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cape as a Mode of Existence：On Ruan Ji＇ s Escapism Complex

Scholarly research regarding Ruan Ji 阮籍 has predom inantly revolved either around his five-word Yonghuai Poetry( Poems from my Heart,詠懷詩).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scape and Escapism,the paper we call the imagery in Ruan Ji's poetry,including his Fu-Poetry,four-word Poems as well as five-word poems,is escapist imagery. Ruan Ji has a kind of escapism complex which the paper talks over by case studies,i. e."Dongping fu"东平赋,four-word Poem IX and Poem XIII,and five-word Poem I and Poem LX X IX to find a new perspective to read Ruan Ji. This escapism complex is closely connected to Ruan Ji's unique mode of existence.

论《文选》五臣注的特征与价值——以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为例

本文以阮籍《咏怀诗十七首》为中心,研讨《文选》五臣注阐释阮籍诗歌的特征。与《文选》李善注相比,五臣注用语浅显精炼,侧重揭示阮诗题旨及典故的创造性化用,契合了科举士子及普通读者之需求。与沈约注相较,五臣注处处比附时事有破坏阮籍诗沉挚蕴藉美感之嫌,但阮诗阐释方式的重大转变实则始于五臣,其独特价值体现在:其一为开拓以史实证阮诗的注释方法;其二令阮诗阐释向重讥刺的路径发展。

陈德文在阮籍批评史上的贡献和影响

陈德文与范钦校刊的阮籍集属于现存最早的阮籍诗文合集,具有重要的文献学价值。陈德文还创造性地提出阮籍“发愤”说,即阮籍愤怀禅代,情结于诗。陈德文对阮籍审美心理的揭示为理解阮诗审美特征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尤其是与明代复古派对阮诗研究进行对比。随着范、陈本阮籍集广泛流传,陈德文在阮诗批评史上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一是在明清阮诗性情真伪之争中,陈德文“发愤”说具有理论资源意义,并推动了阮诗批评的发展;二是陈德文将阮籍《劝晋笺》统一于“忠愤”思想之下,激起了后世诗论家进一步以五臣注索隐比附方法阐释阮诗,并表达对颜延之、沈约、李善等旧注之不满。以上可见陈德文在阮籍批评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试析魏晋玄学下嗜酒的阮籍与刘伶

魏晋之际是中国古代政权与思想文化之大变局。在“食药饮酒”成风,儒学式微、玄学兴起的魏晋时期却孕育出像“竹林七贤”这样具有代表性的名士团体。“竹林七贤”中的阮籍与刘伶面对同样的社会背景和时代环境,都选择通过嗜酒方式以达避祸、入玄、反抗等目的,都在文章中描述了自己心目中的“大人先生”形象并为之效仿。然而,两人在现实中的行动却因思想上的差异显得不尽相同,并导致两人最终走向不同的结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美学的对冲与互补——以阮籍和嵇康音乐思想为例

阮籍、嵇康作为“竹林七贤”的重要人物,其音乐思想作为魏晋时期的音乐典范具有众多类似之处,他们的音乐思想均受到老庄思想的影响,但二者也具有一定的差异性。从二人对音乐的教化功能、音乐观等方面对二人音乐思想进行探讨,展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音乐审美偏向与其中的内在思想。

复与变:陈子昂、张九龄《感遇》组诗比较研究

在咏怀系列脉络中,陈子昂与张九龄均为承上启下的人物。学术界有关陈、张二人的对比研究主要集中于其诗歌内容的阐述上,除了诗歌中的情感抒写以及美学意涵之外,还包括二人思想体系差异的情况,而在“咏怀祖师”阮籍对二人的影响方面未受到太多注意。本文意图将二者的作品放在阮籍咏怀诗脉络之下,探究其在题材、表现手法、结构和内涵方面的异同,以加深对两位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知识性错误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出现许多知识错误,本文纠正如下:曹丕的谥号不是孝文帝;何晏不是第一个吃五石散的人,五石散也不是"毒药";晋人穿宽大衣服和木屐都不是因为吃五石散;要求和阮籍结亲、杀害嵇康、受到何曾劝告的人不是司马懿;讲"中国之君子,明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的不是季札;嵇康打铁事不见于《与山巨源绝交书》;"不肖"不仅仅是"儿子不像父亲";东晋的人也会写文章;陶渊明从来没有"便伸了足穿上了"。

飞鸟意象穿翔魏晋诗赋的衍变历程

在魏晋文学自觉时代,建安文学的群鸟乱飞,衍变为阮籍苦闷的模糊鸟,再发展到个性化的陶诗田园自由鸟。飞鸟意象由先秦两汉诗的群体性、类别性,至此成为带有诗人明显的主体性。其间诗赋的交流,则使飞鸟意象别开生面。

阮籍《达庄论》与汉魏之际庄学

学术界一般认为 ,阮籍《达庄论》作于高平陵政变之后 ,表达了反对“名教”崇尚“自然”的激烈观点 ,与《大人先生传》相同。通过分析《达庄论》力图调和“名教”与“自然”关系的思想特征 ,结合其他资料 ,可得出该论创作于正始八～九年 (2 4 7～ 2 4 8)正始之音高潮中的结论。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的解《庄》专论 ,它超越了汉魏思想界以“贵生”“隐逸”理解《庄子》的传统 ,将“齐物”视为《庄子》的理论主旨 ,以“元气”论解释了“齐物”思想的合理性 ,力图消除儒家“名教”、“入世”与《庄子》“自然”、“出世”之间的差异 ,从庄学角度丰富了正始玄学的“儒道同”理论 ,并为后来向秀、郭象建立以“性分”为基础的“冥物”(齐物 )学说 ,开辟了学术理路。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作年

关于阮籍《为郑冲劝晋王笺》的写作年代主要有三种看法：一是景元四年十月，二是甘露三年，三是景元二年。其中第一种说法影响最大，几为定论。经考证，阮籍此笺作于甘露五年四月。

论阮籍前后期美学思想的转向——以其音乐美学思想为例

阮籍的美学思想由前期充满儒家经学实用的美学思想蜕变为后期庄学色彩浓厚的逍遥美学思想。它的蜕变与玄学思潮的影响以及魏晋朝代交替的残酷斗争息息相关。后期的逍遥美学思想是阮籍引庄入儒、引庄释儒,将乐的审美价值归结到实现个体心灵的自由,以庄子逍遥逸放的自由精神铸就魏晋风度的人格理想,从而为中国逍遥音乐美学抹上了浓重的一笔。

论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人格理想

阮籍从崇儒转向拜道,以放荡不羁、不拘礼法的思想言行抗争司马集团势力。阮籍"越名教而任自然"人格理想的形成是客观现实与独特个性相碰撞的产物,也是外在思想影响与内心冲突相结合的结果;理性分析其人格理想对我国当前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竹林玄学”文本诠释思想探析——以阮籍和嵇康为例

竹林时期玄学思想重点围绕道家《庄子》展开,其思想追求和生活方式均源自对《庄子》的"体验式"理解,与"体验式"理解相互彰显的是竹林玄学的表达方式:诗。"体验式"理解与诗的结合,张扬了文本理解过程中的主体性,造就了竹林时期以精神体验为追求的文本诠释取向,统一了文本诠释与生命践履,由此开显出一个审美境界。同时,体验式理解对主体性的张扬和对经典文本的疏离,也为相对主义打开了缺口,对这种缺口的弥补,构成了郭象《庄子注》的主要任务。

曹芳被废与阮籍心灵的裂变——论阮籍《首阳山赋》在其心灵史上的意义

少帝曹芳被废,使阮籍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波动和震荡,阮籍在《首阳山赋》中,既哀伤了少帝曹芳的被废,同时也自觉地对自己的人生出处进行了反思。在阮籍心灵史上,《首阳山赋》是一座不可忽视的心灵界碑。

魏晋六朝的啸——兼论啸与魏晋风度

魏晋六朝时啸有了很大的发展 ,一大批士大夫爱啸 ,他们成为啸的主角 ,使啸的主体发生变化 ;名士和隐士之啸享誉一时 ,啸成为社会时尚 ,普遍地参与到社会文化、名士风度和魏晋精神文化的建构中 ,士大夫把魏晋之啸推向历史的高峰。

论阮籍的出处矛盾及其美学意蕴

阮籍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最主要者应为徘徊于名教与自然之间的出处矛盾,一方面,它作为连接竹林玄学与元康玄学之间的过渡环节,对于玄学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它也造成了阮籍在生存、思想和表达上的诸多矛盾。现实环境的险恶与出处方式的先行性,使阮籍成为孤独的沉默者,诸多矛盾又倾吐于八十二首《咏怀诗》中。阮籍会通出处的尝试奠定了后世士人出处的基本模式,并对此后的中国美学产生深远影响。

《咏怀诗·其三》的曲折用典与阮籍的心志

黄帝的“东园”,有凤没身居之。汉宣帝的杜陵,非但曾被称为“东园”,也有凤十一集之的传闻。而葬有曹丕与司马懿的首阳山,在阮籍看来,却是一个“凤翔过而不集,呜枭群而并栖”的所在。阮籍在其咏怀诗中,正是以“东园”隐喻皇家陵园。本文作者认为,理解《咏怀诗·其三》首二句的关键,不在以“嘉树”之喻曹爽；而在以“季孙氏”喻曹魏政权。而此时的曹魏政权在阮籍心中,只是一座已经造就了自己的掘墓人的陵墓。

从《咏怀诗》看阮籍的政治远识

曹魏正始八年至九年间阮籍为尚书郎 ,很快称病辞去。用诗史互证的方法不难看出辞职的原因是他看出了其时的尚书何晏等人业已十分腐朽 ,以录尚书事、大将军曹爽为首的集团虽然重权在握 ,但面临着巨大的危机 ;从《咏怀诗》看去 ,阮籍最看不惯他们荒淫腐朽的生活作风 ,担心他们的前途 ,也为国家的命运担忧 ,他本人不得已而走向隐逸 ,尽管他一向是希望有所作为的。《咏怀诗》可以解释阮籍何以辞去尚书郎一职 。

阮籍任东平相考——兼论两晋“仕贵遗务”之风的形成

曹魏末期,皇室与司马氏的矛盾日渐公开化。高贵乡公即位后,阮籍受到延揽,从"职参谋议"的司马氏从事中郎,转任皇帝的陪侍近臣散骑常侍,陷入了政治与伦理的双重困境。他求任东平相,旨在逃离是非。但这次外任也为他提供了实践为政理念的机会,《东平赋》就是其为政体验与心理历程的记录。从中可知,由于他秉持的玄学化为政观念与地方政情之间存在扞格,东平理政的尝试并未取得实效。但两晋时期,玄学盛行朝野,竹林七贤成为士林偶像,其为政观念也被继承,成为"仕贵遗务"之风形成的导源因素之一。

王维与阮籍——兼论对王维的评价问题

在王维研究中,人们习惯于将王维描述成一个佛教徒,一个隐士,一个田园山水诗人,并习惯于对王维诗中的“禅趣”和“禅意”以及王维同陶渊明、谢灵运等田园山水诗人的传承关系作分析。这种研究有其合理性,但以偏概全,据统计,王维存诗四百多首,田园山水诗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一,王维诗歌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其中蕴涵的情感也相当复杂,故“佛教徒、隐士、田园山水诗人”还无法概括王维一生及其在诗歌中表现出的情感状态。而从王维与阮籍的关系角度入手可以破解王维研究中的许多迷茫和王维自身及诗歌中表现出的种种矛盾心态,从而揭示王维的“生命本相”。