹样设计因子,挖掘文化符号的内涵和本质特征进行再创作,探索传统文化在现代手工皮具设计中的应用方法与路径。用现代设计语义唤醒传统文化蕴藏的能量和内在活力,以可观、可感、可用的方式把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融入当代生活,使之更加符合当代人的审美意识、情感需求和服饰搭配要求,提高手工皮具行业文化软实力和市场竞争力,对后疫情时代手工皮具产业的稳步蓬勃发展起到积极推动作用。

中国传统联珠团窠图案与现代设计的融合与创新

采用文献记录、图像和实物资料三者对照的方法,系统地研究了中国传统联珠团窠图案。横向分析了联珠团窠图案的艺术特征,如分区显色、构成美学、图形符号、排列美学、审美心理等,纵向探讨了联珠团窠图案与现代设计的融合与创新,以期能为中亚织锦研究领域的研究与发展提供详细的数据与资料查证,对古代两地的交流往来、中国西部地区少数民族的民族服饰和艺术文化,以及中国古代的纺织业发展等研究,提供丰富的材料和佐证。

对清代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的再认识

在清代服饰研究及实物辨识过程中,人们一般根据《大清会典》和《皇朝礼器图式》等记载清代服饰典制的文献,把八团彩云金龙纹样认定为清代后妃吉服上的专用纹样,并进而以之作为区分清代皇帝和后妃服饰的重要标识。本文通过对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量清代服饰实物、清代宫廷绘画中的服饰图像以及清代文献中相关的记载等直接或间接的资料的考察和分析,认为这一认识存在片面性和不准确性。事实上,八团彩云金龙纹并非清代后妃服饰所专有的纹饰。清早期,皇帝也曾穿用过饰八团彩云金龙纹的吉服,这种男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与女用八团彩云金龙纹吉服存在着明显相异的形制特征,并有其特有的始创、演变和消失的历史发展过程。

织绣文物中的寿字装饰

我国于汉代已经在织锦的铭文中使用寿字.到明清时期,寿字与象征长寿的仙桃、菊花、仙鹤及寓意连绵万代的葫芦、字和寓意喜庆幸福的灯笼、蝙蝠等组成吉祥图案。寿宇的字体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本文按时代顺序将寿字的字形排列梳理,不仅可供读者了解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而且根据寿宇的字形变化.可作为判断织绣文物年代的一种依据。

The Wild Boar Head Motif among the Paintings in Cave 420 at Dunhuang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representation of textile decorations that embellish the garments of Buddha and bodhisattvas in Mogao cave 420.The decorations on the robe of Buddha deserve special attention since they include also isolated wild boar heads within pearl roundel frames.The wild boar head was particularly popular among Buddhists and there is no reason to make any association between this motif and Zoroastrian deities.It could have been just a symbol of kingship that was particularly appreciated by high classes in Central Asia such as in western China and Persia.

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纹样的初步研究——兼谈蜀锦中的西域因素

成都万佛寺遗址出土梁大同三年佛立像衣带上雕有联珠团窠圈、对鸟、天人、天莲花等纹饰。从传世及出土的中古蜀锦及相关史料推断,此佛像衣带表现的是联珠团窠圈纹蜀锦,这类蜀锦的出现可能与南北朝晚期益州与西域的交通,以及来往于其间的粟特商人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